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蜀漢的興起與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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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才，“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三國志·蜀志·張裔傳》）。
可見劉備、諸葛亮盡管打擊了一小部分不向蜀漢政權靠攏的益州土著地主，大部分的益州土著地主如肯為蜀漢政權服務，諸葛亮還是竭力争取，破格錄用，益州人士在諸葛亮執政時，對諸葛亮能心悅誠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荀子·議兵篇》有這樣一句話：“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
”諸葛亮作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能夠把地主階級的力量團結起來，把積極因素調動起來，蜀漢政權就也漸漸地鞏固下來了。
劉備猇亭之敗 諸葛亮在隆中曾向劉備提出争霸的計劃：“将軍&hellip&hellip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hellip&hellip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hellip&hellip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第一是要取得荊、益兩州，鞏固根據地，安定後方，積蓄力量；第二是鞏固吳、蜀聯盟，共抗曹操；第三在軍事上，主要是鞏固襄陽和漢中兩大戰略基地，條件成熟時，兩面鉗擊洛陽，東吳出合肥側擊。
這在當時，從劉備方面的戰略來說，是完全對的。
因此，劉備入蜀時，就交給坐鎮荊州的關羽兩大任務：一面要相機奪取襄、樊，一面要鞏固吳、蜀聯盟。
但關羽隻想完成奪取襄、樊的任務，和東吳的關系卻搞得很壞。
後來有人責備關羽不該冒險進攻襄、樊，這個責備是不對的。
江陵和襄陽相去步道五百裡，以後《南齊書·州郡志》有這樣的話：“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不立故也。
”說明襄陽是江陵的北門，要保江陵，非争襄陽不可。
尤其是東吳把湘水以東的桂陽、長沙等郡取走之後，江陵後方虛弱，隻有北取襄、樊，才能依阻漢水，擺脫三面受敵的地位。
所以說關羽進兵襄、樊，完全是當時形勢所決定的。
應該說，關羽北攻襄、樊，并沒有錯，錯的是襄陽長期進攻不下，應該估計到自己後方虛弱，及早回師，以待再舉。
關羽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脆弱的吳、蜀同盟鞏固住。
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三國志·蜀志·關羽傳》）。
作為策略來講，這是很大的失着。
還有，關“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三國志·蜀志·張飛傳》）。
關羽和他的僚屬（文職人員）的關系很緊張，像潘濬這樣一個優秀人物，關羽不知重用，關羽死後，反而被孫權争取過去了。
麋芳是劉備的小舅子，時為南郡太守，守江陵；将軍傅士仁屯兵公安，他們投降孫權，都和關羽同他們的緊張關系有關。
這些事情，結合起來，關羽就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了。
江陵、公安的失守，這在蜀漢政權方面來講，不僅喪失了荊州基地，被封閉于三峽之内；而且脆弱的吳、蜀聯盟，宣告破産，盟友變成敵人，這對劉備的打擊是太大了。
劉備在丢失荊州後稱帝，稱帝後就想奪回荊州。
當時對這個問題，蜀漢君臣中大緻可以分為主戰、主和兩派。
諸葛亮是主張維持吳、蜀聯盟的，但他知道劉備主戰很堅決，不敢極言勸阻。
到了劉備後來打了敗仗，他才敢說，“法孝直若在（這時法正已病死），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志·蜀志·法正傳》）。
表達了他不同意出兵攻吳的想法。
趙雲是跟随劉備時間比較長久的将領，他也明确地說：“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
且先滅魏，則吳自服。
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
&hellip&hellip不應置魏，先與吳戰。
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三國志·蜀志·趙雲傳》注引《趙雲别傳》）當然也有不少主戰派的将領，為了要立功，并迎合劉備急于為關羽複仇的心理，堅決主張和東吳開戰。
當時蜀漢政權内部雖有主和、主戰兩派，由于劉備是堅決主戰的，所以主戰派占很大優勢，諸葛亮也就無法對劉備施加影響，阻止他不去伐吳了。
公元221年的七月，劉備親提大軍四萬餘人，由将軍吳班、馮習、張南等率領，沿長江，出巫峽，收複東吳所占領的巫縣（今重慶巫山北）、秭歸（今湖北秭歸），浩浩蕩蕩地直撲江陵。
自秭歸出發的時候，治中從事黃權向劉備建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
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
”（《三國志·蜀志·黃權傳》）這個建議，從戰略方面考慮，是比較周到的。
劉備并沒有接受，卻任命黃權為鎮北将軍，叫他去指揮江北軍隊，防備魏軍。
後來因劉備戰敗，黃權後退無路，反而投降了曹魏。
從巫峽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東），有六七百裡地，江岸兩側，高山連雲，這是一個地形比較複雜的區域，如果戰争失利，前有敵兵，後無退路，這是兵家的大忌。
劉備偏偏憑恃這個不利的地形，來和東吳作戰。
公元222年二月，劉備的軍隊沿長江南岸緣山截嶺，推進到夷陵，便舍舟登陸，在江岸南側，處處結營，“樹栅連營七百餘裡”（《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把軍隊的力量配置得極度分散，戰鬥力也相對地削弱了。
劉備親率主力屯營于夷陵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長江北岸之古老背），派将軍吳班向吳軍挑戰，東吳大都督陸遜卻集中五萬優勢兵力，堅守不出。
蜀軍自興師東下，行軍已有七八月之久，将士疲憊不堪。
到這年六月，陸遜才乘盛夏采用火攻的戰術，向蜀軍發動攻勢。
東吳将士各執一火把，全力出擊，大破蜀軍前鋒，陣斬蜀漢大将馮習、張南。
劉備退保馬鞍山（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六十裡），陸遜督促吳軍四面圍攻，蜀軍又損折了近萬人。
劉備乘夜從馬鞍山突出重圍，退到秭歸，再從秭歸退回白帝城（今重慶奉節東）。
陸遜縱兵追擊，連破蜀軍四十餘營，挺進到巫縣才停止。
史稱蜀軍“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
屍骸漂流，塞江而下”（《三國志·吳志·陸遜傳》）。
劉備退到白帝城不久就發病，終于不起。
在吳蜀夷陵會戰之後不到三四個月，魏主曹丕兩路出兵，進攻東吳的濡須（今安徽巢湖南）和江陵。
孫權遣鄭泉使蜀，劉備派宗玮報聘，脆弱的吳蜀聯盟又複活了。
公元223年的四月，劉備在白帝城病死，備子劉禅繼位，諸葛亮以丞相輔政。
諸葛亮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恢複吳蜀的外交正常關系，進而安定南中，然後專力抗魏。
所以他派遣鄧芝出使東吳，主動地去加強吳蜀聯盟[5]。
聯吳抗魏的外交路線，更進一步明朗了起來。
諸葛亮的安定南中 在當時蜀漢地區，要形成一個割據的政治局面，經濟上各方面的條件是完全成熟的。
蜀漢地區，本來就已“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漢書·地理志》）；到了蜀漢建國，“封域之内”，仍是“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溝洫脈散，疆理绮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左思《蜀都賦》）。
成都平原的豐收與否，是和都江堰的灌溉工程分不開的。
都江堰當時稱為“都安堰”，諸葛亮輔政後，曾“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主護之”（《水經·江水注》）。
這樣，“水旱從人，不知饑馑，沃野千裡，世号陸海”（《水經·江水注》）的成都平原，其農業的發展，比之兩漢全盛時代，亦無遜色。
同時蜀漢還在漢中一帶，設置屯田，這些都有助于農業的發展。
在紡織手工業方面，織錦業最為發達，居全國第一位。
故當時織錦，“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道”（《太平禦覽》卷815引山謙之《丹陽記》）。
成都附郭的紡織業盛況，據《蜀都賦》說：“阛阓之裡，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
”蜀亡之時，史稱蜀庫存“錦绮彩絹各二十萬匹”（《三國志·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隐《蜀記》），可見紡織生産産量之多。
中原地區的商業，已不如前代，而蜀漢的商業，并未衰歇。
如成都“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hellip&hellip賈貿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于八方”（左思《蜀都賦》）。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盡管益州是沃野千裡、有“鹽鐵之利”（《三國志·蜀志·呂傳》）的天府之國，如前所述，蜀地的織錦業，又非常發達，可是要動員十萬以上兵衆來長期和魏進行戰争，軍費浩大，僅僅倚靠這些收入來作為“決敵之資”[6]，還是有困難的。
居住于蜀漢西南邊境的少數部族，既然不向蜀漢政權納稅服徭役，而且在劉備病死前後，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南）叟帥高定元殺郡将舉兵稱王。
牂牁（郡治故且蘭，今貴州凱裡西北）太守朱褒據郡不受調遣。
益州郡（郡治滇池，今雲南晉甯東）大姓雍闿殺太守正昂，蜀漢政府改派張裔為益州太守，又為闿執送東吳。
東吳發表雍闿為永昌（郡治不韋，今雲南保山東北）太守，想在蜀漢邊境培植親東吳的勢力。
雍闿同時還拉攏另一益州郡大姓孟獲，叫人散布謠言，欺騙“夷、叟”（當時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泛稱）說，“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即瑪瑙）三升，斫木長三丈者三千枚（斫木不會高過二丈），汝能得否”（《華陽國志·南中志》），假稱蜀漢政府要他們貢獻這些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東西，來威脅群衆，挑撥民族感情。
當時南中反蜀漢的力量正在結集起來，威脅蜀漢的後方。
諸葛亮秉政後，趁與東吳通好之際，就舉兵南進，他不但想解除蜀漢後方的威脅，還想掠奪南中物資，補充夷、叟兵員，來充實蜀漢軍事力量，為北伐作好準備。
公元225年春，諸葛亮親率大軍南征。
大軍分為三路，馬忠率東路軍直指牂牁，不久就消滅了朱褒；李恢率中路軍自平夷（今貴州畢節）徑趨滇池，包抄雍闿、孟獲的後方；諸葛亮親率西路主力，由安上（今四川屏山）從水路趨越嶲。
高定元在定笮（今四川鹽源南）、卑水（今四川會理東北）一帶“多為壘守”，設置防禦工事。
諸葛亮想等待高定元的軍隊集合後再進行決戰，因此停軍卑水前線，稍作休整。
正在準備決戰之際，雍闿、孟獲也從滇東趕來，高定元的部下襲殺雍闿，孟獲
可見劉備、諸葛亮盡管打擊了一小部分不向蜀漢政權靠攏的益州土著地主，大部分的益州土著地主如肯為蜀漢政權服務，諸葛亮還是竭力争取，破格錄用，益州人士在諸葛亮執政時，對諸葛亮能心悅誠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荀子·議兵篇》有這樣一句話：“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
”諸葛亮作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能夠把地主階級的力量團結起來，把積極因素調動起來，蜀漢政權就也漸漸地鞏固下來了。
劉備猇亭之敗 諸葛亮在隆中曾向劉備提出争霸的計劃：“将軍&hellip&hellip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hellip&hellip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hellip&hellip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第一是要取得荊、益兩州，鞏固根據地，安定後方，積蓄力量；第二是鞏固吳、蜀聯盟，共抗曹操；第三在軍事上，主要是鞏固襄陽和漢中兩大戰略基地，條件成熟時，兩面鉗擊洛陽，東吳出合肥側擊。
這在當時，從劉備方面的戰略來說，是完全對的。
因此，劉備入蜀時，就交給坐鎮荊州的關羽兩大任務：一面要相機奪取襄、樊，一面要鞏固吳、蜀聯盟。
但關羽隻想完成奪取襄、樊的任務，和東吳的關系卻搞得很壞。
後來有人責備關羽不該冒險進攻襄、樊，這個責備是不對的。
江陵和襄陽相去步道五百裡，以後《南齊書·州郡志》有這樣的話：“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不立故也。
”說明襄陽是江陵的北門，要保江陵，非争襄陽不可。
尤其是東吳把湘水以東的桂陽、長沙等郡取走之後，江陵後方虛弱，隻有北取襄、樊，才能依阻漢水，擺脫三面受敵的地位。
所以說關羽進兵襄、樊，完全是當時形勢所決定的。
應該說，關羽北攻襄、樊，并沒有錯，錯的是襄陽長期進攻不下，應該估計到自己後方虛弱，及早回師，以待再舉。
關羽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脆弱的吳、蜀同盟鞏固住。
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三國志·蜀志·關羽傳》）。
作為策略來講，這是很大的失着。
還有，關“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三國志·蜀志·張飛傳》）。
關羽和他的僚屬（文職人員）的關系很緊張，像潘濬這樣一個優秀人物，關羽不知重用，關羽死後，反而被孫權争取過去了。
麋芳是劉備的小舅子，時為南郡太守，守江陵；将軍傅士仁屯兵公安，他們投降孫權，都和關羽同他們的緊張關系有關。
這些事情，結合起來，關羽就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了。
江陵、公安的失守，這在蜀漢政權方面來講，不僅喪失了荊州基地，被封閉于三峽之内；而且脆弱的吳、蜀聯盟，宣告破産，盟友變成敵人，這對劉備的打擊是太大了。
劉備在丢失荊州後稱帝，稱帝後就想奪回荊州。
當時對這個問題，蜀漢君臣中大緻可以分為主戰、主和兩派。
諸葛亮是主張維持吳、蜀聯盟的，但他知道劉備主戰很堅決，不敢極言勸阻。
到了劉備後來打了敗仗，他才敢說，“法孝直若在（這時法正已病死），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志·蜀志·法正傳》）。
表達了他不同意出兵攻吳的想法。
趙雲是跟随劉備時間比較長久的将領，他也明确地說：“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
且先滅魏，則吳自服。
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
&hellip&hellip不應置魏，先與吳戰。
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三國志·蜀志·趙雲傳》注引《趙雲别傳》）當然也有不少主戰派的将領，為了要立功，并迎合劉備急于為關羽複仇的心理，堅決主張和東吳開戰。
當時蜀漢政權内部雖有主和、主戰兩派，由于劉備是堅決主戰的，所以主戰派占很大優勢，諸葛亮也就無法對劉備施加影響，阻止他不去伐吳了。
公元221年的七月，劉備親提大軍四萬餘人，由将軍吳班、馮習、張南等率領，沿長江，出巫峽，收複東吳所占領的巫縣（今重慶巫山北）、秭歸（今湖北秭歸），浩浩蕩蕩地直撲江陵。
自秭歸出發的時候，治中從事黃權向劉備建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
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
”（《三國志·蜀志·黃權傳》）這個建議，從戰略方面考慮，是比較周到的。
劉備并沒有接受，卻任命黃權為鎮北将軍，叫他去指揮江北軍隊，防備魏軍。
後來因劉備戰敗，黃權後退無路，反而投降了曹魏。
從巫峽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東），有六七百裡地，江岸兩側，高山連雲，這是一個地形比較複雜的區域，如果戰争失利，前有敵兵，後無退路，這是兵家的大忌。
劉備偏偏憑恃這個不利的地形，來和東吳作戰。
公元222年二月，劉備的軍隊沿長江南岸緣山截嶺，推進到夷陵，便舍舟登陸，在江岸南側，處處結營，“樹栅連營七百餘裡”（《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把軍隊的力量配置得極度分散，戰鬥力也相對地削弱了。
劉備親率主力屯營于夷陵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長江北岸之古老背），派将軍吳班向吳軍挑戰，東吳大都督陸遜卻集中五萬優勢兵力，堅守不出。
蜀軍自興師東下，行軍已有七八月之久，将士疲憊不堪。
到這年六月，陸遜才乘盛夏采用火攻的戰術，向蜀軍發動攻勢。
東吳将士各執一火把，全力出擊，大破蜀軍前鋒，陣斬蜀漢大将馮習、張南。
劉備退保馬鞍山（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六十裡），陸遜督促吳軍四面圍攻，蜀軍又損折了近萬人。
劉備乘夜從馬鞍山突出重圍，退到秭歸，再從秭歸退回白帝城（今重慶奉節東）。
陸遜縱兵追擊，連破蜀軍四十餘營，挺進到巫縣才停止。
史稱蜀軍“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
屍骸漂流，塞江而下”（《三國志·吳志·陸遜傳》）。
劉備退到白帝城不久就發病，終于不起。
在吳蜀夷陵會戰之後不到三四個月，魏主曹丕兩路出兵，進攻東吳的濡須（今安徽巢湖南）和江陵。
孫權遣鄭泉使蜀，劉備派宗玮報聘，脆弱的吳蜀聯盟又複活了。
公元223年的四月，劉備在白帝城病死，備子劉禅繼位，諸葛亮以丞相輔政。
諸葛亮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恢複吳蜀的外交正常關系，進而安定南中，然後專力抗魏。
所以他派遣鄧芝出使東吳，主動地去加強吳蜀聯盟[5]。
聯吳抗魏的外交路線，更進一步明朗了起來。
諸葛亮的安定南中 在當時蜀漢地區，要形成一個割據的政治局面，經濟上各方面的條件是完全成熟的。
蜀漢地區，本來就已“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漢書·地理志》）；到了蜀漢建國，“封域之内”，仍是“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溝洫脈散，疆理绮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左思《蜀都賦》）。
成都平原的豐收與否，是和都江堰的灌溉工程分不開的。
都江堰當時稱為“都安堰”，諸葛亮輔政後，曾“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主護之”（《水經·江水注》）。
這樣，“水旱從人，不知饑馑，沃野千裡，世号陸海”（《水經·江水注》）的成都平原，其農業的發展，比之兩漢全盛時代，亦無遜色。
同時蜀漢還在漢中一帶，設置屯田，這些都有助于農業的發展。
在紡織手工業方面，織錦業最為發達，居全國第一位。
故當時織錦，“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道”（《太平禦覽》卷815引山謙之《丹陽記》）。
成都附郭的紡織業盛況，據《蜀都賦》說：“阛阓之裡，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
”蜀亡之時，史稱蜀庫存“錦绮彩絹各二十萬匹”（《三國志·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隐《蜀記》），可見紡織生産産量之多。
中原地區的商業，已不如前代，而蜀漢的商業，并未衰歇。
如成都“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hellip&hellip賈貿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于八方”（左思《蜀都賦》）。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盡管益州是沃野千裡、有“鹽鐵之利”（《三國志·蜀志·呂傳》）的天府之國，如前所述，蜀地的織錦業，又非常發達，可是要動員十萬以上兵衆來長期和魏進行戰争，軍費浩大，僅僅倚靠這些收入來作為“決敵之資”[6]，還是有困難的。
居住于蜀漢西南邊境的少數部族，既然不向蜀漢政權納稅服徭役，而且在劉備病死前後，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南）叟帥高定元殺郡将舉兵稱王。
牂牁（郡治故且蘭，今貴州凱裡西北）太守朱褒據郡不受調遣。
益州郡（郡治滇池，今雲南晉甯東）大姓雍闿殺太守正昂，蜀漢政府改派張裔為益州太守，又為闿執送東吳。
東吳發表雍闿為永昌（郡治不韋，今雲南保山東北）太守，想在蜀漢邊境培植親東吳的勢力。
雍闿同時還拉攏另一益州郡大姓孟獲，叫人散布謠言，欺騙“夷、叟”（當時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泛稱）說，“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即瑪瑙）三升，斫木長三丈者三千枚（斫木不會高過二丈），汝能得否”（《華陽國志·南中志》），假稱蜀漢政府要他們貢獻這些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東西，來威脅群衆，挑撥民族感情。
當時南中反蜀漢的力量正在結集起來，威脅蜀漢的後方。
諸葛亮秉政後，趁與東吳通好之際，就舉兵南進，他不但想解除蜀漢後方的威脅，還想掠奪南中物資，補充夷、叟兵員，來充實蜀漢軍事力量，為北伐作好準備。
公元225年春，諸葛亮親率大軍南征。
大軍分為三路，馬忠率東路軍直指牂牁，不久就消滅了朱褒；李恢率中路軍自平夷（今貴州畢節）徑趨滇池，包抄雍闿、孟獲的後方；諸葛亮親率西路主力，由安上（今四川屏山）從水路趨越嶲。
高定元在定笮（今四川鹽源南）、卑水（今四川會理東北）一帶“多為壘守”，設置防禦工事。
諸葛亮想等待高定元的軍隊集合後再進行決戰，因此停軍卑水前線，稍作休整。
正在準備決戰之際，雍闿、孟獲也從滇東趕來，高定元的部下襲殺雍闿，孟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