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合久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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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
湯因比（A.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會”一詞，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局部保存。
湯因比喜歡說，“中國社會”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隻有“遠東社會”。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
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昙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複興的羅馬。
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于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
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于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們這禮義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撥亂反治”。
于是，希臘、羅馬于亂了以後未能再治。
而我們中國每逢“天下大亂”以後，不久便“形勢大好”，一治一亂，成了中國曆史的軌迹，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迹看得太呆闆。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這等于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
”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
他們對于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一張一弛”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曆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合久會分，分久會合。
”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人”的關系很大。
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于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面，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
分的趨勢，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
打外戚，除宦官，隻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
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劉邦簡化了法律，減輕了賦稅，因襲了秦的“三權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後之征用全國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學術。
所謂“三權分工”，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禦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
這與美國的“三權分立”不同。
在沒有三權分立之時，這“三權分工”究竟要遠優于霍光以後之權臣包攬一切了。
所謂征用全國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國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選拔，留在身邊訓練、察看，然後再分别任用為縣令、縣長，于任期完滿以後加以升降。
最好的，能被逐漸升為中央的九卿（部長）、三公（院長）。
霍光在昭帝之時，任“大司馬、大将軍、錄尚書事”。
大司馬是虛銜（加官），大将軍在平時沒有多少兵。
他掌握大權，由于替皇帝“錄尚書事”。
尚書原是宮内的小官，在皇帝身邊管文書。
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錄”起皇帝的所有的文書事務來，這就成為丞相與太尉及禦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皇帝。
三權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
用淺顯的話來說，霍光替皇帝代閱公文，代批公文。
丞相等人的奏章，雖
湯因比（A.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會”一詞，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局部保存。
湯因比喜歡說，“中國社會”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隻有“遠東社會”。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
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昙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複興的羅馬。
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于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
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于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們這禮義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撥亂反治”。
于是，希臘、羅馬于亂了以後未能再治。
而我們中國每逢“天下大亂”以後，不久便“形勢大好”，一治一亂，成了中國曆史的軌迹，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迹看得太呆闆。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這等于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
”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
他們對于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一張一弛”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曆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合久會分，分久會合。
”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人”的關系很大。
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于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面，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
分的趨勢，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
打外戚，除宦官，隻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
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劉邦簡化了法律，減輕了賦稅，因襲了秦的“三權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後之征用全國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學術。
所謂“三權分工”，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禦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
這與美國的“三權分立”不同。
在沒有三權分立之時，這“三權分工”究竟要遠優于霍光以後之權臣包攬一切了。
所謂征用全國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國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選拔，留在身邊訓練、察看，然後再分别任用為縣令、縣長，于任期完滿以後加以升降。
最好的，能被逐漸升為中央的九卿（部長）、三公（院長）。
霍光在昭帝之時，任“大司馬、大将軍、錄尚書事”。
大司馬是虛銜（加官），大将軍在平時沒有多少兵。
他掌握大權，由于替皇帝“錄尚書事”。
尚書原是宮内的小官，在皇帝身邊管文書。
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錄”起皇帝的所有的文書事務來，這就成為丞相與太尉及禦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皇帝。
三權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
用淺顯的話來說，霍光替皇帝代閱公文，代批公文。
丞相等人的奏章，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