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主階級内部的一場厮殺——楚漢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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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的滅亡，同時也宣告秦末農民戰争結束。
當鹹陽城頭高懸起劉邦軍隊旗幟的時候，事實上就标志了另一場戰争的開始，這就是反秦隊伍中兩個勢力最大的軍事集團領袖&mdash&mdash劉邦和項羽，為争奪全國統治權而進行的戰争。
這一場地主階級内部的厮殺，史稱“楚漢戰争”。
第一節 農民戰争性質的變化 秦末農民起義，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推翻秦王朝的農民革命戰争；項羽和劉邦的“楚漢戰争”，是封建地主階級為争奪農民戰争勝利果實而進行的一場厮殺。
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戰争。
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戰争是何時轉化的？劉邦、項羽從何時由農民起義領袖變為地主階級代表的？這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 “約法三章”&mdash&mdash農民戰争結束的标志 劉邦的變化 秦王子嬰投降以後，有人勸劉邦殺掉子嬰，被劉邦拒絕。
他說：懷王派我率兵入關，就因我“寬容”，“且人已降服，殺之不祥”（《史記·高祖本紀》）。
從這裡可以看出，劉邦與後來的項羽有很大不同。
不過，當他以戰勝者的身份進入鹹陽以後，見到秦的“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的時候，也不能自持了，這個一貫“好酒及色”（《史記·高祖本紀》）的劉邦對如此輝煌壯麗、姹紫嫣紅的場面，真是眼花缭亂，戀戀不舍，“意欲留居之”（《史記·留侯世家》）。
這時樊哙提醒他說：你是欲有天下，還是欲當“富家翁”？若欲有天下就立即離開這裡，還軍霸上。
秦宮内的美人婦女以及奇物等等正是“秦所以亡天下也”（《史記·留侯世家》引《集解》徐廣曰）。
樊哙所說是有道理的，無奈劉邦聽不進去。
最後，張良對他說：正因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現剛剛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lsquo助桀為虐&rsquo”。
請劉邦相信樊哙之“忠言”（《史記·留侯世家》）。
這時，劉邦才大悟，立即“封秦重寶财物府庫，還軍霸上”（《史記·高祖本紀》）。
劉邦退出鹹陽，并非放棄當皇帝的欲望，而是由于當時還存在一個比他實力更強大的項羽。
他不敢、也不能貿然登上帝位，隻好“還軍霸上”，準備與項羽一決雌雄。
雖然劉邦并沒有在此時稱帝，但曆史發展表明：他們在起義推翻秦王朝後，沒有别的選擇，隻能重建一個封建政權。
因此，在劉邦勢力所到之處，就已開始建立封建秩序，改變了農民起義軍的性質。
收秦圖籍和“約法三章”當劉邦率軍剛剛進入鹹陽“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史記·蕭相國世家》）争分财物的時候，有一個人卻先至丞相禦史府，将載有全國形勢、戶籍和檔案資料、法令文書的“律令圖書”保存起來，這個具有深謀遠慮的人就是蕭何。
蕭何與劉邦同為沛豐人，參加農民起義前“為沛主吏掾”，是地方小吏，史稱其“素有方略”（《史記·蕭相國世家》），随劉邦起事後“為丞督事”，成為劉邦的得力助手。
由于蕭何将秦的“律令圖書”收藏起來，使後來的漢代統治者很快地掌握“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史記·蕭相國世家》），為建立西漢地主政權做了重要準備。
劉邦還軍霸上以後，即發布“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去秦法。
”[84] 對于劉邦的“約法三章”，曆來在史學界有不同評價。
有人認為：這一法令“安定關中的封建統治秩序，從而得到地主階級的廣泛歡迎和擁護”（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二冊第157頁）；有人則認為：約法三章的宣布，“深得那些飽受殘酷壓迫的人民的歡迎”（漆俠《秦漢農民戰争史》第41頁）。
同是一個“約法三章”，卻有這樣截然相反的意見，正反映了它本身具有複雜性質。
實際上，“約法三章”正是劉邦由農民起義領袖向地主階級代表轉變的标志。
首先，這道法令在于保護地主階級的生命财産，所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乃是針對農民起義中“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漢書·張耳陳餘傳》）的情況制定的。
至于“盜”更是明顯地指貧苦的人民而言。
在此之前，農民戰争過程中，貧苦人民殺地主、官吏，劫奪官府、地主财物，在劉邦所率的隊伍中視為合理的，但“約法三章”公布後，這些行為都被視為“犯罪”，要處死或“抵罪”。
而這些秩序又都靠原來秦朝地主政權的官吏維持，“諸吏人皆案堵如故”。
可見“約法三章”在本質上是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說“得到地主階級的廣泛歡迎”，應當是符合事實的。
但是，“約法三章”比起秦代的殘酷刑罰來，畢竟是輕簡得多，在秦的嚴刑酷法下，一些地方官“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因此，“約法三章”雖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法令，但它對人民說來也還算是“仁政”。
所以，它也得到受盡“秦苛法”折磨的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出現了“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獻飨（劉邦）軍士&hellip&hellip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史記·高祖本紀》）的場面。
總之，“約法三章”是推翻秦王朝後，劉邦發布的第一道法令，這一法令的實質，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但由于它較“秦苛法”對人民的束縛輕簡得多，因此，也受到廣大人民歡迎。
然而，這畢竟是一個重要的信号：标志着劉邦已經成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
二 項羽入關和“鴻門宴”上的刀光劍影 “新安坑卒”當劉邦率兵進入鹹陽時，項羽也率在巨鹿城下得勝之師向關中急急趕來。
本來，在楚懷王遣劉邦和宋義兩路軍向秦軍進攻時，曾約定“先入關者王之”（《漢書·高帝紀》），劉邦先入關，當然應為關中王。
但項羽對此甚不滿，他将章邯擊敗後，即封降将章邯為雍王，雍即在關中，表明項羽根本不願讓劉邦在關中為王。
這就是他如此匆忙向關中趕來的原因。
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項羽所率的六十萬大軍來到三川郡的新安（河南渑池）。
在項羽所率的六十萬士兵中，有二十萬秦軍降卒，項羽任秦降将長史司馬欣為上将軍，率領降卒為全軍先導。
原來，關東人民到關中服徭役者，常常受到這裡的吏卒虐待，所以這些秦軍投降到項羽部隊來以後，以關東人民組成的項羽軍士卒，也就“乘勝多奴虜使，輕折辱秦吏卒”（《史記·項羽本紀》）。
這樣，在項羽軍内的兩部分士卒中，就産生很深的隔閡和猜忌。
這些隔閡和猜忌歸根到底是秦王朝統治階級政策造成的。
到新安後，那些新降的秦卒憂心忡忡地竊竊私議，他們擔心：入關後若不能取勝，項羽必“虜吾屬而東”，而“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史記·項羽本紀》）。
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古代兵家早已總結出：“（降）卒善以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孫子·作戰篇》），然而對“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史記·項羽本紀》）的項羽，對秦卒不僅不知用心安撫“善以養之”，反而因害怕“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竟下令将這些降卒全部“擊殺之”。
于是，在一個晚上就将二十萬秦降卒統統坑殺于新安（今河南渑池東）城南。
隻留下統兵的秦将章邯、司馬欣和董翳三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大慘案。
“新安坑卒”是曆史上除白起在長平坑殺降卒以外[85]的最殘酷的一次屠殺降卒事件，這是項羽在秦亡後所做的第一件事。
也是項羽由農民起義領袖變為地主階級代表的标志。
如果把它同劉邦在秦亡後所做的第一件事&mdash&mdash“約法三章”來比較，恰恰反映了這兩個由農民起義領袖蛻變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作風。
屯兵戲下 在新安将二十萬降卒坑殺之後，是年十二月項羽率兵直抵函谷關。
在關中的劉邦聽到項羽率兵前來，就接受臣下建議：“稍征關中兵以自益，拒之”（《漢書·高帝紀》），派人關閉函谷關，将項羽軍拒在關外。
項羽領兵至函谷關下，不得入，大怒。
立即下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天中記》卷16引《楚漢春秋》），又下令黥布等攻關，關乃開，大軍長驅直入，至于戲下（陝西臨潼東）。
當時，劉邦僅有兵十萬，屯于霸上。
項羽之四十萬大軍駐兵新豐鴻門（陝西臨潼東），兩軍相持于鹹陽城東，氣氛十分緊張。
恰又有劉邦屬下之左司馬曹無傷暗地向項羽報告：劉邦入關後，任子嬰為相，并獨吞秦宮珍寶。
這一密報，當然有誇大之處，不過反映劉邦有野心，倒也屬實。
項羽的謀士亞父範增則向項羽指出：劉邦一貫貪财好色，但入關後卻“财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可能想當“天子”，勸項羽“急擊勿失”（《史記·項羽本紀》）。
範增的這一分析顯然是正确的。
[86]在範增的鼓動下，項羽準備消滅劉邦及其所部，鹹陽之東戰雲密布。
正在項羽緊張地部署消滅劉邦之時，其叔父項伯卻連夜将這一消息透露給劉邦軍中的張良。
項伯，名纏，在項羽軍中任左尹，後被封為射陽侯。
早年同張良相識，當秦未亡時，項伯因殺人犯罪被張良所救。
所以在他得知項羽欲滅劉邦之時，即連夜馳往劉邦軍營勸其速去。
但張良得此重要情報後，并未逃走，立即向劉邦報告。
劉邦大驚，不知所措。
張良獻策：請項伯為劉邦說情。
劉邦聞計大喜，立即宴請項伯，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以便托項伯在項羽面前表白“沛公不敢背項王”（《史記·項羽本紀》），辯解“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漢書·張陳王周傳》）。
項伯接受請托後，當夜歸營，力勸項羽改變初衷，并鼓吹說：項羽軍之能順利入關，皆因劉邦先入關中，
當鹹陽城頭高懸起劉邦軍隊旗幟的時候，事實上就标志了另一場戰争的開始，這就是反秦隊伍中兩個勢力最大的軍事集團領袖&mdash&mdash劉邦和項羽，為争奪全國統治權而進行的戰争。
這一場地主階級内部的厮殺，史稱“楚漢戰争”。
第一節 農民戰争性質的變化 秦末農民起義，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推翻秦王朝的農民革命戰争；項羽和劉邦的“楚漢戰争”，是封建地主階級為争奪農民戰争勝利果實而進行的一場厮殺。
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戰争。
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戰争是何時轉化的？劉邦、項羽從何時由農民起義領袖變為地主階級代表的？這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 “約法三章”&mdash&mdash農民戰争結束的标志 劉邦的變化 秦王子嬰投降以後，有人勸劉邦殺掉子嬰，被劉邦拒絕。
他說：懷王派我率兵入關，就因我“寬容”，“且人已降服，殺之不祥”（《史記·高祖本紀》）。
從這裡可以看出，劉邦與後來的項羽有很大不同。
不過，當他以戰勝者的身份進入鹹陽以後，見到秦的“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的時候，也不能自持了，這個一貫“好酒及色”（《史記·高祖本紀》）的劉邦對如此輝煌壯麗、姹紫嫣紅的場面，真是眼花缭亂，戀戀不舍，“意欲留居之”（《史記·留侯世家》）。
這時樊哙提醒他說：你是欲有天下，還是欲當“富家翁”？若欲有天下就立即離開這裡，還軍霸上。
秦宮内的美人婦女以及奇物等等正是“秦所以亡天下也”（《史記·留侯世家》引《集解》徐廣曰）。
樊哙所說是有道理的，無奈劉邦聽不進去。
最後，張良對他說：正因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現剛剛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lsquo助桀為虐&rsquo”。
請劉邦相信樊哙之“忠言”（《史記·留侯世家》）。
這時，劉邦才大悟，立即“封秦重寶财物府庫，還軍霸上”（《史記·高祖本紀》）。
劉邦退出鹹陽，并非放棄當皇帝的欲望，而是由于當時還存在一個比他實力更強大的項羽。
他不敢、也不能貿然登上帝位，隻好“還軍霸上”，準備與項羽一決雌雄。
雖然劉邦并沒有在此時稱帝，但曆史發展表明：他們在起義推翻秦王朝後，沒有别的選擇，隻能重建一個封建政權。
因此，在劉邦勢力所到之處，就已開始建立封建秩序，改變了農民起義軍的性質。
收秦圖籍和“約法三章”當劉邦率軍剛剛進入鹹陽“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史記·蕭相國世家》）争分财物的時候，有一個人卻先至丞相禦史府，将載有全國形勢、戶籍和檔案資料、法令文書的“律令圖書”保存起來，這個具有深謀遠慮的人就是蕭何。
蕭何與劉邦同為沛豐人，參加農民起義前“為沛主吏掾”，是地方小吏，史稱其“素有方略”（《史記·蕭相國世家》），随劉邦起事後“為丞督事”，成為劉邦的得力助手。
由于蕭何将秦的“律令圖書”收藏起來，使後來的漢代統治者很快地掌握“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史記·蕭相國世家》），為建立西漢地主政權做了重要準備。
劉邦還軍霸上以後，即發布“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去秦法。
”[84] 對于劉邦的“約法三章”，曆來在史學界有不同評價。
有人認為：這一法令“安定關中的封建統治秩序，從而得到地主階級的廣泛歡迎和擁護”（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二冊第157頁）；有人則認為：約法三章的宣布，“深得那些飽受殘酷壓迫的人民的歡迎”（漆俠《秦漢農民戰争史》第41頁）。
同是一個“約法三章”，卻有這樣截然相反的意見，正反映了它本身具有複雜性質。
實際上，“約法三章”正是劉邦由農民起義領袖向地主階級代表轉變的标志。
首先，這道法令在于保護地主階級的生命财産，所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乃是針對農民起義中“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漢書·張耳陳餘傳》）的情況制定的。
至于“盜”更是明顯地指貧苦的人民而言。
在此之前，農民戰争過程中，貧苦人民殺地主、官吏，劫奪官府、地主财物，在劉邦所率的隊伍中視為合理的，但“約法三章”公布後，這些行為都被視為“犯罪”，要處死或“抵罪”。
而這些秩序又都靠原來秦朝地主政權的官吏維持，“諸吏人皆案堵如故”。
可見“約法三章”在本質上是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說“得到地主階級的廣泛歡迎”，應當是符合事實的。
但是，“約法三章”比起秦代的殘酷刑罰來，畢竟是輕簡得多，在秦的嚴刑酷法下，一些地方官“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因此，“約法三章”雖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法令，但它對人民說來也還算是“仁政”。
所以，它也得到受盡“秦苛法”折磨的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出現了“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獻飨（劉邦）軍士&hellip&hellip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史記·高祖本紀》）的場面。
總之，“約法三章”是推翻秦王朝後，劉邦發布的第一道法令，這一法令的實質，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但由于它較“秦苛法”對人民的束縛輕簡得多，因此，也受到廣大人民歡迎。
然而，這畢竟是一個重要的信号：标志着劉邦已經成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
二 項羽入關和“鴻門宴”上的刀光劍影 “新安坑卒”當劉邦率兵進入鹹陽時，項羽也率在巨鹿城下得勝之師向關中急急趕來。
本來，在楚懷王遣劉邦和宋義兩路軍向秦軍進攻時，曾約定“先入關者王之”（《漢書·高帝紀》），劉邦先入關，當然應為關中王。
但項羽對此甚不滿，他将章邯擊敗後，即封降将章邯為雍王，雍即在關中，表明項羽根本不願讓劉邦在關中為王。
這就是他如此匆忙向關中趕來的原因。
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項羽所率的六十萬大軍來到三川郡的新安（河南渑池）。
在項羽所率的六十萬士兵中，有二十萬秦軍降卒，項羽任秦降将長史司馬欣為上将軍，率領降卒為全軍先導。
原來，關東人民到關中服徭役者，常常受到這裡的吏卒虐待，所以這些秦軍投降到項羽部隊來以後，以關東人民組成的項羽軍士卒，也就“乘勝多奴虜使，輕折辱秦吏卒”（《史記·項羽本紀》）。
這樣，在項羽軍内的兩部分士卒中，就産生很深的隔閡和猜忌。
這些隔閡和猜忌歸根到底是秦王朝統治階級政策造成的。
到新安後，那些新降的秦卒憂心忡忡地竊竊私議，他們擔心：入關後若不能取勝，項羽必“虜吾屬而東”，而“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史記·項羽本紀》）。
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古代兵家早已總結出：“（降）卒善以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孫子·作戰篇》），然而對“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史記·項羽本紀》）的項羽，對秦卒不僅不知用心安撫“善以養之”，反而因害怕“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竟下令将這些降卒全部“擊殺之”。
于是，在一個晚上就将二十萬秦降卒統統坑殺于新安（今河南渑池東）城南。
隻留下統兵的秦将章邯、司馬欣和董翳三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大慘案。
“新安坑卒”是曆史上除白起在長平坑殺降卒以外[85]的最殘酷的一次屠殺降卒事件，這是項羽在秦亡後所做的第一件事。
也是項羽由農民起義領袖變為地主階級代表的标志。
如果把它同劉邦在秦亡後所做的第一件事&mdash&mdash“約法三章”來比較，恰恰反映了這兩個由農民起義領袖蛻變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作風。
屯兵戲下 在新安将二十萬降卒坑殺之後，是年十二月項羽率兵直抵函谷關。
在關中的劉邦聽到項羽率兵前來，就接受臣下建議：“稍征關中兵以自益，拒之”（《漢書·高帝紀》），派人關閉函谷關，将項羽軍拒在關外。
項羽領兵至函谷關下，不得入，大怒。
立即下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天中記》卷16引《楚漢春秋》），又下令黥布等攻關，關乃開，大軍長驅直入，至于戲下（陝西臨潼東）。
當時，劉邦僅有兵十萬，屯于霸上。
項羽之四十萬大軍駐兵新豐鴻門（陝西臨潼東），兩軍相持于鹹陽城東，氣氛十分緊張。
恰又有劉邦屬下之左司馬曹無傷暗地向項羽報告：劉邦入關後，任子嬰為相，并獨吞秦宮珍寶。
這一密報，當然有誇大之處，不過反映劉邦有野心，倒也屬實。
項羽的謀士亞父範增則向項羽指出：劉邦一貫貪财好色，但入關後卻“财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可能想當“天子”，勸項羽“急擊勿失”（《史記·項羽本紀》）。
範增的這一分析顯然是正确的。
[86]在範增的鼓動下，項羽準備消滅劉邦及其所部，鹹陽之東戰雲密布。
正在項羽緊張地部署消滅劉邦之時，其叔父項伯卻連夜将這一消息透露給劉邦軍中的張良。
項伯，名纏，在項羽軍中任左尹，後被封為射陽侯。
早年同張良相識，當秦未亡時，項伯因殺人犯罪被張良所救。
所以在他得知項羽欲滅劉邦之時，即連夜馳往劉邦軍營勸其速去。
但張良得此重要情報後，并未逃走，立即向劉邦報告。
劉邦大驚，不知所措。
張良獻策：請項伯為劉邦說情。
劉邦聞計大喜，立即宴請項伯，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以便托項伯在項羽面前表白“沛公不敢背項王”（《史記·項羽本紀》），辯解“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漢書·張陳王周傳》）。
項伯接受請托後，當夜歸營，力勸項羽改變初衷，并鼓吹說：項羽軍之能順利入關，皆因劉邦先入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