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辦雜志、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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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讨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 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 它的病根何在了？
他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孜孜不懈，後來所以毅然決然放棄學醫而從事于文藝運動，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他知道即使不能驟然得到全部解決，也求于逐漸解決上有所貢獻。因之，辦雜志、譯小說，主旨重在此；後半生的創作數百萬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說得好：
&hellip&hellip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幹偉大的Humanist中間一個&mdash&mdash魯迅先生！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hellip&hellip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而闡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們不得不抨擊一切摧殘、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為的枷鎖&mdash&mdash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魯迅先生，則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麼，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曆史而現在則鐐索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曆史的與現實的條件所産生而養育的。講到什麼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家者流确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麗動聽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平，就露了馬腳。魯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禮教”，就是批判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聽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圖案和規章，而追問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Humanist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于這樣事業的人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麼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麼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中，會形成“人性”的同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hellip&hellip
魯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來，除了其他重大的意義外，尚有一同樣或許更重大的貢獻，就是給三個相聯的問題開創了光輝的道路。&hellip&hellip（《中蘇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mdash&mdash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魯迅想辦雜志而未成，記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說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幹擔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隻餘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乃是魯迅及周作人和我。這雜志的名稱，最初拟用《赫戲》或《上征》，都采取《離騷》的詞句，但覺得不容易使人懂，才決定用《新生》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說這會是新進學的秀才呢。我還記得雜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圖等等，均已經安排好好的，可惜沒有用；而魯迅做事的井井有條，絲毫不苟，很值得敬佩。
後來他在《河南》雜志撰文，如《科學史教篇》、《摩羅詩力說》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較已經大有進步了。他深深地慨歎中國的無聲，曆史上雖偉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無悔之貞，而乏反抗挑戰之力，這不能不說是國民性缺點之一。有雲：
&hellip&hellip惟靈均将逝，腦海波起，通于汨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思哀怨，郁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怼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故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羅詩力說》）
魯迅編譯《域外小說集》二冊，實在是中國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人，我在《魯迅的生活》中已經論及，現在從略。
一 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 它的病根何在了？
他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孜孜不懈，後來所以毅然決然放棄學醫而從事于文藝運動，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他知道即使不能驟然得到全部解決，也求于逐漸解決上有所貢獻。因之，辦雜志、譯小說，主旨重在此；後半生的創作數百萬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說得好：
&hellip&hellip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幹偉大的Humanist中間一個&mdash&mdash魯迅先生！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hellip&hellip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而闡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們不得不抨擊一切摧殘、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為的枷鎖&mdash&mdash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魯迅先生，則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麼，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曆史而現在則鐐索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曆史的與現實的條件所産生而養育的。講到什麼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家者流确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麗動聽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平，就露了馬腳。魯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禮教”，就是批判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聽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圖案和規章，而追問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Humanist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于這樣事業的人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麼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麼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中，會形成“人性”的同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hellip&hellip
魯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來，除了其他重大的意義外，尚有一同樣或許更重大的貢獻，就是給三個相聯的問題開創了光輝的道路。&hellip&hellip（《中蘇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mdash&mdash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魯迅想辦雜志而未成，記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說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幹擔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隻餘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乃是魯迅及周作人和我。這雜志的名稱，最初拟用《赫戲》或《上征》，都采取《離騷》的詞句，但覺得不容易使人懂，才決定用《新生》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說這會是新進學的秀才呢。我還記得雜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圖等等，均已經安排好好的，可惜沒有用；而魯迅做事的井井有條，絲毫不苟，很值得敬佩。
後來他在《河南》雜志撰文，如《科學史教篇》、《摩羅詩力說》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較已經大有進步了。他深深地慨歎中國的無聲，曆史上雖偉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無悔之貞，而乏反抗挑戰之力，這不能不說是國民性缺點之一。有雲：
&hellip&hellip惟靈均将逝，腦海波起，通于汨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思哀怨，郁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怼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故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羅詩力說》）
魯迅編譯《域外小說集》二冊，實在是中國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人，我在《魯迅的生活》中已經論及，現在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