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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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北京時,獨自住在燕京大學租借的達園,我的九妹便陪同這個女作家住在上海。

    那時節,上海的空氣慢慢的變了。

    海軍學生的事,政府方面似乎明白了過去處置的過分,正極力在那裡想把過去那點惡劣印象從一般人的記憶裡拭去。

     丁玲在上海住下,已不必擔心突然被捕。

    于是若幹大學的文學會,皆有了丁玲公開演講的消息。

    凡是來請她的,她明明白白知道那方面學生分子複雜,到那裡去談話放肆了些,激烈了些,說不定将來還會累及來邀請她的學生坐牢。

    但無論如何她總到場,去時既不如何預備,也不怎樣做作,隻灑灑脫脫的把想要說的話說它一陣,到無話可說時,這演說便結束了。

     “演說”這兩個字未免太嚴重了些,且那麼充滿了無聊紳士臭味,對于這個樸素老實湖南女子,實在不很相稱。

    她歡喜的是二三知己毫無拘束的談天,一切應對浸透了親昵與坦白,且許可随随便便的,斷續不一的談下去。

    如今要她站到講台上,同三百五百年青大學生對面,也還依然用的是那麼一種談活風度來演說,但聽者卻已完全不同了。

    所以從多數聽講者說來,對于她的演說是缺少所預期的成功的。

    不過若許可聽講者越過了一般演講形式的藩籬,便能夠從那演講中,看出這女作家富于感情的氣質,以及從那些略見滞塞樸讷無華的言語裡,體會得到這個女子蘊藏着一個如何對于人類寬博容忍與愛好的心。

     那時節她既不能用寫小說來把自己生活支持下去,朋友中的主張多是:在上海教書既容易,有機會教書時,不如去教一點書。

     但她卻明白她自己不适宜于到學校中去讨生活。

    她歡喜大學生,隻似乎為的是從他們那兒可以學許多,卻沒有什麼東西教他們。

    她在五月末由上海寫信給我說: ……×××,×××,都說我可以同白薇一樣,不妨教一點書。

    我明白這種事情在某種人作來算不得壞打算,但我卻太不行了。

    我不教書!倘若我當真還應當放下這枝筆,轉到一分新的生活裡面去,對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過大學去教人,還是到下層社會裡去得點教訓。

     我這些日子東奔西走,忙于演講,來聽講的照例總那麼多人,話說完時還得被年青大學生圍着,詢問這樣那樣。

    他們都那麼年青誠實和謙虛。

    可是人卻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當我從台走下來,離開那些大學生時,說不出的一種空虛壓在心上。

    這樣年青人能從我這方面得到些什麼呢?我又能給他們些什麼呢?我很不高興!我覺得演講已夠無聊了。

     想象我這樣的性格,真是使自己難過的性格。

    從明天起打算多寫些文章,沒有人印,沒有人看,也得寫。

    我最相宜的工作,還是不放松這枝筆!社會是那麼寬泛的,需要各樣的人在各樣合式工作中,極誠實的幹下去。

    勇敢的死需要人,堅忍的活更要人。

    我們隻能盡我們的力,報酬再少,環境再壞,也必需支持下去! 這裡已經很熱了,都隻能穿一件單衣。

    同九九看電影兩次,不好。

    …… 那時節那個翻譯已開始常常來到她面前,作出“聽候使喚”的柔馴忠誠神氣,陪她出去玩玩,或陪她到朋友處走走。

    但這去兩人合居的本題自然尚遠。

    倘若這個女子,海軍學生的失蹤,碎了她的心,這個翻譯在她面前時,她還是不會快樂起來的。

    不過她正為數月來的憂愁,惶恐,窮困,勞苦所包圍,身心俱十分疲倦,為那翻譯的殷勤處與忠順處,于是一堆無法排遣的疲倦日子,卻居然被打發走了。

     六月二十三她給了我一個信,提及她辦《北鬥》雜志的計劃。

     ……上海實在住膩了,心飛得很遠,但隻是一個折了翅膀的鳥,成日困在抑郁中。

    不過想到能飛去的地方,也不會成為怎樣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就用“算了”作為安慰。

    隻有任時間流來流去,流到完了那天就完了吧。

    下半年你教書我決不想教書,我覺得無味。

    現在有個新的小書店,請我替他們編一個雜志,我頗想試試。

    不過稿費太少,元半千字,但他們答應銷到五千時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幾個老手撐台不可。

    我意恩這雜志仍像《紅黑》一樣,專重創作,而且得幾位女作家合作就更好。

    冰心,叔華,楊袁昌英,任陳衡哲,淦女士等,都請你轉請,望他們都成為特約長期撰稿員。

    這雜志全由我一人負責,我不許它受任何方面牽制,但朋友的意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