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産階級儒生之崛起
關燈
小
中
大
段，乃是以發展實業即實現中國的實業化為目标，張之洞大人在廣東施政期間形成了這一思想，後來在武昌付諸實施。
第二階段始于甲午戰争之後，其目标是振興軍事，即使中國的軍隊實現軍事近代化，改革軍事體制。
在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張之洞編練了一支由德國軍官訓練的中國模範軍隊。
這場改革運動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開始于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其直接目标是實現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英國，按照馬修·阿諾德的說法，正是紐曼博士領導的牛津運動的影響，才導緻了中産階級及其自由主義的崩潰；同樣，在中國，也正是由于中國的“牛津運動”的影響，我們才得以推翻李鴻章及其統率的粗鄙、腐敗的寡頭政治。
“牛津運動”的影響——或者說是那種對優雅事物的熱忱摯愛、那種高尚的“牛津情感”使得張之洞覺察到了李鴻章當年引進的那些外國社會發展模式及其所導緻的統治階層的粗陋與腐敗，并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
張之洞和所有中國“牛津運動”的成員，最初都堅決反對引進外國的社會發展模式，因為他們當時都一眼看穿了伴随這些發展模式而将要紛至沓來的粗鄙和醜陋。
然而，中法戰争之後，張之洞大人逐漸認識到，所謂“以忠信為甲胄、以禮義為幹橹”的主張，即僅僅使用嚴正的儒教原則來對付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及其所指揮的那些配備有駭人巨炮的醜陋的鋼鐵戰艦，絕對是無濟于事的。
于是，他不得不開始尋求調和折衷的道路。
一方面，他覺得利用那些醜陋可怕但威力驚人的外國器物乃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在使用這些現代工業文明産物的同時，應該并且能夠盡可能地消除其中包含的庸俗、醜陋的部分。
在這裡，我想指出，盡管張之洞大人後來改變了自己的政見，但是他所主張的改革跟李鴻章是絕對不同的——這樣一個事實可以作為證明他的純潔動機和高尚愛國精神的證據。
他在擔任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的時候，正如有些宵小可能會加以指責的，他“濫用公款以引進西人器物”，但同時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私人财産，用以創辦各類高等學院和學堂，并專門鼓勵人們研習儒家原則（即創辦存古學堂之類的學堂）。
他認為，在這種時候，為時局所迫，他引進了西方的近代器物，為了消弭随之而來的粗鄙，就必須加強對儒家經典的研習。
因此，這種“存古”之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必要。
于是，張之洞大人變成了一個維新主義者。
這位昔日“牛津運動”幹将推行的新政政策，也成為中國的一股政治潮流——從最初的阻礙、抑制到最終的摧毀和消弭，他成功地化解了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及其推行的鄙陋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政治影響。
事實上，正是這股中國“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情感浪潮，助長了中國的儒生階層對于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的不滿，也助長了對那種自以為是的中産階級自由主義的不滿，并為其在甲午戰後的突然崩潰和最後消亡鋪平了道路。
當李鴻章帶着《馬關條約》及莫大的恥辱從日本回國時，也正是那種當年由“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潛在不滿情緒，使得頑固保守分子——如帝師翁同龢之流——也悍然将自身的命運與暴發的康有為新黨及其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綁到一起了。
馬修·阿諾德說：“一股對于既往曆史的強烈不滿情緒，一種對于抽象革新體制的生搬硬套，一套精心炮制、文采華麗的新式學說，一個面向未來、自稱前景遠大的合理社會構想：所有這些，就是雅各賓主義的做派。
”我認為，這也是李提摩太牧師和為那些自命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所極為贊賞的康有為們的做派。
更有甚者，“外國朋友們”不僅贊賞康有為們以及他們膽大妄為的做派，當皇太後陛下努力以最體面的方式試圖将中國從康有為們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出來的時候，列國的駐華公使居然千方百計幹涉她，甚至還起了限制她老人家行動自由的罪惡念頭。
至于中國的普通民衆——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則奮起支持皇太後陛下，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從而使中國的局勢變得更加錯綜複雜。
西方人錯誤地認為，在中國，隻有儒生才會排外，一般老百姓則不排外。
殊不知，在所有國家裡，普通民衆往往都會比知識階層更為保守。
在中國，儒生們同普通民衆一樣排外，但如果論及對維新變法的反對，恐怕後者的反對情緒還要嚴重些——總之，在中國隻有一個階層既不排外也不反對維新變法，那就是在中外貿易中暴發的買辦階層。
中國的普通民衆之所以奮起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乃是因為這種激進的思潮意味着中國要陷入全盤西化的深淵。
盡管我還不能确定早期的“中國牛津運動”對于普通民衆的影響有多深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無疑有助于一般民衆憑自身的文化本能而感覺到，中國的全盤西化意味着西方那種粗鄙、醜陋的工業文明的大肆輸入。
因此，當普通民衆看到歐美列強公然支持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時，他們奮起反抗，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所有在華的外國人都消滅或趕出中國，便是不幸而又順理成章的結果了——所有這一切的原因，乃是在于：對普通民衆而言，全盤西化意味着讓那種粗鄙、醜陋的現代工業文明之惡魔主宰這個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古老帝國的命運，進一步，對于那些滿腦子充滿恐懼的普通民衆所做的一切，我們也不難理解了。
總之，這就是當年義和團成員為何陷入一種群體性狂熱的道德原因。
由此，北京的局勢頓時變得複雜至極，同時也危險之至。
皇太後陛下竭盡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
但是，那些駐在北京的歐洲列國的外交官們，不僅不對我們這位國母表示起碼的同情，反而極盡威脅恫吓之能事，到處帶着自己手下的小撮衛兵在中國的首都耀武揚威。
為了抵制康有為們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的影響，皇太後陛下不得不召喚滿洲貴族的高貴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
已故的宓吉先生在其《英國人在中國》一書中指出，在中國近代各階層中，滿洲貴族其實是最不排外的。
然而，此時此刻，滿洲人的熱血沸騰起來。
這沸騰的熱血，帶着他們的高貴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這種力量同外國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吓狹路相逢，一場大危機的爆發也就在所難免了。
到了這個時候，即便皇太後陛下再偉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靈活，也是無能為力了——正如一個德國詩人所言：“攻擊愚昧，神仙來戰也是枉然。
”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大人要扮演一個非常尴尬的角色——眼下，康有為及其所倡導的雅各賓主義已然偏離了他的維新方案。
不僅是康有為，還有那個在雅各賓主義
第二階段始于甲午戰争之後，其目标是振興軍事，即使中國的軍隊實現軍事近代化，改革軍事體制。
在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張之洞編練了一支由德國軍官訓練的中國模範軍隊。
這場改革運動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開始于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其直接目标是實現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英國，按照馬修·阿諾德的說法，正是紐曼博士領導的牛津運動的影響，才導緻了中産階級及其自由主義的崩潰；同樣，在中國，也正是由于中國的“牛津運動”的影響，我們才得以推翻李鴻章及其統率的粗鄙、腐敗的寡頭政治。
“牛津運動”的影響——或者說是那種對優雅事物的熱忱摯愛、那種高尚的“牛津情感”使得張之洞覺察到了李鴻章當年引進的那些外國社會發展模式及其所導緻的統治階層的粗陋與腐敗，并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
張之洞和所有中國“牛津運動”的成員，最初都堅決反對引進外國的社會發展模式，因為他們當時都一眼看穿了伴随這些發展模式而将要紛至沓來的粗鄙和醜陋。
然而，中法戰争之後，張之洞大人逐漸認識到，所謂“以忠信為甲胄、以禮義為幹橹”的主張，即僅僅使用嚴正的儒教原則來對付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及其所指揮的那些配備有駭人巨炮的醜陋的鋼鐵戰艦，絕對是無濟于事的。
于是，他不得不開始尋求調和折衷的道路。
一方面，他覺得利用那些醜陋可怕但威力驚人的外國器物乃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在使用這些現代工業文明産物的同時，應該并且能夠盡可能地消除其中包含的庸俗、醜陋的部分。
在這裡，我想指出，盡管張之洞大人後來改變了自己的政見，但是他所主張的改革跟李鴻章是絕對不同的——這樣一個事實可以作為證明他的純潔動機和高尚愛國精神的證據。
他在擔任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的時候，正如有些宵小可能會加以指責的，他“濫用公款以引進西人器物”，但同時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私人财産，用以創辦各類高等學院和學堂，并專門鼓勵人們研習儒家原則（即創辦存古學堂之類的學堂）。
他認為，在這種時候，為時局所迫，他引進了西方的近代器物，為了消弭随之而來的粗鄙，就必須加強對儒家經典的研習。
因此，這種“存古”之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必要。
于是，張之洞大人變成了一個維新主義者。
這位昔日“牛津運動”幹将推行的新政政策，也成為中國的一股政治潮流——從最初的阻礙、抑制到最終的摧毀和消弭，他成功地化解了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及其推行的鄙陋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政治影響。
事實上，正是這股中國“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情感浪潮，助長了中國的儒生階層對于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的不滿，也助長了對那種自以為是的中産階級自由主義的不滿，并為其在甲午戰後的突然崩潰和最後消亡鋪平了道路。
當李鴻章帶着《馬關條約》及莫大的恥辱從日本回國時，也正是那種當年由“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潛在不滿情緒，使得頑固保守分子——如帝師翁同龢之流——也悍然将自身的命運與暴發的康有為新黨及其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綁到一起了。
馬修·阿諾德說：“一股對于既往曆史的強烈不滿情緒，一種對于抽象革新體制的生搬硬套，一套精心炮制、文采華麗的新式學說，一個面向未來、自稱前景遠大的合理社會構想：所有這些，就是雅各賓主義的做派。
”我認為，這也是李提摩太牧師和為那些自命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所極為贊賞的康有為們的做派。
更有甚者，“外國朋友們”不僅贊賞康有為們以及他們膽大妄為的做派，當皇太後陛下努力以最體面的方式試圖将中國從康有為們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出來的時候，列國的駐華公使居然千方百計幹涉她，甚至還起了限制她老人家行動自由的罪惡念頭。
至于中國的普通民衆——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則奮起支持皇太後陛下，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從而使中國的局勢變得更加錯綜複雜。
西方人錯誤地認為，在中國，隻有儒生才會排外，一般老百姓則不排外。
殊不知，在所有國家裡，普通民衆往往都會比知識階層更為保守。
在中國，儒生們同普通民衆一樣排外，但如果論及對維新變法的反對，恐怕後者的反對情緒還要嚴重些——總之，在中國隻有一個階層既不排外也不反對維新變法，那就是在中外貿易中暴發的買辦階層。
中國的普通民衆之所以奮起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乃是因為這種激進的思潮意味着中國要陷入全盤西化的深淵。
盡管我還不能确定早期的“中國牛津運動”對于普通民衆的影響有多深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無疑有助于一般民衆憑自身的文化本能而感覺到，中國的全盤西化意味着西方那種粗鄙、醜陋的工業文明的大肆輸入。
因此，當普通民衆看到歐美列強公然支持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時，他們奮起反抗，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所有在華的外國人都消滅或趕出中國，便是不幸而又順理成章的結果了——所有這一切的原因，乃是在于：對普通民衆而言，全盤西化意味着讓那種粗鄙、醜陋的現代工業文明之惡魔主宰這個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古老帝國的命運，進一步，對于那些滿腦子充滿恐懼的普通民衆所做的一切，我們也不難理解了。
總之，這就是當年義和團成員為何陷入一種群體性狂熱的道德原因。
由此，北京的局勢頓時變得複雜至極，同時也危險之至。
皇太後陛下竭盡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
但是，那些駐在北京的歐洲列國的外交官們，不僅不對我們這位國母表示起碼的同情，反而極盡威脅恫吓之能事，到處帶着自己手下的小撮衛兵在中國的首都耀武揚威。
為了抵制康有為們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的影響，皇太後陛下不得不召喚滿洲貴族的高貴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
已故的宓吉先生在其《英國人在中國》一書中指出，在中國近代各階層中，滿洲貴族其實是最不排外的。
然而，此時此刻，滿洲人的熱血沸騰起來。
這沸騰的熱血，帶着他們的高貴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這種力量同外國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吓狹路相逢，一場大危機的爆發也就在所難免了。
到了這個時候，即便皇太後陛下再偉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靈活，也是無能為力了——正如一個德國詩人所言：“攻擊愚昧，神仙來戰也是枉然。
”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大人要扮演一個非常尴尬的角色——眼下，康有為及其所倡導的雅各賓主義已然偏離了他的維新方案。
不僅是康有為，還有那個在雅各賓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