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社會制度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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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之間，是中國社會組織變遷得最厲害的時代。
此後除了現代以外，沒有一個時代能與它相提并論的。
要明了這古代的社會大變動的經過，便先得明了春秋中期以後産業發達的情形： 農業的進步與土地私有制的出現據近人的研究，商代的農具似乎大多還隻是木制或石制的，到周代才通用銅制的耕器。
直到春秋時，鐵器應用漸廣（鐵的出現時代現尚不能考定）。
至遲在春秋中期以後，當已有鐵制的農具了。
又古代的“耦耕”，是兩人合作：用腳壓踏耕器入土，又用手推發着，方法很是拙笨，大緻也到春秋中年以後，才有牛耕的發明（古代的牛是專作拉車用的）。
孔子的弟子有名“耕”而字“牛”的，可以為證。
因着耕器和耕種方法的改良，工作的效率增加，農業便趨于發達，封建制下的農奴制漸漸動搖，土地私有制就興起了。
土地私有制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起來的，我們不敢确實回答。
據我們的考察，至少在春秋時代，人民已有私有田地的了。
春秋中年以後，這種情形更顯著。
因為春秋初年以來，各國努力開疆辟土，新開發的農地必定很多，舊有的田疇也日加封殖，下層的農民乘此機會漸漸随意占有田土也是可能的。
又貴族階級傳世過多，自有降為庶民的，他們或者尚有着食田（當時的大貴族竟有“棄其室而耕”的，足以為證），這也足使農奴們看樣，取得解放的機會。
我們再看春秋時各國增加田賦，這或許也因人民私有土田地多，公家的田稅漸漸不夠起來，所以不得不有這樣的舉動，也未可知。
又鄭子産制定田界的辦法，恐也含些禁兼并的意思，這更足使我們猜疑到當時人民私有田地的事已盛行了。
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農奴制的崩潰，這就使封建社會的組織受了緻命傷。
商業的發展春秋下半期，商業更為興盛，大國的大貴族盡管“憂貧”，而大都邑裡已有“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的富商出現，他們能得到貴族所不能得的珍寶，他們确能輸納小諸侯所能輸的賄賂。
甚至孔子的門徒子貢也以“貨殖”著名，而陶朱公的“三緻千金”，更是後世豔傳的故事。
《論語》裡所記孔子等的說話也常常把“富”和“貴”并稱，可見那時在貴族的階級以外，已有新興的富的階級起來了。
春秋時商業頂興盛的國家有鄭國。
鄭國因為處在當時“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晉，東到齊，南到楚，都有鄭國商人的足迹。
他們在開國的時候，已與鄭君訂有維護商業的條約，所以事業更容易發展。
關于鄭國商人的故事，如魯僖公時，秦穆公起兵襲鄭之役，由商人弦高們解救了鄭國的危機（事詳第九章）。
又當魯宣公的時候，晉國大将知被楚人在戰場俘虜去，有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要想把他藏在衣囊裡偷偷地運走；計策已定好，還沒有實行，楚人已把知放回。
後來那商人到晉國去，知待他很好，同已經救了自己一樣；那商人謙謝不遑，就到齊國去了。
從這上一件故事，可見商人的地位已稍擡高，他們竟能擔任救國的事；從這下一件故事，可見當時的商人頗能有道德的觀念，他們已感染貴族的禮教了。
鄭國以外，齊國地區富庶，商業當也很盛，晏子曾說：“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又晏子之宅近市，足見當時齊國市區相當的廣大。
再魯定公時，晉人逼迫衛國，衛人要使工商為質于晉，說：“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以）為患，使皆行而後可！”也足見春秋末年工商者的被重視。
所以那時會屢有“匠氏”作亂的事情。
封建社會的動搖當
此後除了現代以外，沒有一個時代能與它相提并論的。
要明了這古代的社會大變動的經過，便先得明了春秋中期以後産業發達的情形： 農業的進步與土地私有制的出現據近人的研究，商代的農具似乎大多還隻是木制或石制的，到周代才通用銅制的耕器。
直到春秋時，鐵器應用漸廣（鐵的出現時代現尚不能考定）。
至遲在春秋中期以後，當已有鐵制的農具了。
又古代的“耦耕”，是兩人合作：用腳壓踏耕器入土，又用手推發着，方法很是拙笨，大緻也到春秋中年以後，才有牛耕的發明（古代的牛是專作拉車用的）。
孔子的弟子有名“耕”而字“牛”的，可以為證。
因着耕器和耕種方法的改良，工作的效率增加，農業便趨于發達，封建制下的農奴制漸漸動搖，土地私有制就興起了。
土地私有制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起來的，我們不敢确實回答。
據我們的考察，至少在春秋時代，人民已有私有田地的了。
春秋中年以後，這種情形更顯著。
因為春秋初年以來，各國努力開疆辟土，新開發的農地必定很多，舊有的田疇也日加封殖，下層的農民乘此機會漸漸随意占有田土也是可能的。
又貴族階級傳世過多，自有降為庶民的，他們或者尚有着食田（當時的大貴族竟有“棄其室而耕”的，足以為證），這也足使農奴們看樣，取得解放的機會。
我們再看春秋時各國增加田賦，這或許也因人民私有土田地多，公家的田稅漸漸不夠起來，所以不得不有這樣的舉動，也未可知。
又鄭子産制定田界的辦法，恐也含些禁兼并的意思，這更足使我們猜疑到當時人民私有田地的事已盛行了。
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農奴制的崩潰，這就使封建社會的組織受了緻命傷。
商業的發展春秋下半期，商業更為興盛，大國的大貴族盡管“憂貧”，而大都邑裡已有“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的富商出現，他們能得到貴族所不能得的珍寶，他們确能輸納小諸侯所能輸的賄賂。
甚至孔子的門徒子貢也以“貨殖”著名，而陶朱公的“三緻千金”，更是後世豔傳的故事。
《論語》裡所記孔子等的說話也常常把“富”和“貴”并稱，可見那時在貴族的階級以外，已有新興的富的階級起來了。
春秋時商業頂興盛的國家有鄭國。
鄭國因為處在當時“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晉，東到齊，南到楚，都有鄭國商人的足迹。
他們在開國的時候，已與鄭君訂有維護商業的條約，所以事業更容易發展。
關于鄭國商人的故事，如魯僖公時，秦穆公起兵襲鄭之役，由商人弦高們解救了鄭國的危機（事詳第九章）。
又當魯宣公的時候，晉國大将知被楚人在戰場俘虜去，有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要想把他藏在衣囊裡偷偷地運走；計策已定好，還沒有實行，楚人已把知放回。
後來那商人到晉國去，知待他很好，同已經救了自己一樣；那商人謙謝不遑，就到齊國去了。
從這上一件故事，可見商人的地位已稍擡高，他們竟能擔任救國的事；從這下一件故事，可見當時的商人頗能有道德的觀念，他們已感染貴族的禮教了。
鄭國以外，齊國地區富庶，商業當也很盛，晏子曾說：“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又晏子之宅近市，足見當時齊國市區相當的廣大。
再魯定公時，晉人逼迫衛國，衛人要使工商為質于晉，說：“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以）為患，使皆行而後可！”也足見春秋末年工商者的被重視。
所以那時會屢有“匠氏”作亂的事情。
封建社會的動搖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