第七章 在蘇聯 三 我不認罪

投敵，就是與日本人長期勾結的結果。

    我為了開脫自己，卻回避了這個問題，隻顧談了我怎麼被逼和受害。

     外邊的帝國主義和裡邊的反動勢力的勾結，跟任何黑幫搭夥一樣，内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卻把這類事說成好像是善與惡的沖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幾次表現了激動。

    談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時，一個日本律師向我提出，我攻擊了日本天皇的祖宗，這很不合乎東方的道德。

    我激昂地大聲咆哮：“我可是并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猶忿忿不已。

    提起了譚玉齡之死，我把自己的懷疑也當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實，并且悲忿地說：“連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殺害！”固然，這時我的心情是激動的，但同時，我更願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個被迫害者。

     被告的辯護人為了減輕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許多辦法來對付我，企圖降低我的證言價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證人資格。

    當然，他們是失敗了；即使他們真把我全否定了，也無法改變被告者的命運。

    但是如果他們是在利用我的畏懼懲罰的心理，使我少談真相，那麼他們是達到了部分目的。

    我還記得在我曆數日本戰犯的罪行之後，一個美國律師對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終究要受中國政府的裁判的！”他這話确實打中了我的要害，說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

    我就是出于這種心理，才把投敵叛國說成是被綁架的結果的。

    我把我與日本的勾結，一律否認，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給南次郎寫的信時，我也堅決否認，說成是日本人僞造的。

    我掩蓋了這件事，也掩蓋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一陰一謀手段，所以到頭來還是便宜了日本軍國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