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難兄難弟”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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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又問道:“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動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

    ”乃器又不加思索地高聲答道:“是!”他接着又發出他的獅吼:“中國工人在日本紗廠所受的虐待,和豬猡一樣,請審判長問一問全法庭的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對于本國同胞遭受到侵略者這樣慘酷的待遇,誰不表同情!”站在左右的法警弟兄們,聽到他這幾句激昂慷慨的話語,也不自覺地大點其頭! 我和乃器同做了囚犯之後,對于他由窮苦奮鬥出來的經曆,也比較地更清楚些。

    他生于浙江青田的鄉間,求學的機會很少,二十歲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畢業後,就進浙江實業銀行做練習生,每月隻得津貼兩塊錢。

    一年後他辭職往北方入通縣農工銀行做營業主任。

    這是一個附屬于财政部的小銀行,号稱營業主任,月薪隻有十六元。

    一年後升任襄理兼營業主任,月薪加了十塊錢,但是和當時政府有關系的銀行,政局有些變動,辦事人的飯碗也随着變動,因此即此月薪廿六元的襄理,他隻做了不到一年,便滾蛋了。

    剛巧在北京有美國人和中國人合設中美實業公司,經營貿易和投資,美國人做經理,會計主任請他做,月薪有八十元,而且供膳宿,但是隻做了三個月,因為代表美國人利益的洋經理擅用威權,他又憤然辭職。

    這樣一來,二十四歲的章乃器又陷入了失業的恐慌境域,過着半年的很窮苦的流浪生活。

    随後回到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的當局請他回到銀行裡去做營業部科員,月薪二十二元。

    十幾年來因勞績逐漸升任副經理兼檢查部主任,後來又兼任中國征信所董事長,現在為着參加救國運動,都一筆鈎消了! 從乃器的經曆裡,很顯然地可以看到他辦事的勇于負責,更可以看到他的正直的性格是在随處流露着。

    我尤其感觸的是常人在職業上的位置愈高,往往愈頹唐,暮氣愈深,學識也愈退步;乃器便完全兩樣。

    我們每讀他的文章,——尤其是兩三年來有關救國問題的文章——沒有不感覺到他從實踐中得來的學識是時刻在那裡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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