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人民的流徙與流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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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但是這并不改變這次鬥争的性質,即階級鬥争的性質。

    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領導的反晉運動,是完全符合廣大流民的利益的。

     但是,到了李雄稱帝、成漢政權正式建立之後,政權性質确已轉變,屬于封建制政權範疇之内的了。

    本來在流民與以羅尚為首的西晉官吏進行鬥争的軍政府時代,李流為了戰勝羅尚,就已與益州青城山武裝大地主道教徒範長生取得聯絡;到了成漢建國,李雄稱帝,任範長生為丞相,号“天地太師”。

    範長生擁有部曲數千家,李雄還允許優待他的“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晉書·李雄載記》)。

    對範長生優待到這樣程度,這不僅僅是鞏固成漢政權的一種策略,實際上成漢政權已經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成為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工具。

     不過,成漢在建國初期,究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地主政權。

    因為這一政權是在六郡流民反西晉統治者的火熱鬥争中建立起來的,它為了繼續取得流民的擁戴,勢必要重視人民(流民和土著居民)的利益。

    因此向人民征收的賦稅,就遠較晉和疊據中原的少數兄弟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國為輕。

    《華陽國志·李雄志》稱:雄“寬和政役,遠至迩安,年豐谷登。

    乃興文教,立學官。

    其賦民:男丁一歲谷三斛,女丁一斛五鬥,疾病半之。

    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

    境内因而出現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實,至乃闾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滞囚,刑不濫及”的清明景象。

    在十六國紛擾的時代裡,初期的成漢政權,應該算是人民所擁護的政權。

     公元334年,李雄病死,兄子班立,李雄子李期殺班自立。

    公元338年,李骧(李特弟)子李壽又殺李期自立,始改國号為漢。

    李壽即位之後,務為奢侈,大起宮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晉書·李壽載記》)。

    李壽死,子李勢繼位,淫殺尤甚,上下離心。

    在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梁、益二州原有人口二十二萬五千六百戶;西晉末年,流徙荊、湘、甯州的益州民庶,有二十萬戶之多,占梁、益二州總人口的十分之九,那麼留下來的巴蜀土著居民,就不到十分之一了。

    秦、雍六郡十餘萬口填充巴蜀以後,巴蜀的人口密度還是稀疏的。

    公元346年左右,成漢政權将趨瓦解之際,本來居住在我國西南的僚族人民,紛紛向巴蜀移動,史稱當時僚族人民移居梁、益二州界者,達十餘萬落之多。

    這在中世紀時期少數兄弟族遷移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蜀政益亂,公元347年,東晉荊州鎮将桓溫出兵伐蜀,李勢兵敗出降,成漢亡。

    自李雄稱成都王至李勢降晉,立國凡四十四年。

     流民起義的繼續發生 當秦、雍六郡流民在益州地區進行起義的時候,西晉王朝曾命令荊州刺史調發荊州“武勇”,開赴益州去鎮壓。

    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樂遠征,“而诏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

    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晉書·張昌傳》)。

    這些武勇到處受到驅逐以後,“展轉不遠,辄複屯聚”(《資治通鑒》晉惠帝太安二年)。

    公元303年春,有平氏縣(今河南桐柏西北平氏鎮)小吏張昌,聚衆于江夏郡治安陸縣(今湖北安陸北)南八十裡地的石岩山,就食江夏一帶的流民數千口以及不願遠征的丁壯,不久都團聚在他周圍。

    昌起兵攻下江夏,擁立山都縣(今湖北谷城東南)吏丘沈為天子,昌自為相國。

    丘沈易姓名為劉尼,自稱漢後;張昌易姓名為李辰。

    江、沔間人民紛起響應,旬月之間,衆至三萬。

    起義軍頭著绛色巾,上插羽毛,作戰非常勇敢,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南破武昌,下長沙、湘東(郡治酃縣,今湖南衡陽市)、零陵;東攻弋陽(今河南潢川西);北破宛(今河南南陽市),下襄陽,殺西晉都督荊州諸軍事新野王司馬歆;東路在石冰、封雲率領下,攻下江(今江西、福建)、揚(今江蘇、浙江)二州,“于是荊(今湖北)、江、徐(今江蘇北部)、揚、豫(今河南南部)五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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