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明“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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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走了，他才慢慢趕到。
歸德已經解圍，尤玘才敢帶兵到城下，颍、亳、安、廬一帶的敵人已經唱得勝歌凱旋了，飛檄赴援的部隊，連影子也看不見。
将軍們一個個腦滿腸肥，要留着性命享受用人格換來的财富，士兵都是出身于貧困階層的農民，穿不暖，吃不飽，臉黃肌瘦，走路尚且艱難，更犯不着替剝削他們的政權賣命，整個軍隊的紀律破壞了，士氣消沉，軍心渙散，社會秩序，地方安甯都無法維持，朱明政權也不能不随之解體了。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方陸續發動的，人自為戰，目的隻在不被饑餓所困死。
後來勢力漸大，兵力漸強，政府軍每戰必敗，才有推翻統治集團的企圖。
最後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漢江陷荊襄後，恍然于統治集團的庸劣無能，才決定建立一新政權，從此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作争奪政權的步驟，一反過去流竄的作風，果然不到兩年，北京政府便被消滅，長江以北大部分被放在新政權之下。
這是在李自成初起時所意料不及的。
其實與其說這是李自成的成功，還不如說是社會經濟的自然崩潰比較妥當。
分析朱明政權的傾覆，就政府當局說，最好的評論是戴笠的《流寇長篇序》，他說：“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速效而無遠計，好自大而恥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
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實事。
百年以來，習以為然。
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
”君臣都是亡國的負責人，獨裁、專制，加上無能的結果是自掘墳墓。
就整個社會組織的解體說，文震孟在1635年上疏《論緻亂之源》說：“堂陛之地，猜欺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
缙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困。
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緻亂之源也。
”他又指出政府和人民的對立：“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饷随兵而日益，饷重則稅重，稅重則刑繁，複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馑，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鸠形鹄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緻亂之源也。
”驅民死地，為叢毆雀，文震孟是政府的一員大官，統治集團的一個清流領袖，委婉地說出緻亂之源是由于政府的上下當局所造成，官逼民反。
正面的指斥是李自成的檄文，他指斥統治集團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剝膚。
”完全違反農民的利益，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接着他特别提出他是代表農民利益，而且他本身是出身農民階層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
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
”他提出鮮明的口号：“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以除力役、廢賦稅、保障生活為号召，以所掠得統治集團的财富散給饑民，百姓喜歡極了，叫這政府所痛恨的軍隊為“李公子仁義兵”。
他标着鮮明的農民革命的旗幟，向統治集團作緻命的打擊。
在這情勢下，對方還是執迷不悟，茫然于當前的危機，抱定對外和平、對内高壓的政策，幾次企圖和關外對峙的建州部族，講求以不失面子為光榮的和平，隻用一小部分軍力在山海關内外，堵住建州入侵的門戶，作消極的防衛，對内卻用全力來消滅“流寇”。
同時，内部又互相猜嫌排斥，“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繼續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
對人民則更加強壓迫，搜括出最後的血液，驅其反抗。
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情勢達于尖銳化，以一小數的腐爛的統治集團來抵抗全體農民的襲擊，自然一觸即摧，朱明的政權于此告了終結。
17世紀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政府軍包圍，追逐“流寇”，兩個力量互相抵消，給關外的新興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機，乘虛竄入，建立了大清帝國。
這新政權的本質是繼承舊傳統的，又給鏟除未盡的地主紳富以更蘇的機會，民族的進展活力又被窒息了三百年！ 附帶地提出兩件事實： 其一是距今三百零一年前的七月二十五日，當外寇内亂最嚴重的時候，江蘇楓橋，舉行空前的賽會，紳衿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通國若狂。
其二是距今三百年前的四月初二，江蘇吳江在得到北都傾覆的消息以後，舉行郡中從來未有的富麗異常的賽會。
這兩次亡國的狂歡之後，接着就是嘉定三屠、揚州十日！ （此文原名“晚明流寇之社會背景”，1934年10月發表于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第56期。
1944年3月重寫于昆明。
）
歸德已經解圍，尤玘才敢帶兵到城下，颍、亳、安、廬一帶的敵人已經唱得勝歌凱旋了，飛檄赴援的部隊，連影子也看不見。
将軍們一個個腦滿腸肥，要留着性命享受用人格換來的财富，士兵都是出身于貧困階層的農民，穿不暖，吃不飽，臉黃肌瘦，走路尚且艱難，更犯不着替剝削他們的政權賣命，整個軍隊的紀律破壞了，士氣消沉，軍心渙散，社會秩序，地方安甯都無法維持，朱明政權也不能不随之解體了。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方陸續發動的，人自為戰，目的隻在不被饑餓所困死。
後來勢力漸大，兵力漸強，政府軍每戰必敗，才有推翻統治集團的企圖。
最後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漢江陷荊襄後，恍然于統治集團的庸劣無能，才決定建立一新政權，從此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作争奪政權的步驟，一反過去流竄的作風，果然不到兩年，北京政府便被消滅，長江以北大部分被放在新政權之下。
這是在李自成初起時所意料不及的。
其實與其說這是李自成的成功，還不如說是社會經濟的自然崩潰比較妥當。
分析朱明政權的傾覆，就政府當局說，最好的評論是戴笠的《流寇長篇序》，他說：“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速效而無遠計，好自大而恥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
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實事。
百年以來，習以為然。
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
”君臣都是亡國的負責人，獨裁、專制，加上無能的結果是自掘墳墓。
就整個社會組織的解體說，文震孟在1635年上疏《論緻亂之源》說：“堂陛之地，猜欺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
缙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困。
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緻亂之源也。
”他又指出政府和人民的對立：“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饷随兵而日益，饷重則稅重，稅重則刑繁，複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馑，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鸠形鹄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緻亂之源也。
”驅民死地，為叢毆雀，文震孟是政府的一員大官，統治集團的一個清流領袖，委婉地說出緻亂之源是由于政府的上下當局所造成，官逼民反。
正面的指斥是李自成的檄文，他指斥統治集團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剝膚。
”完全違反農民的利益，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接着他特别提出他是代表農民利益，而且他本身是出身農民階層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
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
”他提出鮮明的口号：“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以除力役、廢賦稅、保障生活為号召，以所掠得統治集團的财富散給饑民，百姓喜歡極了，叫這政府所痛恨的軍隊為“李公子仁義兵”。
他标着鮮明的農民革命的旗幟，向統治集團作緻命的打擊。
在這情勢下，對方還是執迷不悟，茫然于當前的危機，抱定對外和平、對内高壓的政策，幾次企圖和關外對峙的建州部族，講求以不失面子為光榮的和平，隻用一小部分軍力在山海關内外，堵住建州入侵的門戶，作消極的防衛，對内卻用全力來消滅“流寇”。
同時，内部又互相猜嫌排斥，“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繼續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
對人民則更加強壓迫，搜括出最後的血液，驅其反抗。
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情勢達于尖銳化，以一小數的腐爛的統治集團來抵抗全體農民的襲擊，自然一觸即摧，朱明的政權于此告了終結。
17世紀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政府軍包圍，追逐“流寇”，兩個力量互相抵消，給關外的新興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機，乘虛竄入，建立了大清帝國。
這新政權的本質是繼承舊傳統的，又給鏟除未盡的地主紳富以更蘇的機會，民族的進展活力又被窒息了三百年！ 附帶地提出兩件事實： 其一是距今三百零一年前的七月二十五日，當外寇内亂最嚴重的時候，江蘇楓橋，舉行空前的賽會，紳衿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通國若狂。
其二是距今三百年前的四月初二，江蘇吳江在得到北都傾覆的消息以後，舉行郡中從來未有的富麗異常的賽會。
這兩次亡國的狂歡之後，接着就是嘉定三屠、揚州十日！ （此文原名“晚明流寇之社會背景”，1934年10月發表于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第56期。
1944年3月重寫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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