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社會制度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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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之間,是中國社會組織變遷得最厲害的時代。
此後除了現代以外,沒有一個時代能與它相提并論的。
要明了這古代的社會大變動的經過,便先得明了春秋中期以後産業發達的情形: 農業的進步與土地私有制的出現據近人的研究,商代的農具似乎大多還隻是木制或石制的,到周代才通用銅制的耕器。
直到春秋時,鐵器應用漸廣(鐵的出現時代現尚不能考定)。
至遲在春秋中期以後,當已有鐵制的農具了。
又古代的“耦耕”,是兩人合作:用腳壓踏耕器入土,又用手推發着,方法很是拙笨,大緻也到春秋中年以後,才有牛耕的發明(古代的牛是專作拉車用的)。
孔子的弟子有名“耕”而字“牛”的,可以為證。
因着耕器和耕種方法的改良,工作的效率增加,農業便趨于發達,封建制下的農奴制漸漸動搖,土地私有制就興起了。
土地私有制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起來的,我們不敢确實回答。
據我們的考察,至少在春秋時代,人民已有私有田地的了。
春秋中年以後,這種情形更顯著。
因為春秋初年以來,各國努力開疆辟土,新開發的農地必定很多,舊有的田疇也日加封殖,下層的農民乘此機會漸漸随意占有田土也是可能的。
又貴族階級傳世過多,自有降為庶民的,他們或者尚有着食田(當時的大貴族竟有“棄其室而耕”的,足以為證),這也足使農奴們看樣,取得解放的機會。
我們再看春秋時各國增加田賦,這或許也因人民私有土田地多,公家的田稅漸漸不夠起來,所以不得不有這樣的舉動,也未可知。
又鄭子産制定田界的辦法,恐也含些禁兼并的意思,這更足使我們猜疑到當時人民私有田地的事已盛行了。
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農奴制的崩潰,這就使封建社會的組織受了緻命傷。
商業的發展春秋下半期,商業更為興盛,大國的大貴族盡管“憂貧”,而大都邑裡已有“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的富商出現,他們能得到貴族所不能得的珍寶,他們确能輸納小諸侯所能輸的賄賂。
甚至孔子的門徒子貢也以“貨殖”著名,而陶朱公的“三緻千金”,更是後世豔傳的故事。
《論語》裡所記孔子等的說話也常常把“富”和“貴”并稱,可見那時在貴族的階級以外,已有新興的富的階級起來了。
春秋時商業頂興盛的國家有鄭國。
鄭國因為處在當時“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晉,東到齊,南到楚,都有鄭國商人的足迹。
他們在開國的時候,已與鄭君訂有維護商業的條約,所以事業更容易發展。
關于鄭國商人的故事,如魯僖公時,秦穆公起兵襲鄭之役,由商人弦高們解救了鄭國的危機(事詳第九章)。
又當魯宣公的時候,晉國大将知被楚人在戰場俘虜去,有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要想把他藏在衣囊裡偷偷地運走;計策已定好,還沒有實行,楚人已把知放回。
後來那商人到晉國去,知待他很好,同已經救了自己一樣;那商人謙謝不遑,就到齊國去了。
從這上一件故事,可見商人的地位已稍擡高,他們竟能擔任救國的事;從這下一件故事,可見當時的商人頗能有道德的觀念,他們已感染貴族的禮教了。
鄭國以外,齊國地區富庶,商業當也很盛,晏子曾說:“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又晏子之宅近市,足見當時齊國市區相當的廣大。
再魯定公時,晉人逼迫衛國,衛人要使工商為質于晉,說:“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以)為患,使皆行而後可!”也足見春秋末年工商者的被重視。
所以那時會屢有“匠氏”作亂的事情。
封建社會的動搖當
此後除了現代以外,沒有一個時代能與它相提并論的。
要明了這古代的社會大變動的經過,便先得明了春秋中期以後産業發達的情形: 農業的進步與土地私有制的出現據近人的研究,商代的農具似乎大多還隻是木制或石制的,到周代才通用銅制的耕器。
直到春秋時,鐵器應用漸廣(鐵的出現時代現尚不能考定)。
至遲在春秋中期以後,當已有鐵制的農具了。
又古代的“耦耕”,是兩人合作:用腳壓踏耕器入土,又用手推發着,方法很是拙笨,大緻也到春秋中年以後,才有牛耕的發明(古代的牛是專作拉車用的)。
孔子的弟子有名“耕”而字“牛”的,可以為證。
因着耕器和耕種方法的改良,工作的效率增加,農業便趨于發達,封建制下的農奴制漸漸動搖,土地私有制就興起了。
土地私有制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起來的,我們不敢确實回答。
據我們的考察,至少在春秋時代,人民已有私有田地的了。
春秋中年以後,這種情形更顯著。
因為春秋初年以來,各國努力開疆辟土,新開發的農地必定很多,舊有的田疇也日加封殖,下層的農民乘此機會漸漸随意占有田土也是可能的。
又貴族階級傳世過多,自有降為庶民的,他們或者尚有着食田(當時的大貴族竟有“棄其室而耕”的,足以為證),這也足使農奴們看樣,取得解放的機會。
我們再看春秋時各國增加田賦,這或許也因人民私有土田地多,公家的田稅漸漸不夠起來,所以不得不有這樣的舉動,也未可知。
又鄭子産制定田界的辦法,恐也含些禁兼并的意思,這更足使我們猜疑到當時人民私有田地的事已盛行了。
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農奴制的崩潰,這就使封建社會的組織受了緻命傷。
商業的發展春秋下半期,商業更為興盛,大國的大貴族盡管“憂貧”,而大都邑裡已有“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的富商出現,他們能得到貴族所不能得的珍寶,他們确能輸納小諸侯所能輸的賄賂。
甚至孔子的門徒子貢也以“貨殖”著名,而陶朱公的“三緻千金”,更是後世豔傳的故事。
《論語》裡所記孔子等的說話也常常把“富”和“貴”并稱,可見那時在貴族的階級以外,已有新興的富的階級起來了。
春秋時商業頂興盛的國家有鄭國。
鄭國因為處在當時“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晉,東到齊,南到楚,都有鄭國商人的足迹。
他們在開國的時候,已與鄭君訂有維護商業的條約,所以事業更容易發展。
關于鄭國商人的故事,如魯僖公時,秦穆公起兵襲鄭之役,由商人弦高們解救了鄭國的危機(事詳第九章)。
又當魯宣公的時候,晉國大将知被楚人在戰場俘虜去,有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要想把他藏在衣囊裡偷偷地運走;計策已定好,還沒有實行,楚人已把知放回。
後來那商人到晉國去,知待他很好,同已經救了自己一樣;那商人謙謝不遑,就到齊國去了。
從這上一件故事,可見商人的地位已稍擡高,他們竟能擔任救國的事;從這下一件故事,可見當時的商人頗能有道德的觀念,他們已感染貴族的禮教了。
鄭國以外,齊國地區富庶,商業當也很盛,晏子曾說:“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又晏子之宅近市,足見當時齊國市區相當的廣大。
再魯定公時,晉人逼迫衛國,衛人要使工商為質于晉,說:“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以)為患,使皆行而後可!”也足見春秋末年工商者的被重視。
所以那時會屢有“匠氏”作亂的事情。
封建社會的動搖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