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黃巾大起義和東漢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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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列傳》載：“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闆楯蠻夷因此複叛。
”可見，黃巾軍的勝利，對南方少數民族的鬥争也起了鼓舞和推動作用。
益州的黃巾軍後被東漢王朝的益州從事賈龍率兵，聯合地方豪強武裝鎮壓下去。
汝南、揚州等地的黃巾 在汝南、颍川有好幾支黃巾軍活躍于東漢統治的中心地區。
直到獻帝建安元年（196年）這裡還有何儀、劉辟、黃邵、何複等部“衆各數萬”（《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他們“攻沒郡縣”（《後漢書·靈帝紀》）劫殺官吏。
雖有時在官軍逼迫下暫時放下武器，但一有機會又舉起反旗，使東漢王朝束手無策。
揚州地區的黃巾軍也不示弱，曾攻舒“焚燒城郭”（《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緻使地方官吏膽戰心驚。
費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下去。
不久又有戴風等領導的起義。
統治者實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政策“斬首三千餘級”（同上），“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同上）。
從上述資料中可知，統治者所屠殺的無非都是貧苦農民，而僅被斬首的就有三千餘級，“其餘黨輩”則絕不在少數了。
此外，在靈帝中平三年（186年）有江夏兵趙慈起義，殺死那個狡猾而頑固的南陽太守秦颉，攻破六縣。
中平四年（187年）二月，荥陽又出現起義軍“數千人群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後漢書·窦何列傳》）。
與此同時，南方的零陵人觀鹄自稱“平天将軍”（《後漢書·靈帝紀》）進攻桂陽。
長沙人區星也“自稱将軍，衆萬餘人”，于中平五年（188年）起義“攻圍城邑”（《三國志·吳書·孫堅傳》）。
長沙、零陵、桂林等郡還有周朝、蘇馬領導的起義軍；東南的吳郡有陳敗、萬秉統率的黃巾餘部，下邳阙宣還“自稱天子”（《三國志·魏書·陶謙傳》）、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三國志·魏書·何夔傳》）等此伏彼起，連綿不斷。
漢中張魯政權的崛起 當信奉太平道的黃巾軍在東方浴血奮戰時，西部的五鬥米道也舉旗起義。
初平二年（191年）在漢中傳播多年的五鬥米道，以張魯為首舉行起義，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
張魯自号為“師君”，初入道的人稱“鬼卒”，入道久的被任命為“祭酒”和“治頭大祭酒”，處理信徒教衆事務，統領部衆。
據《三國志·魏書·張魯傳》雲： （張）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師君”。
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
受本道已信，号“祭酒”。
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
張魯的政權實行着與封建政權完全不相同的制度： 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
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
又置義米肉，縣（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辄病之。
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張魯在漢中建立的政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教人誠實不欺詐； （二）不置官吏，由宗教首領處理教徒和民衆的事務； （三）置義舍，放置義米、肉，任人随意吃，但以腹飽為限； （四）犯法者，準許改過，重犯三次者（三原）才行刑； （五）有病者要向鬼神忏悔（自首其過），貪心者有鬼來懲罰（“若過多，鬼道辄病之”）。
顯然這是一個帶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政教合一的政權。
這一政權實行的正是農民在封建重壓下朝夕向往的平均主義。
難怪這一政權受到“民夷”的擁護。
以至“雄據巴、漢垂三十年”（《三國志·魏書·張魯傳》）成為割據一方的太平樂土。
[324]直到二十多年後，這個政權才在曆史上消失。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主力軍失敗後，更多的起義軍堅持同封建政權進行着長期的戰鬥。
經過黃巾軍及其後繼的起義軍沉重打擊，東漢王朝雖繼續苟延殘喘，但更加虛弱，在風雨飄搖中，等待着滅亡。
第三節 割據形勢的再現，東漢的滅亡 自黃巾大起義失敗後，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又維持了三十餘年，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滅亡。
在這三十餘年中，曆史重又出現複雜的局面。
一 黑暗勢力空前猖獗 東漢王朝對人民的血腥屠殺 黃巾起義後，東漢王朝的統治者并沒有像西漢初年的統治者那樣，對人民做出一些讓步，以緩和階級矛盾，而是變本加厲地血腥屠殺人民。
曆史事實說明：當農民起義失敗後，封建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和起義群衆，不僅有“讓步”政策，也有“反攻倒算”，究竟采取哪種政策，并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
東漢封建統治者對人民鎮壓和屠殺，首先從對起義失敗後的群衆開始。
大批的革命群衆被反動統治者的屠刀殺害。
每次起義軍的戰敗，都伴有血淋淋的屠殺。
如張寶等在下曲陽失敗後，十餘萬起義軍被殺，其他各地也無不如此，史稱“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資治通鑒》靈帝中平元年），這樣，在全國範圍内，就殺了幾十萬人之多，連張角的屍體，也受到剖棺戮屍，傳首京師的慘無人道的毀壞。
至于在戰争中被殺的群衆，更無法數計，如初平二年（191年）應劭率兵與黃巾戰“前後斬首數千級”（《後漢書·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這是極常見的。
很多戰役被殺的群衆都是“死者數萬”（《後漢書·劉虞公孫瓒陶謙列傳》）。
更殘酷的屠殺是那些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軍閥實行的。
他們在各地争奪土地，殺掠人民，還以各種名目屠殺無辜，如董卓捉到敵對軍的士卒時，常“以布纏裹，倒立于地，熱膏灌殺之”（《後漢書·董卓列傳》）。
董卓等嗜血成性，殺人如麻，本書後面還要記述，其他軍閥也多如此。
宦官作惡在黃巾起義後更有增無已，如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所在貪殘，為人蠹害”。
黃巾起義後，郎中張鈞曾上書指出：黃巾起義的原因“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後漢書·宦者列傳》）。
這紙奏書被張讓得知後，結果是“禦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同上）。
可見，宦官橫行霸道毫無收斂。
至于嚴酷的刑罰，在黃巾起義失敗後被加諸廣大人民身上，更是不在話下了。
“斬之”，“夷三族”，“族之”的血淋淋記載，從桓帝以後突然增加，絕不是偶然的。
東漢統治者瘋狂地揮舞着屠刀，妄圖用人民的鮮血延緩自身末日的來臨。
賦役盤剝災疫肆虐 黃巾起義後，東漢統治者并沒有接受農民起義對他們的教訓，反而加緊對人民的榨取，想方設法榨盡勞動人民身上的最後一滴血汗。
就在黃巾主力被鎮壓的次年，東漢王朝政府就借口京城火災，以修繕宮殿為名，普加天下田畝稅“畝十錢”（《後漢書·靈帝紀》）。
此外，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不可勝數，如“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複增私調，百姓呼嗟”（《後漢書·宦者列傳》），這樣層層加碼，人民當然不勝其苦。
又如中平四年（187年）靈帝賣官，竟連關内侯這一級也可出售，明碼标價“錢五百萬”（《後漢書·靈帝紀》）這些用錢買來的官吏，到任後不搜刮又何為呢？可見，從皇帝那裡就鼓勵官吏們貪贓枉法，剝削百姓的。
從公元2世紀20年代以來，中原流行着可怕的疾疫。
[325]給人民帶來更沉重的苦難，全家、全族、整個地區死于疾疫者史不絕書，如《續漢書·五行志》載“京師&hellip&hellip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
又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遭其災”。
魏陳思王說疫氣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可見，死于疾疫者絕不是少數人。
天災頻仍，又是勞動人民另一大災難。
每一次天災一來，就是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如獻帝興平元年（194年）“三輔大旱&hellip&hellip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後漢書·獻帝紀》）。
有時統治者還假惺惺地實行一點“撫恤”救濟，也常因官吏中飽而成為純粹的騙局。
[326]很明顯：疾疫之所以特别猖獗，同統治者殺人和戰争有很大關系，在東漢末年各路割據武裝混戰之中，常常是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注引《曹瞞傳》）。
這些被殺的人，屍體抛入水中，有時竟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同上），有的就扔在路上：“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這麼多腐爛的屍體怎麼能不傳染疾疫呢！至于因天災而餓死的，也多由于政治的腐敗已如上述。
所以，歸根到底，人民苦難的根源是封建統治的剝削、壓榨和腐敗的政治。
人民流徙戶口驟減 由于天災、人禍造成的災難，使社會生産力遭到嚴重的破壞。
東漢末年許多地區荒無人煙，就是原來十分富庶的地方，在統治階級混戰之後，也變得荒涼不堪，如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曆來極為富庶的關中，經過董卓的劫掠後“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複人迹”（《三國志·魏書·董卓傳》）。
人是生産力中最積極的因素，沒有人如何進行農業生産？所以，東漢末年經濟空前蕭條，生産凋敝，糧食和物資極度匮乏。
如袁紹的軍隊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hellip&hellip州裡蕭條”（《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饑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英雄記》）。
軍隊都這樣缺糧，可見社會已匮乏得無可搜刮了。
在屠殺、疾疫、酷刑和
”可見，黃巾軍的勝利，對南方少數民族的鬥争也起了鼓舞和推動作用。
益州的黃巾軍後被東漢王朝的益州從事賈龍率兵，聯合地方豪強武裝鎮壓下去。
汝南、揚州等地的黃巾 在汝南、颍川有好幾支黃巾軍活躍于東漢統治的中心地區。
直到獻帝建安元年（196年）這裡還有何儀、劉辟、黃邵、何複等部“衆各數萬”（《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他們“攻沒郡縣”（《後漢書·靈帝紀》）劫殺官吏。
雖有時在官軍逼迫下暫時放下武器，但一有機會又舉起反旗，使東漢王朝束手無策。
揚州地區的黃巾軍也不示弱，曾攻舒“焚燒城郭”（《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緻使地方官吏膽戰心驚。
費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下去。
不久又有戴風等領導的起義。
統治者實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政策“斬首三千餘級”（同上），“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同上）。
從上述資料中可知，統治者所屠殺的無非都是貧苦農民，而僅被斬首的就有三千餘級，“其餘黨輩”則絕不在少數了。
此外，在靈帝中平三年（186年）有江夏兵趙慈起義，殺死那個狡猾而頑固的南陽太守秦颉，攻破六縣。
中平四年（187年）二月，荥陽又出現起義軍“數千人群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後漢書·窦何列傳》）。
與此同時，南方的零陵人觀鹄自稱“平天将軍”（《後漢書·靈帝紀》）進攻桂陽。
長沙人區星也“自稱将軍，衆萬餘人”，于中平五年（188年）起義“攻圍城邑”（《三國志·吳書·孫堅傳》）。
長沙、零陵、桂林等郡還有周朝、蘇馬領導的起義軍；東南的吳郡有陳敗、萬秉統率的黃巾餘部，下邳阙宣還“自稱天子”（《三國志·魏書·陶謙傳》）、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三國志·魏書·何夔傳》）等此伏彼起，連綿不斷。
漢中張魯政權的崛起 當信奉太平道的黃巾軍在東方浴血奮戰時，西部的五鬥米道也舉旗起義。
初平二年（191年）在漢中傳播多年的五鬥米道，以張魯為首舉行起義，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
張魯自号為“師君”，初入道的人稱“鬼卒”，入道久的被任命為“祭酒”和“治頭大祭酒”，處理信徒教衆事務，統領部衆。
據《三國志·魏書·張魯傳》雲： （張）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師君”。
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
受本道已信，号“祭酒”。
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
張魯的政權實行着與封建政權完全不相同的制度： 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
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
又置義米肉，縣（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辄病之。
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張魯在漢中建立的政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教人誠實不欺詐； （二）不置官吏，由宗教首領處理教徒和民衆的事務； （三）置義舍，放置義米、肉，任人随意吃，但以腹飽為限； （四）犯法者，準許改過，重犯三次者（三原）才行刑； （五）有病者要向鬼神忏悔（自首其過），貪心者有鬼來懲罰（“若過多，鬼道辄病之”）。
顯然這是一個帶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政教合一的政權。
這一政權實行的正是農民在封建重壓下朝夕向往的平均主義。
難怪這一政權受到“民夷”的擁護。
以至“雄據巴、漢垂三十年”（《三國志·魏書·張魯傳》）成為割據一方的太平樂土。
[324]直到二十多年後，這個政權才在曆史上消失。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主力軍失敗後，更多的起義軍堅持同封建政權進行着長期的戰鬥。
經過黃巾軍及其後繼的起義軍沉重打擊，東漢王朝雖繼續苟延殘喘，但更加虛弱，在風雨飄搖中，等待着滅亡。
第三節 割據形勢的再現，東漢的滅亡 自黃巾大起義失敗後，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又維持了三十餘年，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滅亡。
在這三十餘年中，曆史重又出現複雜的局面。
一 黑暗勢力空前猖獗 東漢王朝對人民的血腥屠殺 黃巾起義後，東漢王朝的統治者并沒有像西漢初年的統治者那樣，對人民做出一些讓步，以緩和階級矛盾，而是變本加厲地血腥屠殺人民。
曆史事實說明：當農民起義失敗後，封建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和起義群衆，不僅有“讓步”政策，也有“反攻倒算”，究竟采取哪種政策，并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
東漢封建統治者對人民鎮壓和屠殺，首先從對起義失敗後的群衆開始。
大批的革命群衆被反動統治者的屠刀殺害。
每次起義軍的戰敗，都伴有血淋淋的屠殺。
如張寶等在下曲陽失敗後，十餘萬起義軍被殺，其他各地也無不如此，史稱“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資治通鑒》靈帝中平元年），這樣，在全國範圍内，就殺了幾十萬人之多，連張角的屍體，也受到剖棺戮屍，傳首京師的慘無人道的毀壞。
至于在戰争中被殺的群衆，更無法數計，如初平二年（191年）應劭率兵與黃巾戰“前後斬首數千級”（《後漢書·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這是極常見的。
很多戰役被殺的群衆都是“死者數萬”（《後漢書·劉虞公孫瓒陶謙列傳》）。
更殘酷的屠殺是那些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軍閥實行的。
他們在各地争奪土地，殺掠人民，還以各種名目屠殺無辜，如董卓捉到敵對軍的士卒時，常“以布纏裹，倒立于地，熱膏灌殺之”（《後漢書·董卓列傳》）。
董卓等嗜血成性，殺人如麻，本書後面還要記述，其他軍閥也多如此。
宦官作惡在黃巾起義後更有增無已，如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所在貪殘，為人蠹害”。
黃巾起義後，郎中張鈞曾上書指出：黃巾起義的原因“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後漢書·宦者列傳》）。
這紙奏書被張讓得知後，結果是“禦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同上）。
可見，宦官橫行霸道毫無收斂。
至于嚴酷的刑罰，在黃巾起義失敗後被加諸廣大人民身上，更是不在話下了。
“斬之”，“夷三族”，“族之”的血淋淋記載，從桓帝以後突然增加，絕不是偶然的。
東漢統治者瘋狂地揮舞着屠刀，妄圖用人民的鮮血延緩自身末日的來臨。
賦役盤剝災疫肆虐 黃巾起義後，東漢統治者并沒有接受農民起義對他們的教訓，反而加緊對人民的榨取，想方設法榨盡勞動人民身上的最後一滴血汗。
就在黃巾主力被鎮壓的次年，東漢王朝政府就借口京城火災，以修繕宮殿為名，普加天下田畝稅“畝十錢”（《後漢書·靈帝紀》）。
此外，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不可勝數，如“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複增私調，百姓呼嗟”（《後漢書·宦者列傳》），這樣層層加碼，人民當然不勝其苦。
又如中平四年（187年）靈帝賣官，竟連關内侯這一級也可出售，明碼标價“錢五百萬”（《後漢書·靈帝紀》）這些用錢買來的官吏，到任後不搜刮又何為呢？可見，從皇帝那裡就鼓勵官吏們貪贓枉法，剝削百姓的。
從公元2世紀20年代以來，中原流行着可怕的疾疫。
[325]給人民帶來更沉重的苦難，全家、全族、整個地區死于疾疫者史不絕書，如《續漢書·五行志》載“京師&hellip&hellip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
又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遭其災”。
魏陳思王說疫氣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可見，死于疾疫者絕不是少數人。
天災頻仍，又是勞動人民另一大災難。
每一次天災一來，就是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如獻帝興平元年（194年）“三輔大旱&hellip&hellip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後漢書·獻帝紀》）。
有時統治者還假惺惺地實行一點“撫恤”救濟，也常因官吏中飽而成為純粹的騙局。
[326]很明顯：疾疫之所以特别猖獗，同統治者殺人和戰争有很大關系，在東漢末年各路割據武裝混戰之中，常常是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注引《曹瞞傳》）。
這些被殺的人，屍體抛入水中，有時竟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同上），有的就扔在路上：“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這麼多腐爛的屍體怎麼能不傳染疾疫呢！至于因天災而餓死的，也多由于政治的腐敗已如上述。
所以，歸根到底，人民苦難的根源是封建統治的剝削、壓榨和腐敗的政治。
人民流徙戶口驟減 由于天災、人禍造成的災難，使社會生産力遭到嚴重的破壞。
東漢末年許多地區荒無人煙，就是原來十分富庶的地方，在統治階級混戰之後，也變得荒涼不堪，如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曆來極為富庶的關中，經過董卓的劫掠後“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複人迹”（《三國志·魏書·董卓傳》）。
人是生産力中最積極的因素，沒有人如何進行農業生産？所以，東漢末年經濟空前蕭條，生産凋敝，糧食和物資極度匮乏。
如袁紹的軍隊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hellip&hellip州裡蕭條”（《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饑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英雄記》）。
軍隊都這樣缺糧，可見社會已匮乏得無可搜刮了。
在屠殺、疾疫、酷刑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