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指鹿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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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高出身宦官，熟悉上層政治生活，又精于權術。他使秦二世逐漸疏遠李斯，自己得以把握了政治中樞的決策大權。
二十一歲的秦二世信用趙高，排斥異己，繁刑嚴誅，賦斂無度，于是政治危機越來越嚴重了。
趙高用盡心機強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力。
能夠反映他當時醜惡的政治表演的，有著名的“指鹿為馬”的故事。
趙高有心全面專權，擔心群臣不能全數順從，于是先自設計測驗。他将鹿進獻于秦二世，而号稱為馬。秦二世笑道：“丞相弄錯了嗎？竟然謂鹿為馬。”于是問左右，左右或者沉默不語，或者稱馬以阿順趙高。也有個别稱其為鹿的，事後都被趙高暗中謀害。後來群臣都不得不畏懼趙高。
在民衆暴動的強大壓力下，惶悸不安的秦二世在泾渭之交的望夷宮齋祀。趙高指使其女婿鹹陽令閻樂率兵逼宮，秦二世被迫自殺。
唐人胡曾《鹹陽》詩于是寫道：“一朝閻樂統群兇，二世朝廷掃地空。”
趙高在逼死秦二世之後，又以為繼任的秦貴族子嬰“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取消了帝号。秦政權的統治于是被迫恢複到戰國時代的狀況。實現大一統政制的秦王朝因秦二世之死實際上已經覆亡。
在子嬰廢帝号改稱秦王四十六天之後，劉邦軍入鹹陽，秦亡。
在分析秦王朝滅亡的原因時，有人認為秦二世時代發生的政治變故，是由于趙高等人利用了他的昏庸。指鹿為馬的故事廣為傳誦，就是以這樣的認識為基點的。宋代政論多見這種意見，如《宋史·唐坰傳》所謂“秦二世制于趙高”，《宋史·楊大全傳》所謂“盜滿山東而（趙）高、（李）斯弄權，二世不知也”，《宋史·胡铨傳》所謂“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邦）、項（羽）橫行而不得聞”等。這些議論，自有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末曆史的真實。
秦代是“忠”的道德準則在政治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成為社會行為準則的曆史時期。秦始皇東巡刻石，有“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的宣傳。趙高等僞造的秦始皇遺诏，對于扶蘇、蒙恬，也有“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的指責。
“忠”和“不忠”，在秦時專制制度下，常常是以帝王個人的态度為标尺的。
秦始皇時代，蒙恬、蒙毅受到特殊信用，“名為忠信，故雖諸将相莫敢與之争焉”。而秦二世時代，趙高欲以滅蒙氏，則以所謂“不忠而惑主”使胡亥囚禁蒙毅，胡亥遣禦史令蒙毅曰：“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将軍馮劫建議停止阿房宮工程，減輕民衆徭役負擔，遭到秦二世的駁斥：“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于是置三人于死地。
沙丘政變之後，“趙高因為胡亥忠計”，謀害宗室故臣，他的權位的迅速上升，秦二世稱之為“以忠得進”。但是恰恰就是趙高，策劃謀殺了秦二世，又在反秦起義軍逼近關中時與劉邦暗中聯絡。
顯然，以秦時通行的“忠”的政治道德尺度來衡量，趙高品性言行的卑下，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十一歲的秦二世信用趙高，排斥異己，繁刑嚴誅，賦斂無度，于是政治危機越來越嚴重了。
趙高用盡心機強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力。
能夠反映他當時醜惡的政治表演的，有著名的“指鹿為馬”的故事。
趙高有心全面專權，擔心群臣不能全數順從，于是先自設計測驗。他将鹿進獻于秦二世，而号稱為馬。秦二世笑道：“丞相弄錯了嗎？竟然謂鹿為馬。”于是問左右，左右或者沉默不語，或者稱馬以阿順趙高。也有個别稱其為鹿的，事後都被趙高暗中謀害。後來群臣都不得不畏懼趙高。
在民衆暴動的強大壓力下，惶悸不安的秦二世在泾渭之交的望夷宮齋祀。趙高指使其女婿鹹陽令閻樂率兵逼宮，秦二世被迫自殺。
唐人胡曾《鹹陽》詩于是寫道：“一朝閻樂統群兇，二世朝廷掃地空。”
趙高在逼死秦二世之後，又以為繼任的秦貴族子嬰“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取消了帝号。秦政權的統治于是被迫恢複到戰國時代的狀況。實現大一統政制的秦王朝因秦二世之死實際上已經覆亡。
在子嬰廢帝号改稱秦王四十六天之後，劉邦軍入鹹陽，秦亡。
在分析秦王朝滅亡的原因時，有人認為秦二世時代發生的政治變故，是由于趙高等人利用了他的昏庸。指鹿為馬的故事廣為傳誦，就是以這樣的認識為基點的。宋代政論多見這種意見，如《宋史·唐坰傳》所謂“秦二世制于趙高”，《宋史·楊大全傳》所謂“盜滿山東而（趙）高、（李）斯弄權，二世不知也”，《宋史·胡铨傳》所謂“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邦）、項（羽）橫行而不得聞”等。這些議論，自有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末曆史的真實。
秦代是“忠”的道德準則在政治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成為社會行為準則的曆史時期。秦始皇東巡刻石，有“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的宣傳。趙高等僞造的秦始皇遺诏，對于扶蘇、蒙恬，也有“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的指責。
“忠”和“不忠”，在秦時專制制度下，常常是以帝王個人的态度為标尺的。
秦始皇時代，蒙恬、蒙毅受到特殊信用，“名為忠信，故雖諸将相莫敢與之争焉”。而秦二世時代，趙高欲以滅蒙氏，則以所謂“不忠而惑主”使胡亥囚禁蒙毅，胡亥遣禦史令蒙毅曰：“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将軍馮劫建議停止阿房宮工程，減輕民衆徭役負擔，遭到秦二世的駁斥：“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于是置三人于死地。
沙丘政變之後，“趙高因為胡亥忠計”，謀害宗室故臣，他的權位的迅速上升，秦二世稱之為“以忠得進”。但是恰恰就是趙高，策劃謀殺了秦二世，又在反秦起義軍逼近關中時與劉邦暗中聯絡。
顯然，以秦時通行的“忠”的政治道德尺度來衡量，趙高品性言行的卑下，也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