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印刷術的發明及其普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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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刷術發明于隋代之說是不可靠的
1．費長房的《曆代三寶記》中載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的一道诏，其中有“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兩句，明代陸深的《河汾燕閑錄》中把下一句改為“悉令雕闆”，引以為印書之始，此後遂有人以此為根據而說在隋代已有印刷術的發明。
其實，那诏令中的兩句話，“雕”字是指雕塑“廢像”而言，“撰”字是指編次“遺經”而言，這與印刷術是全無關系的。
2．英人斯坦因在1913&mdash1916年從新疆吐魯番吐峪溝盜竊去的中國古代簡牍遺物當中，有帶字的紙條一張，上寫着： （上缺）□自官私，延昌卅四年甲寅 家有惡狗，行人慎之。
□□ 延昌是高昌王的年号，卅四年當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
由于這張紙條上文字筆劃多作方筆，且埋沒土中年代已久，不易辨明其為印品或是墨迹，遂有人斷言“這是現在所知最早印刷品之一。
它大概是一個用作避邪用的揭帖，當貼在大門上”。
我們不能同意這一論斷。
因為，如果印刷術在第六世紀末年的西域已經這樣普遍應用，則在中國内地的應用當更為普遍，事實上卻絲毫無此等迹象。
反之，由下一事例倒正可證明，其時的中國，印刷術斷然還不曾開始應用。
3．《通鑒》卷一七六于隋文帝出兵伐陳之前（588年）記一事雲： 三月戊寅，隋主下诏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闾閻，資産俱竭。
驅逼内外，勞役弗已。
&hellip&hellip”又送玺書暴〔陳〕帝二十惡。
仍散寫诏書三十萬紙，遍谕江外。
“散寫三十萬紙”是一件極不簡單的工作，如果印刷術在其時已經發明，甚至像高昌那樣的地方已經普遍應用起來，則此時斷無不用之理。
然而隋文帝伐陳的诏書卻還是“散寫三十萬紙”，而不是“刊印三十萬紙”，這一确鑿不疑的事件，當然可以确證其時尚無印刷術的發明了。
二、印刷術的發明應為第八世紀内事 日本皇室在770年曾用木闆雕印陀羅尼（咒語）四種，闆高約二吋，寬十八吋。
文字多者為三十五行，行五字。
其印品至今尚有存者。
在其時日本文化全是自中國學去的，印刷術不能例外。
日本的印刷術既是從中國學去的新事物，其應用自然要較中國晚若幹年，依此推論，則中國之有雕闆印刷術至晚應為第八世紀前半事。
三、印刷術的普遍應用 824年，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說道：“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元氏長慶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模勒即模刻，衒賣即叫買，持交酒茗則是拿白詩印本去換茶換酒。
可見到九世紀初，印刷術的應用已由佛教咒語而擴大到人民喜歡閱讀的詩歌方面去了。
由勞動人民創造發明的東西，首先還得做一些能應合勞動人民需要的事，亦即要為勞動人民服務。
所以在835年前後，四川和江蘇北部地方民間都曾“以闆印曆日”，拿到市場上去出賣。
當時有人說民間所印曆書“已滿天下”，可知還不隻四川和江蘇兩地印造。
然而唐政府（文宗時）卻為此下诏，令“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闆”。
理由是隻有皇帝才有替天“敬授人時”的權力。
佛教徒法砺所著《四分律疏》，在第九世紀中葉（845年以前）也已有了印本，這是比之日曆大得多的一種文書。
到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司空圖作了一篇《化募雕刻律疏》的文章，其刻本文集在這篇文章的題目下注雲“印本共八百紙”，當是指這篇文章要印八百份的意思。
為了雕刻律疏而須進行“化募”，則這一次的刻印規模必也相當的大。
現尚存世的一件最早的印刷品，是被斯坦因從敦煌搜劫去的一種《金剛經》卷子，卷末有唐懿宗“鹹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
此卷子共用七紙，紙高約一呎，長十六呎，第一頁為木刻圖畫。
畫和經文都刻得相當精美。
黃巢起義時，柳玭跟随僖宗逃往成都，883年，他在成都書肆看到一些“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
其實，那诏令中的兩句話，“雕”字是指雕塑“廢像”而言，“撰”字是指編次“遺經”而言，這與印刷術是全無關系的。
2．英人斯坦因在1913&mdash1916年從新疆吐魯番吐峪溝盜竊去的中國古代簡牍遺物當中，有帶字的紙條一張，上寫着： （上缺）□自官私，延昌卅四年甲寅 家有惡狗，行人慎之。
□□ 延昌是高昌王的年号，卅四年當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
由于這張紙條上文字筆劃多作方筆，且埋沒土中年代已久，不易辨明其為印品或是墨迹，遂有人斷言“這是現在所知最早印刷品之一。
它大概是一個用作避邪用的揭帖，當貼在大門上”。
我們不能同意這一論斷。
因為，如果印刷術在第六世紀末年的西域已經這樣普遍應用，則在中國内地的應用當更為普遍，事實上卻絲毫無此等迹象。
反之，由下一事例倒正可證明，其時的中國，印刷術斷然還不曾開始應用。
3．《通鑒》卷一七六于隋文帝出兵伐陳之前（588年）記一事雲： 三月戊寅，隋主下诏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闾閻，資産俱竭。
驅逼内外，勞役弗已。
&hellip&hellip”又送玺書暴〔陳〕帝二十惡。
仍散寫诏書三十萬紙，遍谕江外。
“散寫三十萬紙”是一件極不簡單的工作，如果印刷術在其時已經發明，甚至像高昌那樣的地方已經普遍應用起來，則此時斷無不用之理。
然而隋文帝伐陳的诏書卻還是“散寫三十萬紙”，而不是“刊印三十萬紙”，這一确鑿不疑的事件，當然可以确證其時尚無印刷術的發明了。
二、印刷術的發明應為第八世紀内事 日本皇室在770年曾用木闆雕印陀羅尼（咒語）四種，闆高約二吋，寬十八吋。
文字多者為三十五行，行五字。
其印品至今尚有存者。
在其時日本文化全是自中國學去的，印刷術不能例外。
日本的印刷術既是從中國學去的新事物，其應用自然要較中國晚若幹年，依此推論，則中國之有雕闆印刷術至晚應為第八世紀前半事。
三、印刷術的普遍應用 824年，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說道：“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元氏長慶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模勒即模刻，衒賣即叫買，持交酒茗則是拿白詩印本去換茶換酒。
可見到九世紀初，印刷術的應用已由佛教咒語而擴大到人民喜歡閱讀的詩歌方面去了。
由勞動人民創造發明的東西，首先還得做一些能應合勞動人民需要的事，亦即要為勞動人民服務。
所以在835年前後，四川和江蘇北部地方民間都曾“以闆印曆日”，拿到市場上去出賣。
當時有人說民間所印曆書“已滿天下”，可知還不隻四川和江蘇兩地印造。
然而唐政府（文宗時）卻為此下诏，令“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闆”。
理由是隻有皇帝才有替天“敬授人時”的權力。
佛教徒法砺所著《四分律疏》，在第九世紀中葉（845年以前）也已有了印本，這是比之日曆大得多的一種文書。
到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司空圖作了一篇《化募雕刻律疏》的文章，其刻本文集在這篇文章的題目下注雲“印本共八百紙”，當是指這篇文章要印八百份的意思。
為了雕刻律疏而須進行“化募”，則這一次的刻印規模必也相當的大。
現尚存世的一件最早的印刷品，是被斯坦因從敦煌搜劫去的一種《金剛經》卷子，卷末有唐懿宗“鹹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
此卷子共用七紙，紙高約一呎，長十六呎，第一頁為木刻圖畫。
畫和經文都刻得相當精美。
黃巢起義時，柳玭跟随僖宗逃往成都，883年，他在成都書肆看到一些“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