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五胡亂華(317—383年)

關燈
一背景 土著開化的富裕地帶對于遊牧民族有不可抵禦的誘惑。

    除非土著人民有能力把他們完全殲滅或驅逐到絕遠的地方,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終究要沖破文明區域的壁壘。

    中國北邊及西北的民族,隻有北匈奴曾被驅逐遠竄,但一大半是靠南匈奴與西北羌胡的助力。

    至于任何異族的完全殲滅,在漫無涯際的沙漠曠野中全談不到。

    中國因此感到隻有容他們進到邊地居住,給他們一種享受文明社會生活的機會,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減少他們不斷擾邊的麻煩。

    同時中國自己也相信夷狄移近内地易于監視控制。

    所以兩漢魏晉數百年來中國就一貫地實行這種雙方尚可滿意的政策。

    這是中國對于外族不能捕滅、不能逐遠,最多隻能戰勝,而往往被戰敗的局面之下不可避免的政策。

     但中國既把夷狄遷近内地,卻無通盤的計劃,一任地方官擺布。

    地方官對他們不知牢籠,往往欺壓擄掠,不隻時常引起叛亂,并且使他們對中國發生惡感,時刻怨恨,因而阻止了他們華化的趨向。

    數十年以至數百年與中國人雜處而不同化,這是後代所絕無的例子。

    夷狄中最著名的被中國人欺侮的例子恐怕就是石勒。

     石勒是上黨武鄉(今山西榆社北)人,其祖父和父親當過部落小帥,但社會地位并不高。

    石勒從小在家務農,因家境貧寒,沒有機會讀書,目不識丁,14歲便出外謀生,曾随同族人在洛陽當小商販,後來又當過雇工。

    石勒在當小販時異常貧苦,甚至為争一塊麻地與鄰居李陽數次毆鬥。

    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令将軍郭陽、張隆等,虜捉諸胡,兩人共鎖于一枷,驅向山東(太行山以東一帶)出賣。

    二十多歲的石勒,也在被掠賣者之中。

    到山東後,石勒被賣與茌平(山東茌平縣)人師懽家為奴。

    石勒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不斷被漢人豪強驅趕、販賣中度過的。

     除以上種種因緣之外,東漢建都洛陽的失策也與五胡亂華有關系。

    若都長安,西北或者不緻大半成為羌胡的居地;由長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後方内地,或者也不緻由匈奴任意蔓延占據。

    所以建都洛陽無論本意如何,結果等于向夷狄表示退縮,把西北與正北的國防要地拱手讓人。

    明朝永樂皇帝為防備蒙古南侵,将國都遷到離蒙古人比較近的北京,就是出于此種考慮。

    建都長安不見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内侵,但建都洛陽的确給外族一個内侵的莫大便利。

    劉淵起事是中原正式淪喪的開始,但實際上中原的一部分,并且是國防上最重要的部分,早已成了胡人的勢力。

     上列種種原因雖很重要,但可說都是可輕可重的外因。

    根本講來,五胡亂華還是由于政治瓦解、民氣消沉的嚴重内因。

     二中原淪喪 由劉淵起事到元魏統一中原,中國經過一百三十六年的大亂,就是所謂五胡十六國的時代,最早發動的就是自漢宣帝以下蔓延内地的并州匈奴。

    所謂大晉一統的虛僞局面被立刻揭開,真正抵抗的能力全告缺乏。

     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劉淵派兒子劉聰兩次進攻洛陽。

    永嘉四年(310年),劉淵死,劉聰繼位。

    這時洛陽周圍地區或遭破壞,或為劉聰、石勒占領,洛陽饑困日甚。

    掌權的東海王越,眼看洛陽難守,遂以出讨石勒為名,率領僅有的一些軍隊和滿朝文武公卿離開洛陽,東屯項。

    永嘉五年(311年)三月,司馬越病死。

    石勒率騎追司馬越軍,在苦縣甯平城(今安徽鹿南鄲城東)大敗晉兵,“從騎圍而射之,将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資治通鑒》卷八七晉懷帝永嘉五年)。

    同年五月,劉聰攻陷洛陽,晉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萬多人。

    懷帝被擄到平陽。

     但這些外族大半都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占領中原之後就極力漢化,甚至忌諱“胡”字。

    後趙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

    他在襄國(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後,對自己國家的人稱呼羯族人為胡人大為惱火。

    石勒制定了一條法令:無論說話寫文章,一律嚴禁出現“胡”字,違者問斬不赦。

    可見此前中國對他們的虐待是防止他們漢化的最大原因。

    但“非我族類”,種族間的沖突難免。

    外族多年的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