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僞滿十四年 六 幻想的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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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來。
我知道惟一的辦法就是堅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一連幾天心驚肉跳,疑慮叢生。
我考慮這件事隻有兩個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說出了真話。
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功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有的機器。
我沒有找到什麼機器,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
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不能否定,于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懂得的事就比“淩升事件”告訴我的更多了。
我再不跟任何外來人說真心話,我對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
事實上,自從我訪日回來發表講演之後,主動來見的人即逐漸減少,到德王會見之後,更近于絕迹。
到了一九三七年,關東軍更想出了一個新規矩,即每逢我接見外人,須由“帝室禦用挂”在旁侍立。
進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緊張。
在“七七”事變前這半年間,日本加緊了準備工作。
為了鞏固它的後方基地的統治,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愛國活動,進行了全面的鎮壓。
一月四日,以“滿洲國皇帝敕令”頒行了“滿洲帝國刑法”,接着便開始了“大檢舉”、“大讨伐”,實行了“保甲連坐法”,“強化協和會”,修“警備道”,建“碉堡”,歸屯并村。
日本這次調來大量隊伍,用大約二十個日本師團的兵力來對付擁有四萬五千餘人的抗日聯軍。
與此同時,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國會會員,搜捕一切被認做“不穩”的人。
這一場“大檢舉”與“大讨伐”,效果并不理想,關東軍司令官向我誇耀了“皇軍”威力和“赫赫戰果”之後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規模調兵遣将(後來知道是七十萬日軍和三十萬僞軍),舉行了新“讨伐”,同時據我的親信、警衛處長佟濟煦告訴我,各地經常有人失蹤,好像反滿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從關東軍司令官的談話中,從“總理大臣”的例行報告中,向來是聽不到什麼真消息的,隻有佟濟煦還可以告訴我一些。
他曾經告訴過我,關東軍司令官對我談的“讨伐”勝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滅的“土匪”也很難說是什麼人。
他說,他有個被抓去當勞工的親戚,參加修築過一件秘密工程,據這個親戚說,這項工程完工後,勞工幾
我知道惟一的辦法就是堅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一連幾天心驚肉跳,疑慮叢生。
我考慮這件事隻有兩個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說出了真話。
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功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有的機器。
我沒有找到什麼機器,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
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不能否定,于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懂得的事就比“淩升事件”告訴我的更多了。
我再不跟任何外來人說真心話,我對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
事實上,自從我訪日回來發表講演之後,主動來見的人即逐漸減少,到德王會見之後,更近于絕迹。
到了一九三七年,關東軍更想出了一個新規矩,即每逢我接見外人,須由“帝室禦用挂”在旁侍立。
進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緊張。
在“七七”事變前這半年間,日本加緊了準備工作。
為了鞏固它的後方基地的統治,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愛國活動,進行了全面的鎮壓。
一月四日,以“滿洲國皇帝敕令”頒行了“滿洲帝國刑法”,接着便開始了“大檢舉”、“大讨伐”,實行了“保甲連坐法”,“強化協和會”,修“警備道”,建“碉堡”,歸屯并村。
日本這次調來大量隊伍,用大約二十個日本師團的兵力來對付擁有四萬五千餘人的抗日聯軍。
與此同時,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國會會員,搜捕一切被認做“不穩”的人。
這一場“大檢舉”與“大讨伐”,效果并不理想,關東軍司令官向我誇耀了“皇軍”威力和“赫赫戰果”之後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規模調兵遣将(後來知道是七十萬日軍和三十萬僞軍),舉行了新“讨伐”,同時據我的親信、警衛處長佟濟煦告訴我,各地經常有人失蹤,好像反滿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從關東軍司令官的談話中,從“總理大臣”的例行報告中,向來是聽不到什麼真消息的,隻有佟濟煦還可以告訴我一些。
他曾經告訴過我,關東軍司令官對我談的“讨伐”勝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滅的“土匪”也很難說是什麼人。
他說,他有個被抓去當勞工的親戚,參加修築過一件秘密工程,據這個親戚說,這項工程完工後,勞工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