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 “難兄難弟”的又一個

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裡面，居然有着三個學徒，這也可算是這幾個人的奮鬥史的特色。

    已談過的兩個是乃器和公樸，第三個要輪到沙千裡先生。

     據千裡說，他在民國十八年（距今八年前）就曾經來看過我；那時我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上辦《生活》周刊，他已在一家趸批疋頭的字号裡做帳房先生了。

    這一段故事，以及當時的情景，我已完全不記得。

    就尋常說，帳房先生所注意的隻是算盤，他竟注意到《生活》周刊，他平日對于新運動的注意和同情，從這種小事裡已可想見了。

    後來我們就一直沒有見過面，直到我由香港回到上海，才在救國會的會議席上遇着。

    我想千裡在八年前來看我的時候，那裡夢想得到我們會住在一個牢獄裡？ 但是因此我對于我們的這個“小弟弟”的生平懂得更清楚一些，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他是蘇州人，生長在上海，十五歲的時候小學還未讀完，就被送到一家趸批疋頭的字号裡做學徒，每月僅得“月規錢”二百文。

    因為他學習敏捷，辦事負責，過了兩年多就升任職員，每月月薪四塊錢。

    不久帳房缺人，他被請代理帳房，後就擔任清帳房，月薪有了二十元，年齡約在二十歲左右。

    好些職員在閑暇的時候，喜歡酒食征逐，狂嫖濫賭，他卻能利用閑暇的時間來增加自己的知識。

    他先在補習學校補習英文，喜歡閱看前進的刊物。

    後來他過着工讀的生活；一面做帳房先生，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