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國海軍戰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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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豐島之戰
豐島之戰發生于甲午（1894）舊曆六月廿三日，實中日正式宣戰前七日也。
據日人之報告，此戰實以我方為戎首，[1]而我方之報告則反是。
不幸第三者之見證阙如，欲判此公案，請略察事前兩方在朝鮮之布置。
日本之大舉增兵朝鮮，實在東學黨亂息之後。
依《天津條約》，此時兩方均宜退兵。
于是我駐韓商務督辦袁世凱與日駐韓公使大鳥圭介定議，各阻續來兵。
李鴻章得袁電即按兵不發，并令華軍之在漢城（朝鮮京城）者調回牙山，其甫至牙山者止勿進；同時整饬歸裝，訂期内渡，以便派船往迓。
然日人一方飾詞推宕，一方加速濟師。
袁世凱以“日人前言俱食，後言何（置）信”，力請益兵，我駐日公使汪鳳藻亦以為請。
李鴻章曰：“日兵分駐漢（城）、仁（川），已占我先着，我兵逼處易生事，遠紮則兵多少等耳。
&hellip&hellip我再多調，日亦必添調，将作何收場耶？”此五月廿日李複軍機處之言也。
“遠紮兵多少等”，蓋是遁詞，而鴻章力避戰釁之苦心，則既昭然若揭。
[2] 日人頓兵韓境之口實為監督韓人改革内政，而堂皇然邀中國贊襄其事。
中國自不能從，惟責其遵約撤兵。
五月十九日，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照會汪使，謂“帝國政府之不遽行撤兵&hellip&hellip系遵守《天津條約》之精神（！）&hellip&hellip假令貴國政府所見相異，帝國政府亦斷不能發令撤去現駐朝鮮之軍隊”。
[3]日人在韓之企圖至是乃圖窮匕見。
其後陸奧于所著《蹇蹇錄》中言：“餘自始對于朝鮮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注重。
&hellip&hellip餘假此好題目，非欲調和已破裂之中日關系，乃欲促其破裂之機，一變陰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
”六月廿一日大鳥率之“逼宮”，天之變陰也；越二日豐島之戰，高升之沉，暴雨之始降也。
直至宣戰時，我國方面，當外交之沖者為總理衙門，負軍事之責者為直隸總督李鴻章，而二者不相統屬，又無聯絡。
總理衙門對日不輕退讓，李對日不輕言兵，遂使和既不成，戰亦無備。
遷延至六月中旬，俄、英之調停，先後絕望，朝廷密谕鴻章速籌戰備。
李乃一方面派總兵衛汝貴統盛軍六千餘人進平壤，提督馬玉昆統毅軍二千進義州；一方面在津抽調精兵二千餘援牙山葉志超軍。
先是我軍在韓者僅牙山一支，為數僅二千五百人，而日軍之在韓者，早已數倍之矣。
鴻章雖被迫進兵朝鮮，猶冀和議萬一有轉圜之望。
故于六月十八日猶電葉志超雲：“日雖竭力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
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绌。
”[4]夫主帥既力持慎重，而在豐島遇敵之海軍二将方伯謙與林國祥，如後事所示，又絕非急于進取之狂者。
謂我方啟釁誰能信之？ 且也，終豐島之戰，我海軍在朝鮮海面者僅濟遠、廣乙二艦。
濟遠重僅二千噸，速率僅十五海裡，炮止十二門，在我艦隊中居第三等；而廣乙則尤下，重僅千噸。
如是薄弱之力，安足為進犯之師？又況所遇者為日本海軍之精英，吉野（重四千二百餘噸，速率廿三海裡，炮三十四門），浪速（重三千七百餘噸，速率十八海裡，炮二十門），秋津洲（重三千餘噸，速率十九海裡，炮十九門）；任取其一，亦足以敵我二艦而有餘。
[5]方伯謙等苟非樂死惡生，何緻擅自撄敵？ 以此二故，吾人于華方挑戰之說不能不加否認。
然爾時濟遠、廣乙二艦，以何因緣，而伶仃出現于豐島附近？李鴻章援牙山之軍，租英國商輪愛仁、飛鲸、高升等載送，而操江運船載辎重随行。
諸船之發也，鴻章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酌率能戰之艦，往朝鮮海面遊弋，以策應之。
據《冤海述聞》[6]，丁派濟遠、威遠、廣乙先行，而約定己即率大隊接應至。
六月廿二日下午三時，大隊在威海已升火起錨矣。
丁電李鴻章告行期。
總兵劉步蟾憚行，揣李方主和，必避釁端，乃于電内私增“遇倭必戰”四字。
李果為所悚，複電令緩行。
其後李緻丁電有“吾用汝不着，候日俄啟釁，令汝觀戰，以長膽識”等語，蓋旋覺其怯，而諷之也。
丁不知劉私添電文，接此乃不解其何意雲雲。
然今檢《李文忠公電稿》，中存甲午戰時與諸将之電文甚多，卻無此二電，豈編者故為缺略欤？ 濟遠等三船，以二十一日，即大鳥逼宮之日，抵牙山。
翌日寅刻，威遠赍電報往仁川拍發，午刻赍惡消息返，漢城變起，電線已斷。
威遠管帶在仁川又晤英艦長，聞日大隊兵艦将至。
是日愛仁、飛鲸先後抵達。
濟遠管帶方伯謙饬船弁，督催水手，速完起運。
又令威遠木船乘夜先歸。
次晨四時，濟遠、廣乙，魚貫出口，七時半，将離漢江之際，與日艦隊遇。
[7] 繼此即為中日決裂開端之豐島海戰。
關于此一句鐘餘之小小交綏，不獨中日兩方之報告互有出入，即我國之記錄，亦多扺牾。
除極抽象之輪廓外，舊史所承認之細節，由今觀之，幾于無一不成問題。
乃知嚴格考信之需要與艱難，于近世史初非例外。
為明此義，今以推論之曆程著于篇。
第一，涉及開戰之情形者，除日人誣我方肇釁之說，今不采外，我方至少有三報告。
其一謂濟遠等當出口時，尚不虞有戰事，故一切無備，及見日艦開火，始倉皇應付，比及還炮，已閱半小時。
此濟遠工程師德人哈富門目擊之記述也。
[8]另一報告，則謂濟遠管帶方伯謙先一夜已為迎戰之布置，是晨出口本“預備禦敵”，及見日艦隊“取勢而來，知其有異，遂令廣乙嚴奮備戰。
（兩方）駛近一萬碼左右，忽聽倭督船先發号炮一聲，倭三船并起，均向濟遠轟發。
濟遠亦将前後大炮，左右哈乞開司炮，即時均搗倭督船”。
此《冤海述聞》之說也。
是書不著撰人，乃為方伯謙鳴冤而作，蓋出其朋僚身預戰役者手。
内中實錄與诳語雜糅，吾人宜分别觀之。
就此處所涉及之點而論，吾人毋甯信哈富門之說，而疑《述聞》。
蓋後者志在為方氏洗刷，言有備則顯方氏之功，若言無備則增方氏之罪。
哈富門無為方氏遮瞞之必要，而亦無嫌于方氏，其關于豐島及黃海兩役之報告，大體上毋甯有利于方氏也。
又據廣乙管帶林國祥之報告，濟遠等抵牙山之次日，即六月廿二日，“忽見一倭鐵甲艦在白石浦外遊弋，既而濟遠管駕方伯謙即扯号旗，令我等速起火開船回華，半途（若）遇見高升等載兵商輪，可令其速回威海衛或天津。
&hellip&hellip但是時廣乙所帶小火輪已（拖運船）進白石浦江&hellip&hellip（緻廣乙）未能即時開船；延至二十三日四點鐘，天微明時，方得起碇與濟遠同時出口西回，其威遠兵輪因貨早已卸盡，于是日二點鐘乘夜駛回矣”。
[9]此言濟遠等之出口，乃起程歸國，而非為作戰計，與哈富門說契合，蓋信谳也。
而《述聞》則絕不吐露此消息。
第二，涉及廣乙之遭值者。
《冤海述聞》載廣乙逃回水手頭目蔡福等之報告，謂“初開戰時，倭船均向濟遠攻擊，後分一船擊我船（廣乙）。
船主令開放魚雷，放不出口。
船主曰，事壞矣，即下龍旗。
倭船亦去，合擊濟遠。
我船雖中數炮，均非要害，行駛如常。
直駛至山邊淺水，大副與三副說，外邊有倭船來，即令舢闆放下，移舵傍山。
福未聽船主口号&hellip&hellip後被魚雷艙二等水手裘仲三趕去，舵亦被接去。
駛傍山（隈），船主并船上人等皆下舢闆。
船被火焚。
到山時近九點鐘”。
然廣乙管帶林國祥等生還至仁川時，對外國訪員自述經曆之談話，則與上文大相違異。
計針鋒相對之點有三：（1）則謂敵艦首先攻擊之對象，非濟遠而為廣乙。
蓋濟遠先過日艦隊之側，日方并未扯旗請戰。
及廣乙行至一日艦對面，該艦即開一炮擊之。
濟遠見狀，并不回輪助戰，惟添煤足汽，逃遁回華雲。
（2）則謂廣乙曾經久戰，而非匆遽離陣。
蓋濟遠逃後，林國祥猶率部下百十餘人鏖戰達二時半之久，乃将廣乙駛近日艦，以便使用水雷。
不幸水雷洞适為敵炮擊毀，惟水雷幸未觸炸雲。
（3）則謂廣乙實受重傷，其擱淺見棄，實不得已。
蓋廣乙艙面為一開花彈所炸後，複應戰久之，敵見其損毀已甚，行将沉沒，舍之而去。
林國祥勉強駛近一海島擱淺，乃毀炮焚船，而率殘卒登岸雲。
[10] 以上之異說，吾人究當何所去從？《冤海述聞》及林氏自白均非無所圖之記載。
《述聞》為方氏辯護，利在鋪張濟遠之戰績而将廣乙之責任加重。
林氏為己辯護，利在鋪張廣乙之戰績，而将濟遠之責任加重。
然方氏全艦而歸，其诿卸責任之需要小；林氏喪艦降敵，其诿卸責任之需要大。
此為吾人特别緻疑于林氏自述之理由。
然畢竟林氏自述虛诳至何程度，吾人今日尚無充分證據，以作确定之判斷也。
第三，涉及濟遠等初遇日艦之時刻者。
據哈富門，此時“将近（上午）九點鐘”；[11]據《述聞》，此事在“七點半”鐘。
然據其後出現于戰場之高升船之大副Templin氏自述，[12]彼是日守更自上午四時至八時，約七時半察見濟遠懸白旗駛來，則濟遠等之遇敵似當在七時半以前矣。
哈富門之說似當見擯，因高升之與濟遠、吉野等相遇，乃在兩方開戰之後，其時據各方不謀而合之記錄，已是九點鐘左右[13]。
而廣乙敗逃擱淺，其船員相率登陸，亦已在九點鐘許。
則濟遠等之遇敵當在其前也。
且Templin為守更之人，其對時刻之觀察當最正确，其報告作于事後僅數日，而此處又絕無作僞之理由，其言宜為吾人所信賴。
而據中日各方報告，濟遠在逃遁前至少曾經一小時以上之鏖戰。
吾人若采Templin之說，則須将開戰時刻移至六時半以前也。
第四，涉及濟遠管帶方伯謙在此戰中之地位者。
當時流言，謂方于敵開炮時，匿入艙内。
時僅大副、二副立吊橋上；彼等請令還炮，方遲不發。
[14]旋樹白旗而遁，日艦追之；繼樹日旗，日艦追如故。
有水手某睹狀大憤，自動開炮；敵艦大創，乃始退卻雲。
此說大緻上為傳統記載所采用。
然《冤海述聞》則謂方氏始終在外督戰；當敵炮中濟遠望台，大副沈壽昌陣亡時，“方管帶與并肩立，血尚沾衣也”。
其後濟遠之發尾炮退敵，《述聞》謂實出方氏号令。
《述聞》自為左袒方氏者之作。
然與上述不利于方氏之傳說，其來源又如何？據《述聞》，是說乃出于天津人穆晉書。
穆為濟遠魚雷大副，在豐島之戰中，放魚雷不出，後為方氏所黜者。
[15]《述聞》布于甲午乙未間，此事在當時似不能誣。
今姑不論前說之來源若何，試從他方面判斷其可靠之程度。
甲午我方參戰之海軍将校中，方氏在國内蒙謗最甚。
黃海戰後，方氏且在臨陣先逃之罪名下，正法軍前。
至今本國史教科書尚有方氏為懦夫之榜樣。
然可異者，豐島之戰中，日方主帥伊東祐享所得之印象則殊不爾。
其後當威海衛之圍，我海軍将校程璧光赍降書詣伊東時，伊東問曰：“牙山之役（即本文所稱豐島之戰，豐島近牙山也），方伯謙甚谙海戰，何故殺之？”程答曰：“上命也。
丁公（汝昌）殊不願。
”[16]以此觀之，方氏當時決非倉皇逃遁，毫無指揮，而僥幸苟免者。
《述聞》謂“是役倭人猶有以濟遠能戰之圖散賣市上”，其言殆非子虛。
又據濟遠德工程師哈富門之報告，方在豐島及黃海兩役中均可稱盡職。
[17]又池仲祜者，“弱冠從事海軍&hellip&hellip（甲）申、（甲）午兩役死綏将士多與&hellip&hellip有情愫”。
[18]其作《海軍實紀·述戰篇》，叙方氏在豐島、黃海兩役之經曆，多與《述聞》合；其作《海軍大事記》，于方氏之死，亦雲“軍中冤之”。
[19]可知方氏當日所予同袍之印象為何如也。
準是以談，避匿之事，于方氏為不類。
夫漢城之變，敵艦之來，方氏先一日已有所聞。
孤軍拒敵，上令未頒，果亟偷生，曷勿舍廣乙宵遁？既遇敵艦，戰力倍蓰于己，苟其畏死，亦何難如厥後操江之所擇，立即納降？此皆不為，而托庇于濟遠之鐵甲，已非吾人所能想象。
且方氏避匿之事，若有實據，丁汝昌、劉步蟾輩何以不加糾彈？《述聞》謂彼等與方氏平素有隙，借曰一面之辭。
然其後黃海之役濟遠與廣甲同先離陣，而方氏獨被羅織以喪其元，則彼等之非有愛于方氏亦可概見
據日人之報告，此戰實以我方為戎首，[1]而我方之報告則反是。
不幸第三者之見證阙如，欲判此公案，請略察事前兩方在朝鮮之布置。
日本之大舉增兵朝鮮，實在東學黨亂息之後。
依《天津條約》，此時兩方均宜退兵。
于是我駐韓商務督辦袁世凱與日駐韓公使大鳥圭介定議，各阻續來兵。
李鴻章得袁電即按兵不發，并令華軍之在漢城（朝鮮京城）者調回牙山，其甫至牙山者止勿進；同時整饬歸裝，訂期内渡，以便派船往迓。
然日人一方飾詞推宕，一方加速濟師。
袁世凱以“日人前言俱食，後言何（置）信”，力請益兵，我駐日公使汪鳳藻亦以為請。
李鴻章曰：“日兵分駐漢（城）、仁（川），已占我先着，我兵逼處易生事，遠紮則兵多少等耳。
&hellip&hellip我再多調，日亦必添調，将作何收場耶？”此五月廿日李複軍機處之言也。
“遠紮兵多少等”，蓋是遁詞，而鴻章力避戰釁之苦心，則既昭然若揭。
[2] 日人頓兵韓境之口實為監督韓人改革内政，而堂皇然邀中國贊襄其事。
中國自不能從，惟責其遵約撤兵。
五月十九日，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照會汪使，謂“帝國政府之不遽行撤兵&hellip&hellip系遵守《天津條約》之精神（！）&hellip&hellip假令貴國政府所見相異，帝國政府亦斷不能發令撤去現駐朝鮮之軍隊”。
[3]日人在韓之企圖至是乃圖窮匕見。
其後陸奧于所著《蹇蹇錄》中言：“餘自始對于朝鮮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注重。
&hellip&hellip餘假此好題目，非欲調和已破裂之中日關系，乃欲促其破裂之機，一變陰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
”六月廿一日大鳥率之“逼宮”，天之變陰也；越二日豐島之戰，高升之沉，暴雨之始降也。
直至宣戰時，我國方面，當外交之沖者為總理衙門，負軍事之責者為直隸總督李鴻章，而二者不相統屬，又無聯絡。
總理衙門對日不輕退讓，李對日不輕言兵，遂使和既不成，戰亦無備。
遷延至六月中旬，俄、英之調停，先後絕望，朝廷密谕鴻章速籌戰備。
李乃一方面派總兵衛汝貴統盛軍六千餘人進平壤，提督馬玉昆統毅軍二千進義州；一方面在津抽調精兵二千餘援牙山葉志超軍。
先是我軍在韓者僅牙山一支，為數僅二千五百人，而日軍之在韓者，早已數倍之矣。
鴻章雖被迫進兵朝鮮，猶冀和議萬一有轉圜之望。
故于六月十八日猶電葉志超雲：“日雖竭力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
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绌。
”[4]夫主帥既力持慎重，而在豐島遇敵之海軍二将方伯謙與林國祥，如後事所示，又絕非急于進取之狂者。
謂我方啟釁誰能信之？ 且也，終豐島之戰，我海軍在朝鮮海面者僅濟遠、廣乙二艦。
濟遠重僅二千噸，速率僅十五海裡，炮止十二門，在我艦隊中居第三等；而廣乙則尤下，重僅千噸。
如是薄弱之力，安足為進犯之師？又況所遇者為日本海軍之精英，吉野（重四千二百餘噸，速率廿三海裡，炮三十四門），浪速（重三千七百餘噸，速率十八海裡，炮二十門），秋津洲（重三千餘噸，速率十九海裡，炮十九門）；任取其一，亦足以敵我二艦而有餘。
[5]方伯謙等苟非樂死惡生，何緻擅自撄敵？ 以此二故，吾人于華方挑戰之說不能不加否認。
然爾時濟遠、廣乙二艦，以何因緣，而伶仃出現于豐島附近？李鴻章援牙山之軍，租英國商輪愛仁、飛鲸、高升等載送，而操江運船載辎重随行。
諸船之發也，鴻章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酌率能戰之艦，往朝鮮海面遊弋，以策應之。
據《冤海述聞》[6]，丁派濟遠、威遠、廣乙先行，而約定己即率大隊接應至。
六月廿二日下午三時，大隊在威海已升火起錨矣。
丁電李鴻章告行期。
總兵劉步蟾憚行，揣李方主和，必避釁端，乃于電内私增“遇倭必戰”四字。
李果為所悚，複電令緩行。
其後李緻丁電有“吾用汝不着，候日俄啟釁，令汝觀戰，以長膽識”等語，蓋旋覺其怯，而諷之也。
丁不知劉私添電文，接此乃不解其何意雲雲。
然今檢《李文忠公電稿》，中存甲午戰時與諸将之電文甚多，卻無此二電，豈編者故為缺略欤？ 濟遠等三船，以二十一日，即大鳥逼宮之日，抵牙山。
翌日寅刻，威遠赍電報往仁川拍發，午刻赍惡消息返，漢城變起，電線已斷。
威遠管帶在仁川又晤英艦長，聞日大隊兵艦将至。
是日愛仁、飛鲸先後抵達。
濟遠管帶方伯謙饬船弁，督催水手，速完起運。
又令威遠木船乘夜先歸。
次晨四時，濟遠、廣乙，魚貫出口，七時半，将離漢江之際，與日艦隊遇。
[7] 繼此即為中日決裂開端之豐島海戰。
關于此一句鐘餘之小小交綏，不獨中日兩方之報告互有出入，即我國之記錄，亦多扺牾。
除極抽象之輪廓外，舊史所承認之細節，由今觀之，幾于無一不成問題。
乃知嚴格考信之需要與艱難，于近世史初非例外。
為明此義，今以推論之曆程著于篇。
第一，涉及開戰之情形者，除日人誣我方肇釁之說，今不采外，我方至少有三報告。
其一謂濟遠等當出口時，尚不虞有戰事，故一切無備，及見日艦開火，始倉皇應付，比及還炮，已閱半小時。
此濟遠工程師德人哈富門目擊之記述也。
[8]另一報告，則謂濟遠管帶方伯謙先一夜已為迎戰之布置，是晨出口本“預備禦敵”，及見日艦隊“取勢而來，知其有異，遂令廣乙嚴奮備戰。
（兩方）駛近一萬碼左右，忽聽倭督船先發号炮一聲，倭三船并起，均向濟遠轟發。
濟遠亦将前後大炮，左右哈乞開司炮，即時均搗倭督船”。
此《冤海述聞》之說也。
是書不著撰人，乃為方伯謙鳴冤而作，蓋出其朋僚身預戰役者手。
内中實錄與诳語雜糅，吾人宜分别觀之。
就此處所涉及之點而論，吾人毋甯信哈富門之說，而疑《述聞》。
蓋後者志在為方氏洗刷，言有備則顯方氏之功，若言無備則增方氏之罪。
哈富門無為方氏遮瞞之必要，而亦無嫌于方氏，其關于豐島及黃海兩役之報告，大體上毋甯有利于方氏也。
又據廣乙管帶林國祥之報告，濟遠等抵牙山之次日，即六月廿二日，“忽見一倭鐵甲艦在白石浦外遊弋，既而濟遠管駕方伯謙即扯号旗，令我等速起火開船回華，半途（若）遇見高升等載兵商輪，可令其速回威海衛或天津。
&hellip&hellip但是時廣乙所帶小火輪已（拖運船）進白石浦江&hellip&hellip（緻廣乙）未能即時開船；延至二十三日四點鐘，天微明時，方得起碇與濟遠同時出口西回，其威遠兵輪因貨早已卸盡，于是日二點鐘乘夜駛回矣”。
[9]此言濟遠等之出口，乃起程歸國，而非為作戰計，與哈富門說契合，蓋信谳也。
而《述聞》則絕不吐露此消息。
第二，涉及廣乙之遭值者。
《冤海述聞》載廣乙逃回水手頭目蔡福等之報告，謂“初開戰時，倭船均向濟遠攻擊，後分一船擊我船（廣乙）。
船主令開放魚雷，放不出口。
船主曰，事壞矣，即下龍旗。
倭船亦去，合擊濟遠。
我船雖中數炮，均非要害，行駛如常。
直駛至山邊淺水，大副與三副說，外邊有倭船來，即令舢闆放下，移舵傍山。
福未聽船主口号&hellip&hellip後被魚雷艙二等水手裘仲三趕去，舵亦被接去。
駛傍山（隈），船主并船上人等皆下舢闆。
船被火焚。
到山時近九點鐘”。
然廣乙管帶林國祥等生還至仁川時，對外國訪員自述經曆之談話，則與上文大相違異。
計針鋒相對之點有三：（1）則謂敵艦首先攻擊之對象，非濟遠而為廣乙。
蓋濟遠先過日艦隊之側，日方并未扯旗請戰。
及廣乙行至一日艦對面，該艦即開一炮擊之。
濟遠見狀，并不回輪助戰，惟添煤足汽，逃遁回華雲。
（2）則謂廣乙曾經久戰，而非匆遽離陣。
蓋濟遠逃後，林國祥猶率部下百十餘人鏖戰達二時半之久，乃将廣乙駛近日艦，以便使用水雷。
不幸水雷洞适為敵炮擊毀，惟水雷幸未觸炸雲。
（3）則謂廣乙實受重傷，其擱淺見棄，實不得已。
蓋廣乙艙面為一開花彈所炸後，複應戰久之，敵見其損毀已甚，行将沉沒，舍之而去。
林國祥勉強駛近一海島擱淺，乃毀炮焚船，而率殘卒登岸雲。
[10] 以上之異說，吾人究當何所去從？《冤海述聞》及林氏自白均非無所圖之記載。
《述聞》為方氏辯護，利在鋪張濟遠之戰績而将廣乙之責任加重。
林氏為己辯護，利在鋪張廣乙之戰績，而将濟遠之責任加重。
然方氏全艦而歸，其诿卸責任之需要小；林氏喪艦降敵，其诿卸責任之需要大。
此為吾人特别緻疑于林氏自述之理由。
然畢竟林氏自述虛诳至何程度，吾人今日尚無充分證據，以作确定之判斷也。
第三，涉及濟遠等初遇日艦之時刻者。
據哈富門，此時“将近（上午）九點鐘”；[11]據《述聞》，此事在“七點半”鐘。
然據其後出現于戰場之高升船之大副Templin氏自述，[12]彼是日守更自上午四時至八時，約七時半察見濟遠懸白旗駛來，則濟遠等之遇敵似當在七時半以前矣。
哈富門之說似當見擯，因高升之與濟遠、吉野等相遇，乃在兩方開戰之後，其時據各方不謀而合之記錄，已是九點鐘左右[13]。
而廣乙敗逃擱淺，其船員相率登陸，亦已在九點鐘許。
則濟遠等之遇敵當在其前也。
且Templin為守更之人，其對時刻之觀察當最正确，其報告作于事後僅數日，而此處又絕無作僞之理由，其言宜為吾人所信賴。
而據中日各方報告，濟遠在逃遁前至少曾經一小時以上之鏖戰。
吾人若采Templin之說，則須将開戰時刻移至六時半以前也。
第四，涉及濟遠管帶方伯謙在此戰中之地位者。
當時流言，謂方于敵開炮時，匿入艙内。
時僅大副、二副立吊橋上；彼等請令還炮，方遲不發。
[14]旋樹白旗而遁，日艦追之；繼樹日旗，日艦追如故。
有水手某睹狀大憤，自動開炮；敵艦大創，乃始退卻雲。
此說大緻上為傳統記載所采用。
然《冤海述聞》則謂方氏始終在外督戰；當敵炮中濟遠望台，大副沈壽昌陣亡時，“方管帶與并肩立，血尚沾衣也”。
其後濟遠之發尾炮退敵，《述聞》謂實出方氏号令。
《述聞》自為左袒方氏者之作。
然與上述不利于方氏之傳說，其來源又如何？據《述聞》，是說乃出于天津人穆晉書。
穆為濟遠魚雷大副，在豐島之戰中，放魚雷不出，後為方氏所黜者。
[15]《述聞》布于甲午乙未間，此事在當時似不能誣。
今姑不論前說之來源若何，試從他方面判斷其可靠之程度。
甲午我方參戰之海軍将校中，方氏在國内蒙謗最甚。
黃海戰後，方氏且在臨陣先逃之罪名下，正法軍前。
至今本國史教科書尚有方氏為懦夫之榜樣。
然可異者，豐島之戰中，日方主帥伊東祐享所得之印象則殊不爾。
其後當威海衛之圍，我海軍将校程璧光赍降書詣伊東時，伊東問曰：“牙山之役（即本文所稱豐島之戰，豐島近牙山也），方伯謙甚谙海戰，何故殺之？”程答曰：“上命也。
丁公（汝昌）殊不願。
”[16]以此觀之，方氏當時決非倉皇逃遁，毫無指揮，而僥幸苟免者。
《述聞》謂“是役倭人猶有以濟遠能戰之圖散賣市上”，其言殆非子虛。
又據濟遠德工程師哈富門之報告，方在豐島及黃海兩役中均可稱盡職。
[17]又池仲祜者，“弱冠從事海軍&hellip&hellip（甲）申、（甲）午兩役死綏将士多與&hellip&hellip有情愫”。
[18]其作《海軍實紀·述戰篇》，叙方氏在豐島、黃海兩役之經曆，多與《述聞》合；其作《海軍大事記》，于方氏之死，亦雲“軍中冤之”。
[19]可知方氏當日所予同袍之印象為何如也。
準是以談，避匿之事，于方氏為不類。
夫漢城之變，敵艦之來，方氏先一日已有所聞。
孤軍拒敵，上令未頒，果亟偷生，曷勿舍廣乙宵遁？既遇敵艦，戰力倍蓰于己，苟其畏死，亦何難如厥後操江之所擇，立即納降？此皆不為，而托庇于濟遠之鐵甲，已非吾人所能想象。
且方氏避匿之事，若有實據，丁汝昌、劉步蟾輩何以不加糾彈？《述聞》謂彼等與方氏平素有隙，借曰一面之辭。
然其後黃海之役濟遠與廣甲同先離陣，而方氏獨被羅織以喪其元，則彼等之非有愛于方氏亦可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