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黃巾大起義和東漢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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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将許昌等鎮壓下去。

    失敗後的起義農民被斬首動辄“數千級”。

    大批的人就被反動統治者屠殺了。

    在這種嚴酷的鎮壓面前,農民起義自熹平元年後進入低潮。

     但是,這時的低潮正是高潮的前夜,在沉寂中,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正在醞釀,準備。

    十多年後,一場空前壯闊的大起義,終于爆發了。

     第二節 “遐迩動搖,八州并起”的黃巾大起義 一 黃巾起義的長期準備 公元184年爆發了徹底動搖東漢統治政權基礎的黃巾大起義,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有組織的偉大行動。

    早在起義前,準備活動已在進行&hellip&hellip 《太平經》的出現 黃巾起義的準備是和《太平經》、道教有密切關系的。

     早在東漢順帝時,有琅邪人宮崇向皇帝獻其師幹吉所藏的“神書”一百七十卷:《太平清領書》,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太平經》的道教最早的經典。

    這部書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

    其内容“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觋雜語”(《後漢書·郎襄楷列傳》)。

    是一部宣揚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之類的迷信書。

    但是,宮崇将此書送上之後,卻被朝廷認為是“妖妄不經”而被“收藏”(同上)起來。

    後來,在桓帝時,又有襄楷兩次獻此書。

    同樣被朝廷以“不合明聽”(同上)而拒絕承認其存在價值。

     一部宣揚迷信的書,何以被人如此重視,以至有的人向朝廷一獻再獻,而皇帝又一再将其否決呢? 這是由于《太平清領書》中所包含的思想極為複雜。

    在這一百餘卷的巨著中,既有辟谷食氣,符訣神咒,鬼魂邪怪,求神成仙之類的迷信思想;也有一些改造社會的主張和太平社會的美好理想。

    如其中有“教其無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懼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僞,以虛為實,失其法,浮華投書,治事暴用刑罰,多邪文,無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第140頁)。

    從這段話中顯然可以引申出反對統治者嚴刑酷法的思想。

    在《太平清領書》中,還有很多主張财富平均的言論,其作者提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之财”、“以共養人也”(《太平經合校》第247頁、248頁)。

    即财富應為天下人所共享用,這就為反對少數人獨占财富提供了理論根據。

    所以,書中有大量的内容攻擊統治者的貪婪和不勞而食,如說“積财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是人生六大罪之一,那是“與天為怨,與地為咎,與人為大仇”(《太平經合校》第246至247頁)。

    又說“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為之,反使饑寒,負其先人之體”(同上)也是六大罪狀之一。

    《太平清領書》中還有“人無貴賤,皆天所生”這一類的言論。

    這種言論,自然十分方便地引申出人人平等的主張。

    總之,由于這部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又非一時完成。

    所以,思想内容相當龐雜:其中既有迷信、落後的方面,也有主張平均,反對剝削、壓迫的積極方面。

    不過,《太平清領書》最初是在社會下層流傳的,因此,它的内容更加接近農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要求和願望。

    正因為如此,東漢末年的人民群衆和封建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它,隻是前者希望它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後者則力圖将它的影響限制在一定範圍内而已。

    [323] 道教的傳播《太平清領書》雖被漢代統治階級斥為“妖妄不經”而予以否定,但以它為經典的道教則在東漢時代廣為傳播。

    關于道教的形成和演變,将在本書第二十章中叙述。

    這裡僅說明與東漢末年農民起義有密切關系的兩支道教組織“五鬥米道”和“太平道”的活動情況: 信奉《太平經》的,主要是太平道,其創始人是巨鹿人張角。

    關于張角的身世,史籍上留下的記載很少。

    隻知他是在宮崇獻《太平清領書》被拒絕後得到此書的。

    他在廣大的東方地區傳道“自稱&lsquo大賢良師&rsquo,奉事黃老道,畜養子弟,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

    他利用原始巫術的方法治病以傳道,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種用“符水咒說”治病的方法顯然是不會有任何效果的,但又何以“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同其他宗教迷信一樣,太平道有一套迷惑人的說法:“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

    ”(《三國志·魏書·張魯傳》引《典略》)原來是病自然而愈之就是“信道”,不愈者就是“不信道”。

    這當然無不靈驗了。

    不過,這種說法并非太平道獨有,一切宗教迷信的學說大都是如此。

    顯然,東漢末年太平道得以廣泛傳播“百姓信向之”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東漢末年統治階級:皇室、貴族、外戚、宦官和一切貪官污吏、地主豪強給人民群衆造成的苦難。

    在那暗無天日的社會裡,人民備受壓迫、剝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危難之中,生不得溫飽,病無力醫治,在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情況下,隻好求助于這種原始的巫術,為自己精神上找到“廉價的慰藉”。

    而太平道所宣傳的平均思想,又恰投其所需,因而太平道在東漢末年得到廣泛傳播,《太平經》的内容也因輾轉宣揚,而愈來愈多了。

    《太平經》中的一些積極的因素,在太平道傳播的過程中,逐漸深入人心。

    從而為東漢末年的農民大起義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論的準備。

     當東方地區太平道廣泛傳播之時,在巴蜀地區流行的“五鬥米道”也成為一支力量頗強的宗教組織。

    “五鬥米道”的創始人張陵,學道于鶴鳴山(亦作鶴鹄山,在今四川仁壽)。

    後吸收了西南地區某些原始宗教而創“五鬥米道”。

    其傳道特點是:凡入道者,皆“出五鬥米”(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故有是稱。

    “五鬥米道”活動的地區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據地在漢中。

    其教義中的平均思想雖不如太平道明顯,但也與其接近。

    所以,在東漢末年“五鬥米道”也很流行。

     道教的傳播,特别是其教義中樸素的平等觀念,平均思想,深受農民和其他下層人民群衆的擁護,成了農民和廣大勞動人民同封建統治者進行鬥争的思想武器。

    早在黃巾大起義之前,漢沖帝時,曆陽華孟起義,自稱黑帝。

    建和二年(148年),長平人陳景,自号黃帝子,南頓人管伯,自稱真人。

    他們都是利用道教組織武裝起義的。

    不過,這些起義因組織得不夠嚴密,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

     “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太平經》和道教的長期流傳,終于成為一支反對封建政權的潛在力量,其中張角的一支迅速地發展到足以同東漢王朝公開決戰的程度。

     張角既以治病手段傳布太平道,則這種半公開的活動在群衆中得到很大的反響,貧苦農民“流移奔赴”,紛紛“繦負歸之”(《後漢書·楊震列傳》)。

    到靈帝熹平年間,太平道的發展已引起統治階級極大的恐慌,熹平六年(177年)太尉楊賜曾為此事專門給靈帝上書。

    據《後漢書·楊震列傳》記載: (楊)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騷擾,速成其患。

    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賜遂上書言之。

     從楊賜的話中可以看出:當時太平道的發展,已經使統治階級不敢貿然捕讨。

    隻好采取分化的辦法“以孤弱其黨”,然後再對太平道的首領下毒手。

    不過,楊賜的毒計并未能實現。

    因為當時宦官專權,“黨锢之禍”仍在繼續,統治階級内部正忙于争權奪利,沒有多少人顧及到正在迅速發展的太平道。

     就趁這樣的大好時機,張角進行了有計劃、有組織的準備活動。

    早在此之前,他就派弟子八人,分赴各地以傳道為名組織群衆,積極進行起義的準備,“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

    在上述八州中已有數十萬徒衆。

    張角又将這數十萬人按地區分編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領,猶将軍。

    這樣,太平道就成為一支有組織的武裝力量。

    同時,太平道還宣傳:“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并“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lsquo甲子&rsquo字”(同上)。

     張角等提出的口号,是以道教的語言說出了農民階級推翻封建政權的決心和鬥争目标:所謂“蒼天”,就是東漢統治;“黃天”就是農民階級和其他下層群衆。

    “黃天”要在“甲子”這年取“蒼天”而代之,推翻東漢封建政權,天下才能從此太平。

    人民群衆利用宗教的語言,喊出了自己的革命口号。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一革命口号的提出并深入人心,并非朝夕之功。

    出土于安徽亳縣曹操宗族墓中的靈帝建甯三年(170年)刻字磚中,就有如下刻辭: 人謂壁作樂,作壁正獨苦,卻來卻行壁,反是怒皇天。

    (《亳縣曹操宗族墓葬》第30号墓磚刻辭,見《文物》1978年第8期) 王複汝使(或作我)作此大壁,徑冤,(或作我)人不知也。

    但抟汝屬,倉天乃死。

    (《亳縣曹操宗族墓葬》第32号墓磚刻辭,見《文物》1978年第8期) 刻辭中對統治階級大興土木(“作壁”)提出抗議,并出現了“蒼天乃死”的言辭。

    它表明,早在黃巾起義爆發的十多年前,起義的口号就逐漸深入人心了。

     “甲子”年就是公元184年,太平道決定在這一年舉行全面起義。

    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順利地迅速進行着。

    廣大貧苦農民暗下決心準備與壓在他們頭上的統治者決一死戰。

    但是腐朽的東漢統治者還蒙在鼓裡,雖然在靈帝光和六年(183年)有一些官吏已報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後漢書·杜栾劉李劉謝列傳》),但更多的地方官吏出于“忌諱”而不肯如實向皇帝報告“莫肯公文”,那個昏庸的靈帝更是“殊不悟”(同上)。

    于是,起義準備順利地進行,張角親自到首都洛陽察看形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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