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滿人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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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帝國首都的翰林院是中國的牛津，整個帝國的知識分子精英都在那裡，此地因而堪稱知識精英荟萃的寶地。
這個翰林院，正是我所說的“中國牛津運動”的策源地和總部。
對于那些參與、堅持這場運動的年輕翰林們，我們稱之為“清流黨”，或曰“民族淨化黨”。
這場席卷整個中國的民族淨化運動，就像當年英國的牛津運動一樣，可以被看作為儒林中保守的高教會派的複興。
至于運動的目的，則是反對那些為李鴻章和中國的自由主義分子所熱衷并大肆引進的外國制度和理念，保守的“清流黨”極力呼籲中國國民更嚴格地信守幾千年來為儒家所遵奉的基本原則，以圖淨化本民族之心靈，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
為了讓民衆更清楚地了解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詳細地談談目前中國社會的本質以及社會秩序。
馬修·阿諾德先生曾将英國國民劃分成三大階層——野蠻人、中産階級和民衆。
同樣，中國人也可以依照這種劃分法分為三類：野蠻人或曰“蠻族”，是滿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後，他們（旗人）生來就是貴族了，這是基本的事實；中産階級則是飽讀詩書的儒生階層，文人學士就是從這個階層中産生的；民衆則是中下層市民和勞工們。
在民衆階層中，從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買辦們憑借其勤勞與鑽營的本領，也有可能跻身貴族之列。
滿洲貴族的特長，在于他們的英雄氣概或曰高貴品德；以儒生們為代表的中産階級的特長，則在于他們的智識；而民衆階層的特長，則在于他們的勤勞，或者說是辛勤工作的能力。
孔子曾說：“力行近乎仁”，而馬修·阿諾德先生則将這種生生不息的勤勞精神稱為“希伯萊精神”，這就是中國民衆或勞工階級的勤勞力量；孔子又說過：“好學近乎智”，馬修·阿諾德相應地将中産階級的特點稱為“希臘精神”，這就是中國的儒生的知識力量；最後，孔子的另一句話——“知恥近乎勇”，描述出滿洲貴族的高尚氣節與高貴品格：作為中國惟一的軍事部族的後裔，不客氣地說，滿洲人遠比漢人有氣節，因為他們的祖先是英勇而無所畏懼的戰士，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尚武更能養成高尚的氣節與高貴的個人品德。
一個真正的戰士，總是不斷地以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激勵自己，而自我犧牲正是所有高尚氣節和高貴品格的來源。
“滿洲之根本為騎射。
”這一滿洲人的祖訓是他們英雄傳統的最好诠釋。
中國社會如果想實現健康、正常的運轉，必須首先依靠民衆或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去生産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證整個社會物質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樂；其次，還必須依靠中國儒生的知識能力去教化民衆，管理并正确使用他們身上所具備的勤勞力量，并适當地供應知識成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依靠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來指導民衆，将他們的勤勞力量引導到一個高尚目的之上。
總而言之，在中國，民衆的勤勞力量主導生産，儒生的知識能力主導教化；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則主宰民衆的力量，以使整個國家的國民都足以過上充裕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成果。
作為一個外國人，如果他（她）曾經在中國内地旅行過，曾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舊時橋梁和運河，将會理解我所說的對于人民生活的高尚指導會是什麼樣的。
總之，這個階層存在的最大意義在于引導民衆的勤勞力量在物質方面趨向一個高尚目的而不至于無所歸依。
至于精神方面，像編篡《康熙字典》那樣的宏偉著作，就充分地證明清朝早期的皇帝所具備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們如何指導精神生産也趨向同一個高尚目的。
然而，在外來勢力侵入中國之前，中國社會承平日久，也就自然産生了這樣一種必然的結果：由于缺乏積極的軍事活動的刺激，滿洲貴族的高尚品格不免會出現退化、萎縮；至于中國的儒生們，他們為了在各級科舉考試脫穎而出，還必須苦心孤詣，在這一過程中其知識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煉。
不過，這也是有限的：清朝開國時伴随着滿洲貴族入關而帶來的那種激人奮發的精神及其影響，到眼下這個時候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了。
相應地，儒生們的智識也大大衰退，盡管讀書人為數不少，但是他們失去了“魂”。
如果我們把康熙年間中國文人的文學作品——特别是詩歌——和那些在滿洲貴族的奮發精神及影響削弱後由文人們作出的詩歌加以比較，這一點就非常明顯了。
實際上，中國儒生的智識，在失去了強力的滿洲貴族高貴精神之哺乳後，也就逐漸失去了優雅，從而日漸變得鄙陋和粗俗。
中國在承平日久之後
這個翰林院，正是我所說的“中國牛津運動”的策源地和總部。
對于那些參與、堅持這場運動的年輕翰林們，我們稱之為“清流黨”，或曰“民族淨化黨”。
這場席卷整個中國的民族淨化運動，就像當年英國的牛津運動一樣，可以被看作為儒林中保守的高教會派的複興。
至于運動的目的，則是反對那些為李鴻章和中國的自由主義分子所熱衷并大肆引進的外國制度和理念，保守的“清流黨”極力呼籲中國國民更嚴格地信守幾千年來為儒家所遵奉的基本原則，以圖淨化本民族之心靈，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
為了讓民衆更清楚地了解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詳細地談談目前中國社會的本質以及社會秩序。
馬修·阿諾德先生曾将英國國民劃分成三大階層——野蠻人、中産階級和民衆。
同樣，中國人也可以依照這種劃分法分為三類：野蠻人或曰“蠻族”，是滿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後，他們（旗人）生來就是貴族了，這是基本的事實；中産階級則是飽讀詩書的儒生階層，文人學士就是從這個階層中産生的；民衆則是中下層市民和勞工們。
在民衆階層中，從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買辦們憑借其勤勞與鑽營的本領，也有可能跻身貴族之列。
滿洲貴族的特長，在于他們的英雄氣概或曰高貴品德；以儒生們為代表的中産階級的特長，則在于他們的智識；而民衆階層的特長，則在于他們的勤勞，或者說是辛勤工作的能力。
孔子曾說：“力行近乎仁”，而馬修·阿諾德先生則将這種生生不息的勤勞精神稱為“希伯萊精神”，這就是中國民衆或勞工階級的勤勞力量；孔子又說過：“好學近乎智”，馬修·阿諾德相應地将中産階級的特點稱為“希臘精神”，這就是中國的儒生的知識力量；最後，孔子的另一句話——“知恥近乎勇”，描述出滿洲貴族的高尚氣節與高貴品格：作為中國惟一的軍事部族的後裔，不客氣地說，滿洲人遠比漢人有氣節，因為他們的祖先是英勇而無所畏懼的戰士，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尚武更能養成高尚的氣節與高貴的個人品德。
一個真正的戰士，總是不斷地以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激勵自己，而自我犧牲正是所有高尚氣節和高貴品格的來源。
“滿洲之根本為騎射。
”這一滿洲人的祖訓是他們英雄傳統的最好诠釋。
中國社會如果想實現健康、正常的運轉，必須首先依靠民衆或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去生産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證整個社會物質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樂；其次，還必須依靠中國儒生的知識能力去教化民衆，管理并正确使用他們身上所具備的勤勞力量，并适當地供應知識成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依靠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來指導民衆，将他們的勤勞力量引導到一個高尚目的之上。
總而言之，在中國，民衆的勤勞力量主導生産，儒生的知識能力主導教化；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則主宰民衆的力量，以使整個國家的國民都足以過上充裕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成果。
作為一個外國人，如果他（她）曾經在中國内地旅行過，曾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舊時橋梁和運河，将會理解我所說的對于人民生活的高尚指導會是什麼樣的。
總之，這個階層存在的最大意義在于引導民衆的勤勞力量在物質方面趨向一個高尚目的而不至于無所歸依。
至于精神方面，像編篡《康熙字典》那樣的宏偉著作，就充分地證明清朝早期的皇帝所具備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們如何指導精神生産也趨向同一個高尚目的。
然而，在外來勢力侵入中國之前，中國社會承平日久，也就自然産生了這樣一種必然的結果：由于缺乏積極的軍事活動的刺激，滿洲貴族的高尚品格不免會出現退化、萎縮；至于中國的儒生們，他們為了在各級科舉考試脫穎而出，還必須苦心孤詣，在這一過程中其知識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煉。
不過，這也是有限的：清朝開國時伴随着滿洲貴族入關而帶來的那種激人奮發的精神及其影響，到眼下這個時候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了。
相應地，儒生們的智識也大大衰退，盡管讀書人為數不少，但是他們失去了“魂”。
如果我們把康熙年間中國文人的文學作品——特别是詩歌——和那些在滿洲貴族的奮發精神及影響削弱後由文人們作出的詩歌加以比較，這一點就非常明顯了。
實際上，中國儒生的智識，在失去了強力的滿洲貴族高貴精神之哺乳後，也就逐漸失去了優雅，從而日漸變得鄙陋和粗俗。
中國在承平日久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