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長平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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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的長平之戰，是發生在秦國與趙國之間的一場大戰。
這是戰國晚期規模空前的曆史性的決戰。
秦軍于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殲滅趙軍主力，确定了在兼并戰争中的勝局。
秦昭襄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的英雄時代。
我們這裡所說的英雄時代，是指社會競争比較激烈，生活節奏比較急迅，傑出人才比較集中，文化風格比較豪放，從而曆史進步比較顯著，文明創獲也比較豐富的曆史時期。
在曆史上的英雄時代，民族精神的特質一般都表現出積極奮進的風格。
對于秦昭襄王時代的曆史特征以及秦人在這一時期的曆史表現，曆史學家曾經用有力的筆調予以記述，比如，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所謂“海内争于戰功”，“務在強兵并敵”，賈誼《過秦論》所謂“追亡逐北”，“宰割天下”等等，都突出表現了當時社會的急進風格和秦國的強大威勢。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又有所謂“昭襄業帝”的評價，也說明了這一時期秦人的曆史成就對于實現“大一統”的意義。
人們都可以明顯地看到，當時的時代精神的風格，表現出推崇勇力，比競智思，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的特征。
曆史在當時為煥發人們的才智，為催化社會的演進，為激活文化的生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據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的記載，從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這二百二十五年間，前後一共有九十二位君主在政治舞台上進行表演，其中享國四十年以上的有八人，享國五十年以上的，有趙簡子六十年，楚惠王五十七年，齊宣公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戰國晚期在位的兩位老年君主，就是周赧王姬延和秦昭襄王嬴稷。
前者所統治的是當時最弱小的國家，後者所統治的，則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
前者的國家，恰恰又是敗亡在後者的國家手中。
在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第二年，秦昭襄王就正式出兵滅掉了西周。
七年之後，秦又滅東周，周王朝于是滅亡。
秦昭襄王又是秦國曆史上在位年代最長的君主。
在他所處的時代，秦國已經成為實力壓倒列強的，任何人都不能輕視的大國了。
也正是在秦昭襄王時代，秦國表現出了能夠實現統一的國力。
當時，隻有秦國有充沛的實力能夠實現統一，已經成為比較明顯的曆史趨向。
秦昭襄王時代，是秦人東向擴張的全盛時代。
不過。
按照秦昭襄王既定的東征戰略，可能秦軍本來是并不急于和在軍事上相當強大的趙人直接交鋒的，而是應當先征服魏國和韓國，控制中原地區的大部。
根據民間廣泛流傳的遠古時代的傳說，秦人和趙人其實原本同出一源。
而趙國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大規模的社會文化改革，已經成為雄鎮北方的軍事強國。
趙國又多山地，出産貧薄，因而秦國東征軍之兵鋒所向，起初可能并沒有以趙國為主要目标。
秦國和趙國的這次大規模的直接的軍事交鋒，是由于韓國上黨郡的歸屬而偶然引發的。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軍猛攻韓國的野王（今河南沁陽）。
野王守軍被迫投降，于是韓國上黨郡與國都鄭（今河南新鄭）之間的聯系被切斷，成為事實上的飛地。
上黨郡太守馮亭于是與百姓商議：我們和鄭地的交通聯系已經斷絕，顯然沒法子得到韓國的保護和援救了，秦軍逼近，韓國無力抗拒，我們不如以上黨之地歸趙。
趙國如果接受上黨，秦人憤怒，一定會進攻趙國的。
趙國受到攻擊，就一定會親近韓國。
韓趙合力為一，那麼就可以抵禦秦人了。
大家同意馮亭的意見。
馮亭于是派人報告趙王，表示歸附之意。
趙孝成王和平陽君、平原君商議。
平陽君說，不能接受，如果接受的話，禍患将會大于收益。
平原君則說：平白無故得到一郡之地，當然應當接受了。
趙國于是接收了上黨之地，封馮亭為華陽君。
秦昭襄王四十六年（公元前261年），秦軍連續攻克韓國的缑氏（今河南登封西北）、蔺（今山西離石西）兩縣。
第二年，秦國派左庶長王龁進一步加緊對韓國的攻勢，秦軍奪取了上黨（今山西屯留南）。
上黨的民衆紛紛流亡，逃奔到趙國。
趙國在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屯據重兵
這是戰國晚期規模空前的曆史性的決戰。
秦軍于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殲滅趙軍主力，确定了在兼并戰争中的勝局。
秦昭襄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的英雄時代。
我們這裡所說的英雄時代，是指社會競争比較激烈，生活節奏比較急迅，傑出人才比較集中，文化風格比較豪放，從而曆史進步比較顯著，文明創獲也比較豐富的曆史時期。
在曆史上的英雄時代，民族精神的特質一般都表現出積極奮進的風格。
對于秦昭襄王時代的曆史特征以及秦人在這一時期的曆史表現，曆史學家曾經用有力的筆調予以記述，比如，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所謂“海内争于戰功”，“務在強兵并敵”，賈誼《過秦論》所謂“追亡逐北”，“宰割天下”等等，都突出表現了當時社會的急進風格和秦國的強大威勢。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又有所謂“昭襄業帝”的評價，也說明了這一時期秦人的曆史成就對于實現“大一統”的意義。
人們都可以明顯地看到，當時的時代精神的風格，表現出推崇勇力，比競智思，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的特征。
曆史在當時為煥發人們的才智，為催化社會的演進，為激活文化的生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據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的記載，從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這二百二十五年間，前後一共有九十二位君主在政治舞台上進行表演，其中享國四十年以上的有八人，享國五十年以上的，有趙簡子六十年，楚惠王五十七年，齊宣公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戰國晚期在位的兩位老年君主，就是周赧王姬延和秦昭襄王嬴稷。
前者所統治的是當時最弱小的國家，後者所統治的，則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
前者的國家，恰恰又是敗亡在後者的國家手中。
在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第二年，秦昭襄王就正式出兵滅掉了西周。
七年之後，秦又滅東周，周王朝于是滅亡。
秦昭襄王又是秦國曆史上在位年代最長的君主。
在他所處的時代，秦國已經成為實力壓倒列強的，任何人都不能輕視的大國了。
也正是在秦昭襄王時代，秦國表現出了能夠實現統一的國力。
當時，隻有秦國有充沛的實力能夠實現統一，已經成為比較明顯的曆史趨向。
秦昭襄王時代，是秦人東向擴張的全盛時代。
不過。
按照秦昭襄王既定的東征戰略，可能秦軍本來是并不急于和在軍事上相當強大的趙人直接交鋒的，而是應當先征服魏國和韓國，控制中原地區的大部。
根據民間廣泛流傳的遠古時代的傳說，秦人和趙人其實原本同出一源。
而趙國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大規模的社會文化改革，已經成為雄鎮北方的軍事強國。
趙國又多山地，出産貧薄，因而秦國東征軍之兵鋒所向，起初可能并沒有以趙國為主要目标。
秦國和趙國的這次大規模的直接的軍事交鋒，是由于韓國上黨郡的歸屬而偶然引發的。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軍猛攻韓國的野王（今河南沁陽）。
野王守軍被迫投降，于是韓國上黨郡與國都鄭（今河南新鄭）之間的聯系被切斷，成為事實上的飛地。
上黨郡太守馮亭于是與百姓商議：我們和鄭地的交通聯系已經斷絕，顯然沒法子得到韓國的保護和援救了，秦軍逼近，韓國無力抗拒，我們不如以上黨之地歸趙。
趙國如果接受上黨，秦人憤怒，一定會進攻趙國的。
趙國受到攻擊，就一定會親近韓國。
韓趙合力為一，那麼就可以抵禦秦人了。
大家同意馮亭的意見。
馮亭于是派人報告趙王，表示歸附之意。
趙孝成王和平陽君、平原君商議。
平陽君說，不能接受，如果接受的話，禍患将會大于收益。
平原君則說：平白無故得到一郡之地，當然應當接受了。
趙國于是接收了上黨之地，封馮亭為華陽君。
秦昭襄王四十六年（公元前261年），秦軍連續攻克韓國的缑氏（今河南登封西北）、蔺（今山西離石西）兩縣。
第二年，秦國派左庶長王龁進一步加緊對韓國的攻勢，秦軍奪取了上黨（今山西屯留南）。
上黨的民衆紛紛流亡，逃奔到趙國。
趙國在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屯據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