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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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筆者與一些外國人讨論這樣的問題：生活在上海的中國人與歐洲人相比，誰更講道德？對于這一比較，一個英國人評論說：“那完全要看你個人的立場是什麼樣的了。
”這位英國先生所持的此種“立場”哲學，就是馬修·阿諾德先生所說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無神論”之代稱，他說：“現在，有一種哲學在我們中間廣為流傳，它使人們相信，在這個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為正當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舉世公認和切實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當的理由這些東西是不存在的。
”阿諾德接着還引用《泰晤士報》上的一篇文章說：“試圖将那些我們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強加于周圍的人，這種努力将會是徒勞的。
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因為每個人對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見。
” 現在，知情人之所以無法幫助英國人了解發生在中國的事變的真實狀況，不但因為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見”，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們根本不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所謂“正确”或“錯誤”觀點！ 我有一個為我所熟識的英國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頭腦最為冷靜的商人之一。
有一次，他光臨寒舍赴宴，我把一個書法家（他的書法的出色足以讓他跻身中國一流書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給他欣賞。
不料，這位可敬的英國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買辦寫漢字寫得要比眼前這幅出色得多——至少，筆劃更為工整。
你看，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見”！ 還有一個我認識的英國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來活躍于上海上流階層的社交圈。
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談起詩來，他說他非常欣賞麥考萊勳爵的《古羅馬之歌》。
尴尬之餘，我便把馬修·阿諾德的相關評論拿出來給他看——阿諾德說，一個人如果不能從麥考萊勳爵那些貌似“黃鐘大呂”般的短歌中辨聽出毛病來，那他根本就不配談詩，甚至還包括麥考萊勳爵的詩： 人們來到這個塵世， 死不過是或早或遲。
依我看，要我讀這樣的詩而不感到惡心和不自在，那真是為難我。
想不到，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國紳士看了後卻對我說，那不過是馬修·阿諾德的個人觀點。
照他看來，這些詩實在是妙不可言。
因此，正如《泰晤士報》所說的那樣，對于詩歌、藝術、宗教、政治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為“陽春白雪”，每個可敬的英國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見”。
當然，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對于中國書法或英國詩歌這類事物發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見”，盡管可能有害，卻無關緊要。
但是，像莫理循博士和濮蘭德先生這樣的《泰晤士報》駐華通訊員，他們對于已故的中國皇太後陛下的個人品德，中國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華文明，也自以為是地發表他們“小小的一己之見”——就如同筆者在前文提到的那個可敬的頭腦冷靜的英國朋友在評論中國書法時所持的态度一樣。
問題的關鍵是，當這些人将他們關于中國事變的狀況所持的“一己之見”送到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而英國政府又根據這些“一己之見”來制定對華政策并采取行動時，悲慘禍亂的發生也就順理成章了——當年，從義和團運動爆發到中國民衆圍攻各國駐北京公使館，這些老爺們的“一己之見”可謂居功至偉啊。
至于前些年日俄兩國悍然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開戰，列強因所謂的“文明問題”而屠殺無辜的中國人，則更是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正确與謬誤的絕對标準呢？對于藝術和詩歌，對于宗教和世俗常規，乃至對于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是不是沒有一個公認的最正當的标準，以使我們得以據之判定世間萬物孰優孰劣呢？談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問題，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會說：“是的，有一個标準，那就是我們基督
”這位英國先生所持的此種“立場”哲學，就是馬修·阿諾德先生所說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無神論”之代稱，他說：“現在，有一種哲學在我們中間廣為流傳，它使人們相信，在這個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為正當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舉世公認和切實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當的理由這些東西是不存在的。
”阿諾德接着還引用《泰晤士報》上的一篇文章說：“試圖将那些我們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強加于周圍的人，這種努力将會是徒勞的。
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因為每個人對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見。
” 現在，知情人之所以無法幫助英國人了解發生在中國的事變的真實狀況，不但因為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見”，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們根本不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所謂“正确”或“錯誤”觀點！ 我有一個為我所熟識的英國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頭腦最為冷靜的商人之一。
有一次，他光臨寒舍赴宴，我把一個書法家（他的書法的出色足以讓他跻身中國一流書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給他欣賞。
不料，這位可敬的英國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買辦寫漢字寫得要比眼前這幅出色得多——至少，筆劃更為工整。
你看，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見”！ 還有一個我認識的英國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來活躍于上海上流階層的社交圈。
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談起詩來，他說他非常欣賞麥考萊勳爵的《古羅馬之歌》。
尴尬之餘，我便把馬修·阿諾德的相關評論拿出來給他看——阿諾德說，一個人如果不能從麥考萊勳爵那些貌似“黃鐘大呂”般的短歌中辨聽出毛病來，那他根本就不配談詩，甚至還包括麥考萊勳爵的詩： 人們來到這個塵世， 死不過是或早或遲。
依我看，要我讀這樣的詩而不感到惡心和不自在，那真是為難我。
想不到，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國紳士看了後卻對我說，那不過是馬修·阿諾德的個人觀點。
照他看來，這些詩實在是妙不可言。
因此，正如《泰晤士報》所說的那樣，對于詩歌、藝術、宗教、政治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為“陽春白雪”，每個可敬的英國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見”。
當然，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對于中國書法或英國詩歌這類事物發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見”，盡管可能有害，卻無關緊要。
但是，像莫理循博士和濮蘭德先生這樣的《泰晤士報》駐華通訊員，他們對于已故的中國皇太後陛下的個人品德，中國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華文明，也自以為是地發表他們“小小的一己之見”——就如同筆者在前文提到的那個可敬的頭腦冷靜的英國朋友在評論中國書法時所持的态度一樣。
問題的關鍵是，當這些人将他們關于中國事變的狀況所持的“一己之見”送到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而英國政府又根據這些“一己之見”來制定對華政策并采取行動時，悲慘禍亂的發生也就順理成章了——當年，從義和團運動爆發到中國民衆圍攻各國駐北京公使館，這些老爺們的“一己之見”可謂居功至偉啊。
至于前些年日俄兩國悍然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開戰，列強因所謂的“文明問題”而屠殺無辜的中國人，則更是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正确與謬誤的絕對标準呢？對于藝術和詩歌，對于宗教和世俗常規，乃至對于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是不是沒有一個公認的最正當的标準，以使我們得以據之判定世間萬物孰優孰劣呢？談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問題，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會說：“是的，有一個标準，那就是我們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