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農民戰争與明朝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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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弱了。
明軍将領在對清作戰和鎮壓農民起義中，稍有失誤，即被崇祯帝免官下獄，以至處死。
兵部尚書王洽頗負時望。
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責王洽事先偵探不明，下獄，瘐死。
領兵總督自袁崇煥以下，前後被處死八人。
巡撫被處死十一人。
《明史?流賊傳序》說崇祯帝“敗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殺一吏。
責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
”明軍作戰屢敗，軍将或戰死或被處死。
增兵日多，而善戰的将領日少。
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殺逐殆盡。
虛弱腐朽的統治集團已經完全無力維持自己的統治。
加派賦稅天啟時，因遼東戰事，屢次加派“遼饷”。
每畝增稅銀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萬兩。
崇祯時，朝廷入不敷出，軍饷不繼，又多次加派稅銀。
一六三○年（崇祯三年）遼東軍興，在原增畝稅九厘外，又增遼饷三厘，共加派稅銀一百六十五萬兩。
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燦圍剿農民起義軍，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饷二百八十萬，稱為“剿饷”。
崇祯帝下谕說：“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饷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
”（《明史?楊嗣昌傳》）一年之後，農民軍更加壯大。
明廷繼續征收“剿饷”，隻是饷額減半。
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議又以軍兵虛弱，請練邊兵。
崇祯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四總督、十七總兵官，共抽練額兵七十三萬餘。
郡縣設練備、練總，訓練民兵。
練兵的費用，又加派到當地人民身上，稱為“練饷”。
每畝加稅銀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萬兩。
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計各鎮額兵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額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
“遼饷”、“剿饷”、“練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餘萬兩。
戶科題本指出添饷之後，“究境（竟）舊伍空虛，未聞清核。
新兵募練，未見充強。
小民賣兒貼婦，剝膚敲髓之脂膏，徒為行間歌舞行樂、結交窟穴之具而已。
”（《明清史料》乙編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稅銀，并不能強兵，而隻是增加對人民的敲剝。
廣大農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統治下去了。
烽煙四起崇祯時，中原有李自成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西南有張獻忠和彜族起義，東北面臨清軍的嚴重威脅，東南沿海則有“海寇”出沒。
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敵的危境之中。
崇祯末年的形勢是：東北和北方&mdash&mdash清國以遼東為基地，不斷擴軍。
連年到山海關内擄掠人畜，深入到河北、山東。
蒙古諸部也繼續與明朝為敵。
西北和中原&mdash&mdash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在西北建立大順，控制陝甘。
河南地區和湖北北部均為大順軍所占有。
西南&mdash&mdash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時，彜族首領奢崇明、安邦彥等再次起兵反明。
九月，明廷任朱燮元總督軍務，移鎮貴陽。
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彥稱四裔大長老，合兵十餘萬，據有鴨池，進兵永甯。
明雲南、四川駐軍與貴陽軍分路出兵夾擊。
八月，擊敗彜兵，奢崇明、安邦彥敗死。
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張獻忠農民軍攻入四川。
四月，在忠州擊敗明軍。
六月，攻下涪州，占領重慶。
八月，攻占成都。
四川州縣均為大西軍所占有。
東南沿海&mdash&mdash福建、廣東、浙江沿海自天啟時，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動，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陸。
所謂海寇多是無告的民衆，糾聚在海上依恃強劫謀生，發展成為職業。
他們多來自福建，主要在廣東海上往來，也有少數人北至浙江沿海。
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農民聚集。
福建“海寇”登陸和他們保持聯絡。
大股的“海寇”擁有大船，并有火器。
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隻能嚴守海門，防止登陸。
一六四四年初，當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練兵，準備滅明時，明王朝已處在四面包圍之中，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能力。
隻有作為經濟基地的江浙東南地區，還為明室藩王所統治。
三、大順推翻明朝 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在西安建制練兵，經過月餘的準備，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開始攻取北京。
李自成派遣劉宗敏、李過領兵入山西。
山西明兵多次嘩變，軍力空虛。
劉、李軍順利攻占山西西南部的三十多個州縣，為大軍出師開辟了道路。
二月初，李自成親率幾十萬大軍由韓城禹門渡黃河，入山西境，迅速占領太原。
大順軍在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發出文告，揭露明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
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施；微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并宣布農民軍“五年不征，一民不殺”，“貴賤均田”（《罪惟錄?李自成傳》）。
又派遣士兵扮作小商販到各地揭露明朝惡政，宣傳大順農民軍“不殺人、不愛财、不奸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将富家銀錢分赈窮民。
”（《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紛紛支持大順軍。
大順軍兵分兩路，攻取北京。
李自成親自統率主力軍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由北路經居庸關取北京。
偏師由劉芳亮率領，東出固關，經真定（正定）、保定自南道北上進攻北京，與李自成會師。
李自成農民軍到忻州，州民開門迎降。
進至代州，明總兵周遇吉退守甯武關。
農民軍經過激戰，擒斬周遇吉。
大同總兵姜瓖、宣化總兵王承胤相繼投降，巡撫朱之馮自殺。
農民軍經過陽和、柳溝，到達居庸關。
居庸關守将總兵唐通、監軍太監杜之秩開門迎降。
劉芳亮率領的偏師出固關後，真定知府邱茂華、遊擊謝素福出降，内閣大學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
三月十七日，南北兩路大軍先後到達北京城外，包圍北京。
明朝守衛京城的三大營潰散。
大順軍繳獲明巨炮轟城。
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氣不振。
大順軍猛攻西直門、平則門（阜成門）、彰義門（廣安門）等處。
守城明軍在城上避而不戰，遷延時日。
十八日，農民軍與城外的百姓填平濠溝，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
明守軍士兵拒不與農民軍作戰，隻向城外放空炮，或揮手讓農民軍避開再行射擊。
大順軍命令少年組成的“孩兒軍”攻城。
砍倒楊樹作雲梯，手持短刀爬城。
守城明軍狼狽奔逃，或脫下軍服，丢棄武器投降。
當時流傳着這樣的歌謠：“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嬴；隻消出個孩兒陣，孩兒奪取北京城。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農民軍首先攻下彰義門，占領外城，繼續向内城發動猛攻。
崇祯皇帝見末日來臨，逼死皇後，親手殺死幾個嫔妃，砍傷自己的女兒，然後換上太監衣帽，企圖與太監王承恩一同出逃。
走到崇文門不能出城，又到朝陽門，聲稱太監奉命出城。
城上守軍疑為“奸細”，張弓下射。
崇祯帝又走到安定門，也不得出去。
隻得返回宮中，換上皇帝袍服，敲鐘召集百官議事。
這時，官員們都已脫下官服，換上貧民服裝四處躲藏，無一人再來上朝。
崇祯帝見大勢已去，同王承恩登上萬歲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樹下自缢而死。
（南明谥思宗，後改毅宗。
清谥懷宗，後改莊烈帝）明朝自太祖即位，凡二百七十六年，至此宣告了它的滅亡。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順軍攻開内城各城門。
李自成命令大軍整隊入城，不得殺掠。
劉宗敏首先率領大軍從宣武門進入内城，隊伍整齊，軍紀肅然。
老百姓張燈結彩，擺設香案。
張貼“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等标語，熱烈迎接農民軍的到來。
李自成依然保持農民軍的本色，頭戴氈笠，身穿青布衣，騎着雜色黑馬，在數百名騎兵護衛下，和大順的官員們進入北京城，經承天門進駐皇宮。
大順農民軍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是巨大的勝利。
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戰争史上，也是一個輝煌的成就。
農民軍自陝西進軍，所到之處，明朝官員開城出降，取得勝利是迅速的。
但是，大順軍順利攻占北京，顯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國統治的足夠的政治準備和必要的軍事部署。
農民軍繼承自發起義的樸素傳統，對内和對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點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mdash&mdash李自成進駐北京後，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廢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實行大順的官制，六政府尚書分别管理政務。
權将軍劉宗敏統一節制文武官員。
國中大事由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議定。
（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員一概報名彙察。
不願仕者聽其自便。
願仕者照前擢用。
違抗不出者，處死。
明朝兵部尚書侯恂因與農民軍作戰失敗被明朝下獄。
大順釋放侯恂，任為尚書。
四品以下官員任用者百餘人。
外任州縣的五十餘人。
（三）禮政府開科考試舉人，吏政府錄用五十人，以安人心。
（四）由劉宗敏、李過等主持向官員富戶“追贓助饷”。
明朝官員除被錄用者外，均交劉宗敏發落，勒令獻出金銀。
勳戚大臣獻銀不足，即加拷掠追逼。
被夾者多至數百人。
明外戚周奎（周皇後之父）獻銀五十萬兩，仍被夾死。
巨商大賈以至當鋪、飯館，均被搜掠。
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
被捆綁追索的人，不絕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順軍錄用明朝官員、考試舉人，多少起到争取敵人的作用。
“追贓助饷”又抵銷了這些作用。
農民軍起義時，懷着樸素的階級仇恨，自發地奪取官員富戶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
李自成在行軍過程中，提出“均田免糧”的口号，不征賦稅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贓助饷”以濟軍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但是，推翻明朝後繼續發展這些措施，而不及時制定政策，顯然不利于大順政權的鞏固。
農民軍無休止地追索錢财，也造成了軍紀的敗壞。
李自成曾企圖禁止，将士們對他說：“皇帝讓你做，金銀婦女還不讓我們麼！”據說，大順軍在北京追得助饷銀七千萬兩。
自将軍至戰士也各有私囊。
《明季南略》卷五記載說：“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
”農民軍進北京一月有餘，競相奪取私财，戰鬥力大為削弱了。
大順又派出州縣官員到占領區的畿内和河南、山東各州縣任職，推行“均田免糧”和“追贓助饷”。
據山東諸城的一個地主丁耀亢記載，大順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農民田地，退還給農民。
田産不論久近，農民認為祖産即可占有（《出劫紀略》）。
另據《順治史書》記載，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總兵厲甯在兩縣所有田産四十餘頃，當大順官員到來後，也為農民所占有。
農民奪回地主占據的田地，是完全正當的措施。
農民群衆也由此得到實際利益。
但各地拷掠官紳，“追贓助饷”的資财，則全為農民軍所得。
山東等地的地主不斷舉行反撲。
德州地主貢生馬元騄等借口農民軍“征比饷銀酷急”，糾結當地地主殺死大順派遣的官員。
附近四十餘州縣也相繼殺逐大順官員。
臨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資助，募兵三千殺大順防禦使，占領臨清、濟甯。
山東、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紛紛組織武裝，與大順軍為敵。
大順所屬各州縣面對地主階級的反攻，面臨着艱巨的鬥争任務。
外部形勢&mdash&mdash大順軍進駐北京時，已經占領了北起長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肅，東至山東沿海的廣大地區。
但在這個地區的周圍，也還存在着與大順并立和對立的幾大勢力。
（一）張獻忠的大西軍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構成農民起義軍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
但李自成與張獻忠素不相容。
大順推翻明朝後，并沒有去聯合大西，壯大農民軍以對付内外的敵人。
（二）山海關是明清交界的要沖，明甯遠總兵吳三桂在此鎮守。
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吳襄（三桂父），要他寫信招三桂來降。
并派降将唐通去與吳三桂聯絡。
吳三桂行至灤州，聽說家室被擄，憤而降清。
并發布檄文，聲讨李自成。
（三）遼東的清國，正處在發展的時期，軍力強盛，久已蓄謀滅明，占領中原。
農民軍占領北京後，清軍正在準備入關。
（四）江南地區仍為明室勢力所統治。
明總兵左良玉駐守武昌。
總兵高傑及劉澤清駐守江淮下遊。
李自成以大順國王名義招降左、高、劉等，不成。
四月初一日，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官員，在南京誓告天地，議立新君，複辟明朝。
大順軍攻占北京後，取代明朝而處于四面受敵的被動地位。
特别是北面的清國和江南的明室殘餘，構成了夾擊大順的嚴重形勢。
但大順軍的領導者們卻沒有足夠的警惕，驕躁輕敵，甚至認為山海關是彈丸之地，“不足當京師一角，用腳尖踢倒耳”（《谀聞續筆》卷一）；江南地區，不需重兵，即可“傳檄而下”（《平寇志》卷十）。
北京城内的大順禮政府正忙于籌備李自成做皇帝的登極大典，軍士們則競相“追贓”積财，準備還鄉。
大順強敵壓境，而軍心渙散，失敗不可免了。
明軍将領在對清作戰和鎮壓農民起義中，稍有失誤，即被崇祯帝免官下獄，以至處死。
兵部尚書王洽頗負時望。
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責王洽事先偵探不明，下獄，瘐死。
領兵總督自袁崇煥以下，前後被處死八人。
巡撫被處死十一人。
《明史?流賊傳序》說崇祯帝“敗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殺一吏。
責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
”明軍作戰屢敗，軍将或戰死或被處死。
增兵日多，而善戰的将領日少。
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殺逐殆盡。
虛弱腐朽的統治集團已經完全無力維持自己的統治。
加派賦稅天啟時，因遼東戰事，屢次加派“遼饷”。
每畝增稅銀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萬兩。
崇祯時，朝廷入不敷出，軍饷不繼，又多次加派稅銀。
一六三○年（崇祯三年）遼東軍興，在原增畝稅九厘外，又增遼饷三厘，共加派稅銀一百六十五萬兩。
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燦圍剿農民起義軍，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饷二百八十萬，稱為“剿饷”。
崇祯帝下谕說：“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饷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
”（《明史?楊嗣昌傳》）一年之後，農民軍更加壯大。
明廷繼續征收“剿饷”，隻是饷額減半。
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議又以軍兵虛弱，請練邊兵。
崇祯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四總督、十七總兵官，共抽練額兵七十三萬餘。
郡縣設練備、練總，訓練民兵。
練兵的費用，又加派到當地人民身上，稱為“練饷”。
每畝加稅銀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萬兩。
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計各鎮額兵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額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
“遼饷”、“剿饷”、“練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餘萬兩。
戶科題本指出添饷之後，“究境（竟）舊伍空虛，未聞清核。
新兵募練，未見充強。
小民賣兒貼婦，剝膚敲髓之脂膏，徒為行間歌舞行樂、結交窟穴之具而已。
”（《明清史料》乙編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稅銀，并不能強兵，而隻是增加對人民的敲剝。
廣大農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統治下去了。
烽煙四起崇祯時，中原有李自成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西南有張獻忠和彜族起義，東北面臨清軍的嚴重威脅，東南沿海則有“海寇”出沒。
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敵的危境之中。
崇祯末年的形勢是：東北和北方&mdash&mdash清國以遼東為基地，不斷擴軍。
連年到山海關内擄掠人畜，深入到河北、山東。
蒙古諸部也繼續與明朝為敵。
西北和中原&mdash&mdash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在西北建立大順，控制陝甘。
河南地區和湖北北部均為大順軍所占有。
西南&mdash&mdash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時，彜族首領奢崇明、安邦彥等再次起兵反明。
九月，明廷任朱燮元總督軍務，移鎮貴陽。
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彥稱四裔大長老，合兵十餘萬，據有鴨池，進兵永甯。
明雲南、四川駐軍與貴陽軍分路出兵夾擊。
八月，擊敗彜兵，奢崇明、安邦彥敗死。
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張獻忠農民軍攻入四川。
四月，在忠州擊敗明軍。
六月，攻下涪州，占領重慶。
八月，攻占成都。
四川州縣均為大西軍所占有。
東南沿海&mdash&mdash福建、廣東、浙江沿海自天啟時，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動，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陸。
所謂海寇多是無告的民衆，糾聚在海上依恃強劫謀生，發展成為職業。
他們多來自福建，主要在廣東海上往來，也有少數人北至浙江沿海。
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農民聚集。
福建“海寇”登陸和他們保持聯絡。
大股的“海寇”擁有大船，并有火器。
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隻能嚴守海門，防止登陸。
一六四四年初，當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練兵，準備滅明時，明王朝已處在四面包圍之中，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能力。
隻有作為經濟基地的江浙東南地區，還為明室藩王所統治。
三、大順推翻明朝 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在西安建制練兵，經過月餘的準備，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開始攻取北京。
李自成派遣劉宗敏、李過領兵入山西。
山西明兵多次嘩變，軍力空虛。
劉、李軍順利攻占山西西南部的三十多個州縣，為大軍出師開辟了道路。
二月初，李自成親率幾十萬大軍由韓城禹門渡黃河，入山西境，迅速占領太原。
大順軍在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發出文告，揭露明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
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施；微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并宣布農民軍“五年不征，一民不殺”，“貴賤均田”（《罪惟錄?李自成傳》）。
又派遣士兵扮作小商販到各地揭露明朝惡政，宣傳大順農民軍“不殺人、不愛财、不奸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将富家銀錢分赈窮民。
”（《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紛紛支持大順軍。
大順軍兵分兩路，攻取北京。
李自成親自統率主力軍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由北路經居庸關取北京。
偏師由劉芳亮率領，東出固關，經真定（正定）、保定自南道北上進攻北京，與李自成會師。
李自成農民軍到忻州，州民開門迎降。
進至代州，明總兵周遇吉退守甯武關。
農民軍經過激戰，擒斬周遇吉。
大同總兵姜瓖、宣化總兵王承胤相繼投降，巡撫朱之馮自殺。
農民軍經過陽和、柳溝，到達居庸關。
居庸關守将總兵唐通、監軍太監杜之秩開門迎降。
劉芳亮率領的偏師出固關後，真定知府邱茂華、遊擊謝素福出降，内閣大學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
三月十七日，南北兩路大軍先後到達北京城外，包圍北京。
明朝守衛京城的三大營潰散。
大順軍繳獲明巨炮轟城。
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氣不振。
大順軍猛攻西直門、平則門（阜成門）、彰義門（廣安門）等處。
守城明軍在城上避而不戰，遷延時日。
十八日，農民軍與城外的百姓填平濠溝，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
明守軍士兵拒不與農民軍作戰，隻向城外放空炮，或揮手讓農民軍避開再行射擊。
大順軍命令少年組成的“孩兒軍”攻城。
砍倒楊樹作雲梯，手持短刀爬城。
守城明軍狼狽奔逃，或脫下軍服，丢棄武器投降。
當時流傳着這樣的歌謠：“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嬴；隻消出個孩兒陣，孩兒奪取北京城。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農民軍首先攻下彰義門，占領外城，繼續向内城發動猛攻。
崇祯皇帝見末日來臨，逼死皇後，親手殺死幾個嫔妃，砍傷自己的女兒，然後換上太監衣帽，企圖與太監王承恩一同出逃。
走到崇文門不能出城，又到朝陽門，聲稱太監奉命出城。
城上守軍疑為“奸細”，張弓下射。
崇祯帝又走到安定門，也不得出去。
隻得返回宮中，換上皇帝袍服，敲鐘召集百官議事。
這時，官員們都已脫下官服，換上貧民服裝四處躲藏，無一人再來上朝。
崇祯帝見大勢已去，同王承恩登上萬歲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樹下自缢而死。
（南明谥思宗，後改毅宗。
清谥懷宗，後改莊烈帝）明朝自太祖即位，凡二百七十六年，至此宣告了它的滅亡。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順軍攻開内城各城門。
李自成命令大軍整隊入城，不得殺掠。
劉宗敏首先率領大軍從宣武門進入内城，隊伍整齊，軍紀肅然。
老百姓張燈結彩，擺設香案。
張貼“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等标語，熱烈迎接農民軍的到來。
李自成依然保持農民軍的本色，頭戴氈笠，身穿青布衣，騎着雜色黑馬，在數百名騎兵護衛下，和大順的官員們進入北京城，經承天門進駐皇宮。
大順農民軍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是巨大的勝利。
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戰争史上，也是一個輝煌的成就。
農民軍自陝西進軍，所到之處，明朝官員開城出降，取得勝利是迅速的。
但是，大順軍順利攻占北京，顯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國統治的足夠的政治準備和必要的軍事部署。
農民軍繼承自發起義的樸素傳統，對内和對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點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mdash&mdash李自成進駐北京後，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廢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實行大順的官制，六政府尚書分别管理政務。
權将軍劉宗敏統一節制文武官員。
國中大事由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議定。
（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員一概報名彙察。
不願仕者聽其自便。
願仕者照前擢用。
違抗不出者，處死。
明朝兵部尚書侯恂因與農民軍作戰失敗被明朝下獄。
大順釋放侯恂，任為尚書。
四品以下官員任用者百餘人。
外任州縣的五十餘人。
（三）禮政府開科考試舉人，吏政府錄用五十人，以安人心。
（四）由劉宗敏、李過等主持向官員富戶“追贓助饷”。
明朝官員除被錄用者外，均交劉宗敏發落，勒令獻出金銀。
勳戚大臣獻銀不足，即加拷掠追逼。
被夾者多至數百人。
明外戚周奎（周皇後之父）獻銀五十萬兩，仍被夾死。
巨商大賈以至當鋪、飯館，均被搜掠。
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
被捆綁追索的人，不絕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順軍錄用明朝官員、考試舉人，多少起到争取敵人的作用。
“追贓助饷”又抵銷了這些作用。
農民軍起義時，懷着樸素的階級仇恨，自發地奪取官員富戶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
李自成在行軍過程中，提出“均田免糧”的口号，不征賦稅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贓助饷”以濟軍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但是，推翻明朝後繼續發展這些措施，而不及時制定政策，顯然不利于大順政權的鞏固。
農民軍無休止地追索錢财，也造成了軍紀的敗壞。
李自成曾企圖禁止，将士們對他說：“皇帝讓你做，金銀婦女還不讓我們麼！”據說，大順軍在北京追得助饷銀七千萬兩。
自将軍至戰士也各有私囊。
《明季南略》卷五記載說：“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
”農民軍進北京一月有餘，競相奪取私财，戰鬥力大為削弱了。
大順又派出州縣官員到占領區的畿内和河南、山東各州縣任職，推行“均田免糧”和“追贓助饷”。
據山東諸城的一個地主丁耀亢記載，大順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農民田地，退還給農民。
田産不論久近，農民認為祖産即可占有（《出劫紀略》）。
另據《順治史書》記載，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總兵厲甯在兩縣所有田産四十餘頃，當大順官員到來後，也為農民所占有。
農民奪回地主占據的田地，是完全正當的措施。
農民群衆也由此得到實際利益。
但各地拷掠官紳，“追贓助饷”的資财，則全為農民軍所得。
山東等地的地主不斷舉行反撲。
德州地主貢生馬元騄等借口農民軍“征比饷銀酷急”，糾結當地地主殺死大順派遣的官員。
附近四十餘州縣也相繼殺逐大順官員。
臨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資助，募兵三千殺大順防禦使，占領臨清、濟甯。
山東、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紛紛組織武裝，與大順軍為敵。
大順所屬各州縣面對地主階級的反攻，面臨着艱巨的鬥争任務。
外部形勢&mdash&mdash大順軍進駐北京時，已經占領了北起長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肅，東至山東沿海的廣大地區。
但在這個地區的周圍，也還存在着與大順并立和對立的幾大勢力。
（一）張獻忠的大西軍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構成農民起義軍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
但李自成與張獻忠素不相容。
大順推翻明朝後，并沒有去聯合大西，壯大農民軍以對付内外的敵人。
（二）山海關是明清交界的要沖，明甯遠總兵吳三桂在此鎮守。
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吳襄（三桂父），要他寫信招三桂來降。
并派降将唐通去與吳三桂聯絡。
吳三桂行至灤州，聽說家室被擄，憤而降清。
并發布檄文，聲讨李自成。
（三）遼東的清國，正處在發展的時期，軍力強盛，久已蓄謀滅明，占領中原。
農民軍占領北京後，清軍正在準備入關。
（四）江南地區仍為明室勢力所統治。
明總兵左良玉駐守武昌。
總兵高傑及劉澤清駐守江淮下遊。
李自成以大順國王名義招降左、高、劉等，不成。
四月初一日，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官員，在南京誓告天地，議立新君，複辟明朝。
大順軍攻占北京後，取代明朝而處于四面受敵的被動地位。
特别是北面的清國和江南的明室殘餘，構成了夾擊大順的嚴重形勢。
但大順軍的領導者們卻沒有足夠的警惕，驕躁輕敵，甚至認為山海關是彈丸之地，“不足當京師一角，用腳尖踢倒耳”（《谀聞續筆》卷一）；江南地區，不需重兵，即可“傳檄而下”（《平寇志》卷十）。
北京城内的大順禮政府正忙于籌備李自成做皇帝的登極大典，軍士們則競相“追贓”積财，準備還鄉。
大順強敵壓境，而軍心渙散，失敗不可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