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其幕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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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吳敏樹曾寄書信獻議，兵士就地墾荒。
這事後來恐怕也做到的，因為現在江浙地方有好些湖南人是墾荒緻富的。
3.治理軍饷。
曾國藩初出治軍，規模狹小，并沒有計及别省的事，更不料湘軍将來會成全國的軍隊。
所以起初一切都是自己請地方紳士和幕僚管理。
就是軍饷，也沒有請朝廷派人來經理糧台。
從鹹豐三年初辦團練到鹹豐七年（1857）十二月，糧台都是派幕僚經理的。
始終其事的是李瀚章和甘晉。
鹹豐七年以後，雖然把糧台撤毀，歸并江西省局由司道辦理，籌饷的還是李瀚章他們。
此外如郭嵩焘、昆焘兄弟，楊象濟、李興銳等，或是替他辦捐輸，或是替他收集厘金。
尤其是厘金，到鹹同之際，因為戰争持續了好多年，各省糜爛，它便成了惟一的饷源，經理厘金局的都是幕中的賓僚。
所以在這一方面，曾國藩受他們的幫助要算最大了。
4.帶領軍隊。
從戰争方面而言，曾國藩幕府的人，親自将兵出戰的很多。
最著名如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吳坤修、李元度、唐訓方，或領陸軍，或領水師。
而曾國藩改變了清末的兵制，這是一例。
不過左宗棠從鹹豐十一年以後，專任了浙江的軍事。
李鴻章從同治元年以後也專任了江蘇的軍事，便都脫離了幕府，獨當一面去了。
李鴻章仿湘軍的營規、營制成立淮軍，更成了另一集團，這是後話。
惟有彭玉麟在曾國藩幕中差不多二十年，專以帶領水師為事，所以他在軍事方面對曾國藩的貢獻是最大不過的。
此外從幕府出而将兵的，有李榕、李鶴章、林長春、左楷、屈蟠等。
5.治文書章奏。
雖然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譜》裡說文正公一生的書牍奏疏，都是親自屬筆，從不假手他人，但是我從别的記載中，知道曾國藩在這方面借重于他人的正多。
幕府中人實以文士居多，而他們所最能做的事還是在筆墨上頭。
曾在曾國藩幕府裡治理文書章奏的人，舉幾個重要的，有許振祎、劉蓉、李鴻章、吳汝綸、李元度、程鴻诏、向伯常、柯钺、錢應溥、羅萱、馮焌光等。
他們不但都是文章的能手，而且有膽識很大的。
譬如曾國藩在鹹豐四年戰敗靖港，朝廷革他的職，照例革職人員不能專疏上奏的，李元度卻代草奏疏，請出湖南境後，仍許專奏，以速戎機。
曾國藩倒遲疑不敢決，李元度竭力堅持，後來朝廷竟許國藩單銜專奏。
其中筆翰敏捷的，如許振祎曾經在一個晚上做過八十通官書。
曾國藩眼病，自己不能作書，便嘴裡說，要羅萱起草。
萱随手寫下來，往往不必修改。
其他如劉蓉、程鴻诏、錢應溥，寫文章都有捷如夙構之稱。
吳汝綸的文章，更是受曾文正的奇賞，常常把他比作漢朝彌衡的。
他後來到了李鴻章的幕府，在這方面，李鴻章依賴他的地方很多很多。
上面我們所舉出的五點，差不多完全是在軍幕方面而言。
曾國藩在軍事上的成功，受到他幕府的幫助可見是很大的。
自從太平天國覆亡後，曾國藩總督兩江，便專心注重文事和吏治。
他薦方宗誠來做棗強知縣，是他用儒術來潤色吏治的表征。
在金陵，在安慶，都創辦書局，校刊古書，恢複遭兵燹蹂躏的各地的文化事業。
幕府中的文士如劉毓崧、汪士铎、洪汝奎、唐仁壽、張文虎、莫友芝、倪文蔚、李善蘭、成鏡蓉、戴望等，都到書局經理，分任校刊。
江南學術，乃蒸蒸複盛矣。
國藩在一生事業的幾個嚴重關頭裡，曾大受他的幕友的影響。
其一，他出來治軍，是經郭嵩焘和吳敏樹、羅汝懷勸駕的。
鹹豐二年，曾國藩放江西學政，丁母憂歸家守制。
這時太平軍已經到了湖南，朝廷便命他幫辦團練，他堅持守制，不肯出。
郭嵩焘到他家裡，勸他出來保衛桑梓，同時吳敏樹也寫了一封信給他，申明“衰绖從戎”的道理（《拌湖文集》卷六十九頁），國藩才奉朝命，赴長沙。
這是他初出時的事。
到了鹹豐七年，他又丁了父憂，又要堅請守制。
這時太平天國的聲勢正盛，所以許多地方官都攻讦他畏難而退。
他沒法，和吳敏樹商量。
吳敏樹又作了一篇《為曾侍郎論金革無辟》的文章（《拌湖文存》卷一十五頁）。
同時羅汝懷也寫信來勸他重新出山。
國藩才不堅持終制，第二年便出來了。
此二事關系曾國藩的事業甚大。
曾國藩倘使起初就堅持不出，朝廷一定會準許的，因為當時他并沒有以軍功著名。
到鹹豐七年，太平天國定都甫四年，曾國藩功還未立，他真要不幹也可能的。
其二，鹹豐四年，曾國藩初率兵從衡陽北上，到嶽州便打了敗仗。
那時候王鑫帶了他自己的九百兵死守嶽州空城，曾國藩和他意見不合，不願救他，經陳士傑再三的勸告，才派了水師赴救。
王鑫的兵後來歸左宗棠，平定浙江定新疆的将領多半是這次遇救的。
嶽州敗了以後，曾國藩自己帶了水師，守湘川中流，聽天由命。
王闿運和陳士傑便商議勸告，要他援救湘潭，圖根本立足之地。
國藩才飛檄塔齊布救湘潭，大勝，湘軍才有再圖進取的根據。
按這兩次戰争，是湘軍初出時的主要戰役，國藩隻知感情用事，不審利害。
要是沒有陳士傑等的勸告，王鑫陷死在嶽州城，自在意中。
國藩若困守湘川中流，靖港和湘潭的太平軍上下都是半天可到，他又何嘗不是自處絕域呢？這兩次戰争，一勝一敗，和湘軍後來的進展是很有關
這事後來恐怕也做到的，因為現在江浙地方有好些湖南人是墾荒緻富的。
3.治理軍饷。
曾國藩初出治軍，規模狹小，并沒有計及别省的事，更不料湘軍将來會成全國的軍隊。
所以起初一切都是自己請地方紳士和幕僚管理。
就是軍饷，也沒有請朝廷派人來經理糧台。
從鹹豐三年初辦團練到鹹豐七年（1857）十二月，糧台都是派幕僚經理的。
始終其事的是李瀚章和甘晉。
鹹豐七年以後，雖然把糧台撤毀，歸并江西省局由司道辦理，籌饷的還是李瀚章他們。
此外如郭嵩焘、昆焘兄弟，楊象濟、李興銳等，或是替他辦捐輸，或是替他收集厘金。
尤其是厘金，到鹹同之際，因為戰争持續了好多年，各省糜爛，它便成了惟一的饷源，經理厘金局的都是幕中的賓僚。
所以在這一方面，曾國藩受他們的幫助要算最大了。
4.帶領軍隊。
從戰争方面而言，曾國藩幕府的人，親自将兵出戰的很多。
最著名如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吳坤修、李元度、唐訓方，或領陸軍，或領水師。
而曾國藩改變了清末的兵制，這是一例。
不過左宗棠從鹹豐十一年以後，專任了浙江的軍事。
李鴻章從同治元年以後也專任了江蘇的軍事，便都脫離了幕府，獨當一面去了。
李鴻章仿湘軍的營規、營制成立淮軍，更成了另一集團，這是後話。
惟有彭玉麟在曾國藩幕中差不多二十年，專以帶領水師為事，所以他在軍事方面對曾國藩的貢獻是最大不過的。
此外從幕府出而将兵的，有李榕、李鶴章、林長春、左楷、屈蟠等。
5.治文書章奏。
雖然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譜》裡說文正公一生的書牍奏疏，都是親自屬筆，從不假手他人，但是我從别的記載中，知道曾國藩在這方面借重于他人的正多。
幕府中人實以文士居多，而他們所最能做的事還是在筆墨上頭。
曾在曾國藩幕府裡治理文書章奏的人，舉幾個重要的，有許振祎、劉蓉、李鴻章、吳汝綸、李元度、程鴻诏、向伯常、柯钺、錢應溥、羅萱、馮焌光等。
他們不但都是文章的能手，而且有膽識很大的。
譬如曾國藩在鹹豐四年戰敗靖港，朝廷革他的職，照例革職人員不能專疏上奏的，李元度卻代草奏疏，請出湖南境後，仍許專奏，以速戎機。
曾國藩倒遲疑不敢決，李元度竭力堅持，後來朝廷竟許國藩單銜專奏。
其中筆翰敏捷的，如許振祎曾經在一個晚上做過八十通官書。
曾國藩眼病，自己不能作書，便嘴裡說，要羅萱起草。
萱随手寫下來，往往不必修改。
其他如劉蓉、程鴻诏、錢應溥，寫文章都有捷如夙構之稱。
吳汝綸的文章，更是受曾文正的奇賞，常常把他比作漢朝彌衡的。
他後來到了李鴻章的幕府，在這方面，李鴻章依賴他的地方很多很多。
上面我們所舉出的五點，差不多完全是在軍幕方面而言。
曾國藩在軍事上的成功，受到他幕府的幫助可見是很大的。
自從太平天國覆亡後，曾國藩總督兩江，便專心注重文事和吏治。
他薦方宗誠來做棗強知縣，是他用儒術來潤色吏治的表征。
在金陵，在安慶，都創辦書局，校刊古書，恢複遭兵燹蹂躏的各地的文化事業。
幕府中的文士如劉毓崧、汪士铎、洪汝奎、唐仁壽、張文虎、莫友芝、倪文蔚、李善蘭、成鏡蓉、戴望等，都到書局經理，分任校刊。
江南學術，乃蒸蒸複盛矣。
國藩在一生事業的幾個嚴重關頭裡，曾大受他的幕友的影響。
其一，他出來治軍，是經郭嵩焘和吳敏樹、羅汝懷勸駕的。
鹹豐二年，曾國藩放江西學政，丁母憂歸家守制。
這時太平軍已經到了湖南，朝廷便命他幫辦團練，他堅持守制，不肯出。
郭嵩焘到他家裡，勸他出來保衛桑梓，同時吳敏樹也寫了一封信給他，申明“衰绖從戎”的道理（《拌湖文集》卷六十九頁），國藩才奉朝命，赴長沙。
這是他初出時的事。
到了鹹豐七年，他又丁了父憂，又要堅請守制。
這時太平天國的聲勢正盛，所以許多地方官都攻讦他畏難而退。
他沒法，和吳敏樹商量。
吳敏樹又作了一篇《為曾侍郎論金革無辟》的文章（《拌湖文存》卷一十五頁）。
同時羅汝懷也寫信來勸他重新出山。
國藩才不堅持終制，第二年便出來了。
此二事關系曾國藩的事業甚大。
曾國藩倘使起初就堅持不出，朝廷一定會準許的，因為當時他并沒有以軍功著名。
到鹹豐七年，太平天國定都甫四年，曾國藩功還未立，他真要不幹也可能的。
其二，鹹豐四年，曾國藩初率兵從衡陽北上，到嶽州便打了敗仗。
那時候王鑫帶了他自己的九百兵死守嶽州空城，曾國藩和他意見不合，不願救他，經陳士傑再三的勸告，才派了水師赴救。
王鑫的兵後來歸左宗棠，平定浙江定新疆的将領多半是這次遇救的。
嶽州敗了以後，曾國藩自己帶了水師，守湘川中流，聽天由命。
王闿運和陳士傑便商議勸告，要他援救湘潭，圖根本立足之地。
國藩才飛檄塔齊布救湘潭，大勝，湘軍才有再圖進取的根據。
按這兩次戰争，是湘軍初出時的主要戰役，國藩隻知感情用事，不審利害。
要是沒有陳士傑等的勸告，王鑫陷死在嶽州城，自在意中。
國藩若困守湘川中流，靖港和湘潭的太平軍上下都是半天可到，他又何嘗不是自處絕域呢？這兩次戰争，一勝一敗，和湘軍後來的進展是很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