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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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三國鼎立和西晉短期統一
一 割據勢力混戰和三國鼎立局面形成
董卓之亂和割據勢力混戰 黃巾大軍被鎮壓下去後，各地農民反對統治者的鬥争，一度沉寂下來。
中平五年（188年），并、青、徐、益等州黃巾又起，他們力量分散，沒有再次形成反對漢朝統治的高潮。
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豪強地主原有的私家武裝由隐蔽轉為公開，并且大大加強了；州郡官吏也紛紛擴充勢力，同東漢王朝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
長期以來地主經濟發展所導緻的分裂形勢，進一步明朗起來，東漢王朝實際上已無法維持對全國的統治。
為了防範農民軍和加強對州郡的控制，東漢把一些重要地區的刺史改為州牧，選擇有名望而又可靠的宗室和其他的列卿、尚書充任，給以一州的軍政大權。
改設州牧不但沒有加強中央的控制，反而使某些地區的分散的割據勢力按地區集中起來，更便于實行割據。
在鬥争轉入低潮的形勢下，東漢統治集團中外戚、宦官的鬥争又趨激烈。
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死，劉辯（少帝）繼立，大将軍何進掌握大權。
何進聯絡大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袁紹，起用一批名士，并且殺掉統領西園八校尉軍的宦官蹇碩[1]。
他還密召并州牧董卓入京，幫助他鏟除宦官勢力。
正在這時，宦官殺何進，袁紹又勒兵發動政變，把宦官一網打盡。
接着，董卓帶兵進入洛陽。
董卓本是隴西豪強，他同羌中豪帥有很多聯系，曾鎮壓羌人和黃巾的起義鬥争。
靈帝死前，董卓出任并州牧，駐軍河東“以觀時變”[2]。
他入京後，并吞何進兄弟和執金吾（中尉改名）丁原的軍隊，盡攬東漢朝政。
他廢黜少帝，立陳留王劉協為帝（漢獻帝），并逼走袁紹、曹操等人。
董卓的專橫，洛陽的混亂，使各地的分裂割據活動迅速擴大。
州郡牧守各樹一幟，招兵買馬，讨伐董卓，混戰立即在北方各地展開了。
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各路讨伐董卓的軍隊以袁紹為盟主，進屯洛陽周圍各地。
董卓為了躲避關東兵鋒，避免并州黃巾截斷後路的危險，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并驅迫洛陽一帶百姓西行。
他行前大肆燒掠，使洛陽周圍室屋蕩盡，一空如洗。
關東聯軍本來都是烏合之衆，爾虞我詐，彼此并吞，很快就分崩離析了。
不久以後，長安發生政變，董卓被殺。
董卓死後，關中成了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彼此攻殺的戰場，長安附近居民死亡逃散，關中行旅斷絕。
經過五六年複雜的分合過程後，全國逐漸形成許多割據區域：袁紹占據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據兖、豫二州，公孫瓒占據幽州，劉備、呂布在陶謙之後相繼占據徐州，袁術占據揚州的淮南部分，劉表占據荊州，劉焉占據益州，孫策占據江東，韓遂、馬騰占據涼州，公孫度占據遼東，等等。
北方的割據形勢特别嚴重，割據者燒殺擄掠，混戰經年，使社會生産受到空前的大破壞，出現了“白骨縱橫萬裡”[3]的慘象。
在割據者展開混戰的時候，北方和長江流域各地的黃巾，繼續活躍。
青州黃巾群輩相随，衆至百萬，轉戰青、兖各地，勢力很盛，往往“父兄殲殪，子弟群起”[4]。
但是不久以後，他們陸續被一些強大的割據者鎮壓下去了。
曹操統一中原 曹操（155&mdash220年）是沛國谯（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宦官曹騰養子。
董卓入京後，他逃至陳留，聚兵5000，同各地的“名豪大俠，富室強族”[5]一起，參加了讨伐董卓的關東聯軍。
初平三年（192年），他在濟北誘降黃巾軍30餘萬，男女百餘萬口，選其精銳，改編為自己的主要隊伍，名叫青州軍。
一些豪強地主如李通、任峻、許褚、呂虔、李典等，也先後率領宗族、部曲、賓客，追随曹操。
在當時的割據者中，曹操對東漢黑暗統治和農民起義威力有較深的認識，是地主階級中的一個有遠見的人物。
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漢獻帝迎到許縣，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擴大了政治影響。
他在許縣和其他地方設立屯田，積蓄軍資，鞏固了軍事勢力。
因此他得以陸續消滅黃河以南許多割據勢力，隔黃河與袁紹抗衡。
那時袁紹又并有幽州，是北方最強大的割據力量。
建安五年，袁曹兩軍發生了官渡（在河南中牟境）會戰。
袁紹兵多糧足，而統治混亂，軍心渙散。
曹操雖然力寡糧绌，後方不穩，但是他采用各個擊破和偷襲糧囤的戰術，迅速擊潰了袁軍，全殲袁軍主力，奠定了統一中原的基礎。
官渡戰後，曹操利用袁紹之子袁譚、袁尚的矛盾，相繼占領青、冀、幽、并四州，統一了中原。
建安十二年，曹操率軍出盧龍塞（今河北喜峰口），打敗了與袁氏殘餘勢力勾結的烏桓蹋頓單于，這對于鞏固中原統一，保障人民安居生産，起了積極作用。
赤壁之戰和三國鼎立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揮軍南下，企圖奪取劉表之子劉琮據有的荊州（今湖北襄樊），然後再進占江東，逐步統一全國。
在中原活動失敗的劉備，正依托于荊州，他在曹軍的追逐下自樊城南奔江陵，行抵當陽，為曹軍所敗。
那時，孫權已經繼孫策統治江東，他與劉備的謀士諸葛亮結盟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共與曹軍相持于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
一場大戰在赤壁展開，在這一戰役中，曹軍将近30萬人，号稱80萬；而孫劉聯軍隻有5萬左右，處于絕對的劣勢。
但是曹軍遠道疲憊，軍中又流行時疫，戰鬥力不強。
孫吳軍主帥周瑜乘東南風縱火焚燒曹軍水師，與劉備軍隊水陸并進，迫使曹操退回北方。
這就是決定南北相持局面的有名的赤壁之戰。
赤壁戰後，曹操經過短期的準備，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将兵進入關中，驅逐了韓遂、馬超。
建安二十年，曹操從武都（今甘肅成縣境）出征漢中，擊敗了長期保據漢中的張魯，完成了北方的統一，并徙漢中民八萬餘口于洛、邺。
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子曹彰率兵擊平了代郡烏恒，北方邊境也安靜了。
劉備占領了荊州的長江以南四郡後，于建安十六年進入益州，逐步消滅了原來益州的割據者劉璋（劉焉之子）的勢力。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從曹軍那裡奪得漢中，并命關羽在荊州向曹操發動猛攻，一度震動許都。
孫權襲殺關羽，占領荊州全部，解除了關羽對曹操的威脅。
這樣，三國鼎立的局面事實上已形成了。
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稱帝，建都洛陽，國号魏。
第二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号漢，世稱蜀。
孫權則接受了曹丕的封号，稱吳王。
222年，蜀軍出峽，與吳陸遜軍相持于夷陵（湖北宜昌境），被火攻擊潰，敗退回蜀。
從此以後，長江上下遊兩大勢力處于平衡狀态，蜀國輔政的諸葛亮與孫權結盟，共抗曹軍。
229年，孫權在建業稱帝，建立吳國。
三國鼎立局面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導緻了分裂傾向的加劇。
長江流域上下遊幾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到了勉強可以自給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給南方孫、劉的割據提供了物質基礎。
而同一時期北方的國家則由于社會經濟受到割據混戰的嚴重摧殘，無力消滅南方的國家，以統一全中國。
但是統一的曆史在中國已存在過四百多年，統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統一仍然是中國曆史發展的趨勢。
所以在無數割據者角逐的混亂局面中，終于出現了魏、蜀、吳三大割據範圍，它們的統治者在各自的區域内削平了較小的割據勢力，鞏固了内部的統一，并且都力圖打破均衡局面，實現全中國的統一。
二 魏國的政治和經濟 屯田制和士家制 曹操在統一中原，奠定魏國基礎的同時，還實行了許多經濟措施和政治措施，對北方社會轉向安定和經濟的恢複，起了促進作用。
長期不斷的豪強兼并戰争，使北方農業生産難于進行，使千千萬萬的農民死亡流徙。
許多地主在戰亂中也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大量地向南方和其他地點流亡。
這樣，北方農村中到處是“田無常主，民無常居”[6]，大量荒地無法開墾，農業生産嚴重衰敗，人民生活在饑餓之中，就連靠搶劫來維持的地方軍隊，也得不到糧草。
當所有的割據者面對着這種艱難境況熟視無睹時，曹操卻采取棗衹、韓浩的建議，着手屯田積谷。
建安元年，曹操攻破汝南、颍川黃巾，奪得大批勞動人手和耕牛農具，在許昌附近開辟屯田，成效很大。
接着，曹操令郡國置田官，招募流亡屯田，并用國淵典屯田事。
國淵“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7]，把屯田制度廣泛地推行起來。
屯田區一般都設立在肥沃易墾或其他重要處所，由典農中郎将、典農校尉和屯田都尉等農官而不由郡縣官管理，統屬于中央的大司農[8]。
屯田區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
屯田民（或稱屯田客）是國家的佃客，他們被編制成軍隊形式，分種國家土地，按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對分（不用官牛的）向國家繳納地租。
屯田區的這種分成取租辦法（當時稱為分田之術）保證了國家随着生産力的提高獲得日益增多的地租，而使屯田客不能完全占有自己增産所得，所以是一種“于官便，于客不便”[9]的辦法。
在這種剝削和束縛下，屯田客生活痛苦，為了備荒，甚至不得不種植産量特高的稗當糧食[10]。
雖然這樣，屯田民一般不負擔另外的徭役，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這自然比颠沛流離要好。
在生産方面，屯田區能夠保障農時，能夠提供耕牛，能夠集中力量興修水利，而且在技術上講究精耕細作，不強求擴大耕種面積[11]，這些都适合屯田民的要求，有利于提高糧食的産量。
屯田制具有這些條件，所以能夠在短期内穩定北方的農業生産，保證統一戰争的需要。
魏國屯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軍屯。
軍屯以軍士耕種，由大司農屬官度支中郎将調遣。
軍屯的實行，對于開墾荒地，減輕農民養兵運糧的負擔，起了積極的作用。
為了保持一部分固定的兵源以應付戰争的需要，魏國還建立了士家制度。
士家有特别的戶籍，世代當兵，或服挽船、養馬、鼓吹等各種特定的勞役。
士家中的婦孺與尚未輪代的男丁，也要為政府耕田或服役。
士家身份低于平民。
為了使他們不與平民混雜，法律規定士家的妻因夫死改嫁，或者女兒出嫁，都隻能嫁給士家；士逃亡，妻子要被沒為官奴婢或處死。
冀州的士家有十萬戶以上。
屯田制和士家制，都是隻能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出現的制度。
東漢以來，豪強地主用租佃制度剝削佃客，并把佃客組成自己的部曲家兵。
曹操建立的屯田制和士家制，就是國家在特定條件下用豪強征斂方式剝削國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組織國家軍隊的制度。
這些制度，一方面是豪強地主統治農民的方式在國家統治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對豪強地主的一種制約，使他們不能無限制地占奪土地，招納流民，從而阻礙國家的統一。
在當時的條件下，在建安年間，屯田客和士家成為國家榨取糧谷和征集兵員的主要對象，但是自耕農民也仍然是國家租調兵徭的重要負擔者。
曹操統一中原後，适應自耕農民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特點，規定他們每畝土地交納租谷四升，叫做田租，每戶人家交納絹二匹、綿二斤，叫做戶調，除此之外，官吏不得擅自興發。
曹操還命令州郡督察豪強，“重豪強兼并之法”，并重用滿寵、王修、司馬芝、楊沛等人，打擊嚴重破壞國家法度的豪強地主。
頒行租調制和重豪強兼并之法，雖然多少改善了農民在經濟上的處境，但是由于戰争頻繁，他們的兵徭負擔，仍然未見減少。
詩人左延年在黃初時寫成的《從軍行》裡說：“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鬥去，五婦皆懷身。
”[12]這種殘酷的兵徭，在曹操時大概還要多些；而且内地農民所受徭役之苦，也不會比邊地農民有多大的差别。
“唯才是舉”和九品中正制 在農民戰争和稍後的豪強割據混戰的過程中，北方的一些豪強地主受到打擊和兼并，無法獨立稱雄，不得不率部歸降曹操。
曹操善于統馭他們，拔擢他們為将校牧守，因此他們都成了曹操的重要支柱。
這個時期，還有一些士大夫貧困不能自存[13]。
有的還避難他鄉，變易姓名[14]，通财合族[15]，喪失了族權和門第的憑借，得不到鄉舉裡選的機會，社會地位顯著降低。
管甯覺察到當時“妄變氏族”的普遍，“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16]，正是企圖穩定這些士人的社會地位的一種表現。
所以當曹操異軍突起的時候，許多士人遠道來奔，攀附曹操，庇托于他的帷幄之中，企圖保全或挽回自己家族的勢力。
曹操也樂于借重士人，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官渡戰前豫州郡縣紛紛叛投袁紹時，曹操派出陳群、何夔等名士作豫州縣令，這些名士都效忠曹氏，用自己的社會威望來為他鎮靜地方，穩定局勢。
曹操得邺城後，立即辟用原來袁紹轄區的名士為掾屬；破荊州後，也大肆搜羅本地的和北方逃來的士人。
這些士人也多成了曹操的得力佐助。
但是，也有一部分士人同某些割據勢力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或者不願親附曹操，或者貌合神離，對曹操桀骜不馴，譏刺侮慢，黨同伐異，煽動“處士橫議”。
曹操對他們是早有戒心的。
[17] 曹操統一中原後，開始向那些不親附自己的士人展開了進攻。
他聲稱要“整齊風俗”，“破浮華交會之徒”[18]，先後殺掉了最狂妄的名士孔融和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楊修，也殺掉了浮華惑衆、傾動邺都的魏諷以及他的幾十名黨羽。
在曹操統治的後半期中，由于“恃舊不虔”[19]而被處死的士人頗為不少。
曹操與這一部分士人的鬥争，表明他企圖進一步突破大族名士勢力的挾制以樹立專制統治，這與他在經濟上推行屯田制和重豪強兼并之法的意義是一緻的。
與此同時，曹操于建安八年（203年）下令，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選官準則，駁斥了“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的議論。
十五年，他發布“唯才是舉”的教令，十九年、二十二年又屢加重申。
這些教令，責成所屬把那些不齒于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以及“高才異質”的文吏，同那些親附自己的大族子弟一起加以拔用[20]。
崔琰、毛玢等人典選舉，推行曹操的這一主張。
“唯才是舉”自然是以曹氏統治集團的利益為依歸的，但是這對于制止大族地主壟斷政權，對于重建專制統一的統治，也起了積極作用。
建安末年，劉廙上《論治道表》，建議使郡縣守令居任稍久，三年乃加黜陟，黜陟以戶口墾田增減、盜賊發興和人民逃亡多少為标準。
他認為官吏考課“皆當以事，不得依名”[21]。
曹操對他的建議，非常贊許。
對官吏重事輕名，這就是“唯才是舉”精神在吏治方面的貫徹。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繼為魏王。
他基本上遵循曹操關于選舉的主張，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選擇“賢有識鑒”[22]的官員，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負責察訪與他們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評列為九品，作為吏部除授官職的依據（後來在齊王芳時，又增設州中正，也以籍隸本州的中央官員兼任）。
九品中正制初行時，士人品定之權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中，中正采擇輿論，按人才優劣以定品第，多少改變了名士“臧否人倫”、操縱選舉的局面，因此中正也就能夠選出一些比較有才幹的人，用來充實官僚機構[23]。
經濟的恢複 曹魏時期，北方的水利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
曹操為了出擊烏桓，于建安九年至十二年間（204&mdash207年），在清水南端開鑿白溝，在清水北端依次開鑿平虜渠（滹沱水到泒水間）、泉州渠（洵河口到潞河間）和新河（鮑邱水到濡水間），其中白溝以北一段，就是隋代所修永濟渠的基礎。
除此以外，曹操、曹彪、司馬懿等還先後在中原地區開鑿了另外一些渠道，如白溝同漳水間的利漕渠，漳水同滹沱水間的白馬渠，滹沱水同泒水間的魯口渠等。
在河淮地區，曹魏時期陸續整修了睢陽渠，新建了賈公、讨虜、廣漕等渠。
上述航運渠道中，有些也具有灌溉效益。
這許多水利設施，不但大大便利了北方各地的灌溉、漕運和交通，而且對鞏固北方的統一也起了積極作用。
灌溉陂渠的修複和興建，在曹魏時期也很普遍。
襄邑的太壽陂，壽春的芍陂，蕭縣的鄭陂，薊城的戾陵堰和車箱渠，都是著名的灌溉工程。
劉馥在淮南，廣開屯田，興治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24]。
鄭渾修成鄭陂後，附近地帶“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25]。
魏文帝、明帝時，中原地區的農業已有了相當的恢複。
洛陽的典農部民“斫開荒萊”，“墾田特多”[26]；洛陽以外，“四方郡守，墾田又加”[27]。
由于流民還鄉和設置屯田，關中的荒殘面貌逐漸改變。
戰亂時到遼東避難的青州農民，都紛紛渡海回到青州。
齊王芳在位時，淮河流域的農業有了顯著發展。
由于鄧艾的倡議，許昌附近的許多屯田區陸續遷移到颍水沿岸和淮河南北。
屯田兵民在那裡廣開陂渠，且田且守，“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28]。
屯田的收獲，除所費以外，每年可積谷五百萬斛，這對于支持魏國攻吳的戰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鐵冶陸續恢複起來，利用水力鼓風冶鑄的水排也得到推廣[29]。
《魏都賦》列述“錦繡襄邑，羅绮朝歌，綿纩房子，缣總清河”[30]，可見兩漢時期中原各地發達的絲織業，經過一度嚴重破壞後，又陸續恢複生産了。
由于農業和手工業的恢複，商品交換也有了起色，關津重稅有所減輕。
魏文帝曾罷五铢錢，明帝時重新頒用。
北方各地的道路得到修整，漢代以來陸續修鑿的連接關東和關中的三門峽棧道，這時也由一支5000人的隊伍“歲常修治，以平河阻”[31]。
洛陽是當時北方的商業中心，賈販很多，西域胡商也遠道來此貿易。
邺城列肆兼羅，戶口殷盛，也是一個比較繁華的都市。
世家大族勢力的重起和司馬氏代魏 在魏國經濟恢複的時候，一些流散四方的地主陸續回家，招納部曲佃客，重整舊業。
過去以事功見用的以及敢于打擊豪強的官吏，到魏文帝時多退居閑冗，讓位給以經學和文章見長的人[32]，這些所謂儒雅之士，正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
明帝時，魏國政治已很腐敗。
明帝宮人衆多，後宮所費與軍費略等。
他大修洛陽、許昌宮殿，征役急迫，農民脫離土地的現象又嚴重起來。
他在荥陽附近廣設獵場，破壞農田；獵場周廣千餘裡，有殺場内獸者處死。
這個時期，滿朝官吏也都一改曹操時比較清素的風氣，競效侈靡。
法律雖經整頓，制定了新律18篇，廢除了從兩漢因襲而來的大量的旁章科令，但是新律“科網本密”[33]，統治者又“用法深重”[34]，百姓手足無措。
曹操為了“廣耳目”而設立的專以刺舉臣屬陰私為事的校事官，到文帝、明帝時更為濫虐，校事劉慈數年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35]，其中枉屈的人非常多。
這種種情況，不僅加深了社會矛盾，而且也激起了統治階級内部争權奪利的鬥争。
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八歲的曹芳（齊王）繼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馬懿輔政。
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鄧飏、李勝、畢軌、丁谧等人，終日浮華交會，清談玄理，在政治上變易朝典舊章[36]。
司馬懿是河内溫縣的大族，是當時魏國統治集團中最有謀略而又最煊赫的人物。
正始十年（249年），他在京城發動政變，一網打盡了曹爽和他的黨羽，掌握了魏國的權柄。
嘉平三年(251年），太尉王淩（原為車騎将軍，鎮揚州）以淮南兵反；嘉平六年，李豐、張緝等在京城謀廢司馬氏；正元二年（255年），鎮東将軍毌丘儉等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年），征東将軍諸葛誕又以淮南兵反。
這些連續發生的軍事反抗和政變，都先後被司馬懿和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等人鎮壓了。
司馬氏統治時期，世家大族勢力蒸蒸日上。
曹操建立的各種制度雖然依舊實行，但是内容愈來愈起着變化。
屯田制早已在破壞中[37]。
按照制度本來不負擔徭役的屯田民，也同自耕農民一樣，為徭役所苦。
有些屯田民不得耕作，遊食餬口。
屯田土地大量被官吏侵吞，何晏等人當政時，分割洛陽、野王屯田達數百頃之多。
司馬師還募取屯田民為兵，“壞亂舊法”[38]。
魏國末年，司馬氏更把類似屯田民的國家佃客即所謂“租牛客戶”賞賜給公卿貴勢之門，動辄成百戶。
屯田官和豪強地主都藏納逃亡農民，所以到魏末時全國戶籍中還隻有六十六萬多戶。
九品中正制在世家大族勢力的影響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掌握機柄的中正官位把持在世家大族之手，如晉代的北地泥陽大族傅暢“祖考曆代掌州鄉之論”，自魏至晉不衰[39]。
通過中正品第入仕的官吏，久而久之也成為世代相承的貴胄，他們的子弟都可以獲得較高的品第和官位。
在這樣的情況下，士人品第自然唯依門第而逐漸遠離“唯才是舉”的标準。
到了晉朝，經中正評定的九品人士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40]，九品中正制就完全轉化為鞏固門閥勢力的工具了。
南北朝時期著名的士族，從他們的家世源流看來，絕大多數都是在魏晉時期形成的。
司馬昭得到世家大族的擁護，由晉公升為晉王，勢力日益擴展。
景元四年（263年），魏滅蜀。
兩年以後，司馬昭之子司馬炎終于重演曹丕代漢的“禅讓”故事，成為晉朝的開國皇帝。
三 蜀國的政治和經濟 蜀國地主階級各集團的矛盾和南中之戰 中平五年（188年），馬相、趙祇在綿竹起兵，号黃巾，有衆萬餘人。
他們殺刺史，稱天子，攻擊巴、蜀、犍為三郡。
巴郡的闆楯蠻也起兵反抗東漢統治，響應綿竹黃巾。
但堅持不久，即被官府與豪強武裝聯合鎮壓下去了[41]。
就在這一年，漢宗室劉焉出任益州牧，企圖割據益州。
劉焉利用在蜀郡的南陽、三輔流民數萬家作為自己的基本力量，号東州士；命張魯駐漢中，斷絕通長安的斜谷閣道；又殺戮益州一些豪強，以立威名。
自此以後，益州地區也和中原一樣，地方社會各個集團之間的矛盾逐漸上升。
益州豪強的勢力很大，犍為太守任岐和領有家兵的校尉賈龍，曾聯兵反抗過劉焉；後來巴西人趙韪也聯絡大姓，發動叛亂，反對繼劉焉為益州牧的焉子劉璋。
許多郡縣政權更是在豪強把持中，成都令董和執法較嚴，當地豪強竟至要求把他調走。
建安十六年（211年），劉璋邀劉備入蜀，使擊保據漢中的張魯，實際上是想利用劉備以抗拒曹操的進攻。
十九年，劉備滅劉璋，自領益州牧。
劉備主要依靠随他入蜀的舊屬和荊州士人進行統治，同時也盡力籠絡劉璋舊部和益州地主，以圖緩和緊張局勢。
由于劉備多方面的活動，巴蜀各地叛亂相繼弭平，但是西南各民族地區的豪強，卻又接二連三地起兵反蜀。
今川西和雲、貴的許多少數民族，當時統稱為“西南夷”，他們主要以農耕為生，也兼營畜牧。
西南夷很多部分與漢人雜居，同巴蜀地區經濟關系非常密切；也有一些部分地境偏遠，還處在非常閉塞的狀态中，經濟文化比較落後。
劉備入蜀後，按照諸葛亮所定“西和諸戎，南撫夷越”[42]的策略，同西南夷和平相處，置庲降都督總攝南中，并用西南夷地區的許多夷漢豪強作本地的守令丞吏。
雖然這樣，還是有一些豪強不斷進行反蜀活動。
章武三年(223年)劉備死，蜀國混亂，南中的反蜀活動更形擴大。
益州郡（郡治今雲南晉甯）豪強雍闿執太守張裔，通過保據嶺南一帶的士燮求附于吳。
雍闿攻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不下，乃派郡人孟獲到各地進行煽動。
牂柯太守（一作郡丞）朱褒、越巂夷王高定元都起兵響應雍闿。
諸葛亮經過一年準備後，于建興三年出兵平定了越巂的叛亂，渡過泸水（金沙江），進攻永昌。
與此同時，蜀将馬忠、李恢分别平定了牂柯、益州等郡，李恢并同諸葛亮會師益州。
諸葛亮把夷人渠帥徙置成都為官，把南中青羌編為軍隊，并允許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
南中出産的金、銀、漆、朱砂和牛馬等，也源源運往蜀中，充實了蜀國的軍備。
建興十一年（233年）馬忠為庲降都督，将治所由牂柯平夷（今貴州仁懷境）南移至建甯味縣（今雲南曲靖境），加強了對南中的統治。
南中之戰是蜀國統治者與益州豪強鬥争的繼續，也帶有民族征服性質。
這次戰争使西南各族人民受到損害，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西南地區的豪強勢力，進一步打破了這個地區的閉塞狀态，這對于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西南夷經濟文化的發展，客觀上又有積極意義。
蜀國的經濟 諸葛亮（181&mdash234年），琅琊人，漢末随叔父玄流亡荊州，依托劉表。
劉備在荊州，與亮相結，以為謀主。
諸葛亮除了熟悉漢末各集團之間矛盾鬥争的形勢以外，還從流亡生活中理解安定民生的重要性。
因此他在蜀國當政時循名責實，持法嚴謹；注意發展經濟，力圖造成穩定的統治秩序，緩和社會矛盾。
他設司金中郎将典作農戰之器，還經常用1200人維護都江堰的水利工程[43]。
左思《蜀都賦》說，成都“家有鹽泉之井”；又說“火井沉熒于幽泉，高焰飛煽于天垂”，可見火井煮鹽頗為發達[44]。
織錦在蜀國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蜀國的一項重要軍資[45]。
《蜀都賦》還說成都“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織戶之多，可以想見。
蜀錦遠銷魏、吳，是當時絲織物中的上品。
據考古發掘，孫吳境内的許多地點，如安徽馬鞍山朱然墓和鄂州等地的孫吳墓葬，都有蜀國的銅錢和漆器銅器出土，說明蜀吳由于長期結盟，兩國之間存在着頻繁的交換關系。
但是蜀國與魏、吳相比，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是最弱的國家。
蜀國主要的統治區域，實際上不過巴、蜀、漢中。
劉備稱帝時，蜀所統戶20萬，口90萬；直到蜀國末年，也不過戶28萬，口94萬，戰士10.2萬，吏4萬。
蜀國國力之弱，可以概見。
蜀魏戰争和蜀的滅亡 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在“益州疲弊”的情況下，率軍進駐漢中，同魏國展開争奪關隴的激戰。
諸葛亮急于北進，一方面是由于蜀以劉漢正統自居，因而力圖用北進來宣揚“興複漢室，還于舊都”[46]，表示同魏國勢不兩立；另一方面由于蜀國是當時最弱的國家，隻有以攻為守，才能圖存[47]。
建興六年春，蜀軍北攻祁山（今甘肅西和境），前軍馬谡敗于街亭，諸葛亮遷居民千餘家歸漢中。
以後三年中他屢次出兵，都由于軍糧困難，不支而退。
建興十二年，他率軍進駐長安以西百餘裡的五丈原（今陝西眉縣境），病死軍中，蜀軍撤回。
在蜀魏之戰中，諸葛亮表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他的軍隊訓練良好，紀律嚴明，作戰講究陣法，指揮若定，因而在一些戰役中取得了勝利。
不過在魏國看來，關隴戰場由于地形險阻，易守難攻，所以在一般情況下隻駐有少量軍隊，由大将鎮守，企圖以逸待勞，不戰而勝。
230年（蜀建興八年，魏太和四年），曹真曾率軍攻蜀，數道并發，但仍然不得不半途而返。
234年諸葛亮最後一次攻魏，進至五丈原時，魏明帝仍嚴令司馬懿堅壁拒守，還派辛毗持節節制司馬懿，不讓他貪功擅進。
在這種攻守異勢的情形下，蜀軍傾力以赴，後備不繼，越來越疲弱，而魏國的力量卻蒸蒸日上，超過蜀軍。
蜀軍北進不能成功，正是由蜀魏的全部力量對比決定的，諸葛亮的個人才能和他的中道病死，在戰争的進展和結局中隻起了局部的作用。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祎、董允等執政，因循守成而已。
景耀元年（258年）以後，蜀國宦官秉權，政治腐敗，力量更趨衰弱。
大将軍姜維連年北進，與魏軍戰于隴西，勞而無功。
炎興元年（263年），魏軍三路攻蜀。
姜維由隴上退守劍閣，抗拒鐘會大軍。
鄧艾輕軍出陰平（今甘肅文縣境）險道，南下江油、綿竹，在這年冬天滅蜀。
四 吳國的政治和經濟 孫吳的興起及其與山越的鬥争 東漢後期，農民暴動影響及于江東。
黃巾大起義時，荊、揚各地農民更紛紛揭竿而起，圍攻郡縣，鬥争十分激烈[48]。
富春人孫堅曾在本郡鎮壓農民起義，以後随會稽朱到中原與黃巾作戰；黃巾失敗後，他又轉戰長沙、零陵、桂陽、豫章等郡。
董卓之亂時，孫堅參加了讨伐董卓的聯軍，隸屬于袁術。
孫堅死（初平二年，191年）後，其子孫策率孫堅舊部曲東渡，削平了江南劉繇、王朗的勢力，又并吞了淮南劉勳所獲袁術的百工、部曲三萬餘人，擊破劉勳，控制了長江下遊豫章以東地區。
建安五年，孫策死，策弟孫權統治江南。
赤壁戰後，孫權的勢力逐步在荊州擴展。
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派步骘進兵嶺南，招附了保據嶺南一帶達二十餘年的士燮兄弟，東南半壁大緻都處于孫權的統治之下。
建安十六年，孫權由京城（今鎮江）徙治建業[49]。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破關羽，據有荊州全部。
孫權勢力在江南的擴張，遇到了山越人頑強不屈的抵抗。
山越人是秦漢時期南方越人的後裔，散布在長江以南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
越人居平原地區和交通發達地區的，大緻已經開始與漢人融合。
住在山區的越人，稱為山越，他們依阻山險，不納租賦，“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50]。
山越人種植谷物[51]，在出銅鐵的地方，還能自鑄甲兵[52]。
不過《吳志》中山越、山民、山賊諸詞往往混用。
漢民山居阻險者與越人雜處，實際上已沒有民族差别或差别無多。
有些随同孫堅父子外出作戰的江東人，以及一些割據險阻的甚至于參與過吳魏之間鬥争[53]的山民如吳郡嚴白虎、丹陽祖郎、費棧等，其族屬都難于确認。
山越人或山民的渠帥，當以漢人大族為多。
孫吳向南方内地發展勢力，引起了山越人的疑懼，他們經常發動反抗鬥争。
山越的反抗不但是吳國統治者嚴重的後顧之憂，而且也使吳國兵員的補給遇到很大的困難。
由于山越的牽制及蜀吳的不和，孫權不得不向曹操、曹丕卑詞納貢，遲遲不敢稱帝。
嘉禾三年（234年），吳将諸葛恪率軍進攻丹陽山越，經過三年的部署和圍困，山越十萬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壯四萬被補為軍隊，其餘的則成為郡縣編戶。
吳國以山越為兵，見于記載的前後達十餘萬，為編戶的數量更多。
山越出山是在吳國統治者的軍事壓迫下實現的，這對越人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但是山越出山加速了山越人經濟文化的發展，加速了平原沃野的開發，使東南地區統一于孫吳政治領域之中，這在客觀上又有積極意義。
三吳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以來，山越人大量出山和北方農民大量南移，為江南經濟發展補充了勞動力，提供了技術條件。
三國時期，長江沿岸出現了許多屯田區，洲渚的棄地，人煙也逐漸稠密起來。
有些地方進行了開湖為田的嘗試[54]。
江南經濟水平最高的地區，是太湖沿岸和錢塘江以東的所謂三吳。
永興（今浙江蕭山境）精耕細作的稻田，一畝可産米三斛[55]。
三吳的絲織業很可觀，民間普遍喜愛绫绮之服[56]，文人也好以蠶織為詩賦的題材[57]。
三吳出産“八蠶之綿”[58]，諸暨、永安一帶絲質很好，為禦絲取給之處[59]。
但是江南的紡織技術不高，織錦仍賴蜀國供給。
永安六年（263年），吳國還從外地調發“手工”千餘人到建業服役，可見江南手工業者數量的不足。
南方民間主要的副業生産是績麻，麻布産量比絲織物大得多。
銅鐵采冶比以前發達，産鐵之郡設有冶令或丞，管理采鑄[60]。
會稽郡發達的銅鏡制造業，從東漢以來一直沒有衰歇，而青瓷業又在這裡從漢代釉陶的基礎上走向成熟。
由于三吳的富庶，聯結三吳和建業的運河破岡渎也在這時修建起來。
破岡渎從句容到雲陽西城（今丹陽市境），于赤烏八年鑿成，“以通吳會船艦”，沿途“通會市，作邸閣”[61]，軍事價值和經濟價值都大。
為了适應水戰和江海交通的需要，造船業有了重大的發展。
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閩侯）是造船中心，設有典船都尉，監督罪徒造船[62]。
長江中的大船有的上下五層，有的可容3000人[63]，可見造船技術的進步。
海船經常北航遼東，南通南海；黃龍二年，萬人船隊還曾到達夷洲（今台灣省），這是大陸與台灣交通的最早記載。
由于海上交通的發達，吳國的使臣曾經多次泛海四出，朱應、康泰遠至林邑（越南中部）、扶南（在柬埔寨境）諸國，大秦（羅馬帝國）商人和林邑使臣也到達建業。
這些活動，對于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着重大的作用。
1996年出土于長沙走馬樓的近十萬枚孫吳簡牍，對于孫吳的地方政治和經濟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
根據其中的“吏民田家莂”及其他各類賦稅繳納檔案，可以了解孫吳時期土地管理、農民負擔的一般情況。
另外還有大量戶籍資料，反映當時的家庭一般都比較小。
江南大族的興起 在江南經濟發展的同時，江南的大族地主也在盡力擴充政治經濟勢力。
吳國的勳臣，俸邑多至數縣。
他們的私兵由父子兄弟相傳授，形成吳國大族的世襲領兵制度。
一般武将立了戰功，也可以得到增兵和賜屯田戶的賞賜。
孫權把呂蒙在皖城所獲人馬分給呂蒙，還賜給他尋陽屯田民600戶，官屬30人。
呂蒙死後，孫權又賜守冢300家，并允許呂氏50頃土地不納租稅。
官僚地主中這種人口分割的情況，使我們得以理解為什麼吳國土地如此遼闊，而吳國版籍所載竟隻有52萬多戶，230萬人[64]。
東漢後期，吳郡的顧、陸諸族，已是“世有高位”[65]。
孫吳初年，孫氏子弟和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仕郡的非常多，是吳國政權的重要支柱[66]。
在朝的官僚，陸氏一門前後就有“二相五侯，将軍十餘人”[67]。
四姓長期操縱吳國政治，形成了每一姓的獨特門風，在江南獲得了所謂“張文朱武陸忠顧厚”[68]的稱譽，這是江南大族統治趨于鞏固的一種表現。
江南大族的政治特權，保障着他們掠奪土地，進一步擴充經濟勢力。
顧、陸諸家多立屯邸，役使官兵，藏納逋逃[69]。
到了吳國晚年，江南大族不但“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裡”，而且還擁有“商販千艘，腐谷萬庾，園囿拟上林，館第僭太極”[70]。
據左思《吳都賦》所載，建業“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财豐巨萬。
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馔”。
吳國左郎中曹翌墓中的鉛地券，載明買田“方十裡直錢百萬以葬”[71]，也可以反映江南地主占有土地的一般狀況。
與大族地主經濟發達同時出現的，是百姓的窮困。
江南農民除了“多征役，歲又水旱，年谷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緻饑困”，以外，還深受大族地主的剝削和壓迫。
步骘少年時在會稽種瓜為生，他為了避免豪強焦矯的侵奪，不得不修刺奉瓜以獻矯，而且還得忍受焦矯的淩辱。
至于真正的貧苦農民，受大族地主剝削壓迫更為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江南農民時常舉行暴動。
孫權不斷用軍隊鎮壓各地農民暴動，還在赤烏三年（240年）命令郡縣普遍“治城郭，起谯樓，穿塹發渠”[72]，力加防制。
南北的軍事形勢和晉滅吳 赤壁之戰以後，曹操曾先後數次向巢湖地區的孫權軍隊發動進攻。
為了防止孫權的攻略，曹操還使江濱郡縣民戶内移，結果廬江、九江、蕲春、廣陵民十餘萬戶驚走，皆東渡入吳。
文帝曹丕在位時，魏吳時和時戰。
諸葛亮死，蜀魏停戰以後，魏國認為“三隅已定，事在淮南”[73]，因此對吳軍的攻擊更為頻繁。
吳國“以洲渚為營壁，以江淮為城塹”[74]，用水師嚴密防守，并在沿江設督駐軍，遍置烽燧[75]。
但是吳軍弱點在于缺乏騎兵遠襲的力量，隻能與魏軍角逐于江淮之間，無法開拓疆土。
江淮之間的魏軍以騎步壓迫吳軍，屢操勝算，并且還幾度臨江窺伺建業。
可是他們缺乏水師，無法橫渡波濤洶湧的長江，徒然慨歎“武騎千群，無所用也”[76]。
這種軍事上的形勢，是魏吳雙方得以相持達數十年之久的一個重要原因。
司馬氏滅蜀以後，南北軍事形勢起了重大的變化。
晉在蜀地大造戰艦，訓練水師，積極準備從上遊攻吳[77]。
這時吳國經過宗室争位的長期鬥争，力量大為削弱。
吳帝孫皓還以為長江天險，足以屏蔽朝廷，所以隻顧大修宮殿，沉湎淫樂，并用極殘酷的刑罰鎮壓人民。
甘露元年（265年），孫皓在上遊晉軍的威脅下遷都武昌，企圖加強守備。
但是吳國的大官僚地主不願遠離根本，長住武昌；江南人民也疲于逆流供應，表示不滿。
民謠所謂“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78]，就是吳國上下一緻反對遷都的反映。
正在這時，江南漢人和越人的起義，又嚴重威脅着空虛的建業城。
因此孫皓不得不還都建業，上遊的守備更松弛了。
天紀三年（279年），晉軍五路大舉攻吳，蜀中水師由王濬率領，順流而下，吳軍望風而降。
天紀四年三月，王濬的水師到達建業，接受了孫皓的降表。
從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亂後出現的分裂割據局面，延續了90年之久，到此又歸于統一。
五 從西晉統一到八王之亂 占田制 西晉統一以後，全國出現了一個短暫的和平安定局面。
晉統治者為了用蜀、吳地區的人力充實北方，在平蜀之後招募蜀人北來，供給他們兩年口糧，免除20年徭役；平吳之後，又規定吳國将吏北來可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20年。
晉武帝（265&mdash290年在位）屢次責令郡縣官勸課農桑，并且嚴禁私募佃客。
中山王司馬睦募徙王國内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複除者七百餘戶”[79]作自己的佃客，受到晉武帝的诘責，被貶為縣侯。
晉武帝的這些措施，客觀上起了促進生産發展的作用。
太康元年滅吳以後，西晉全國有戶245.9萬，人口1616萬，比魏末三國總數增加了戶近100萬，人口一倍以上。
這些數字雖然不很确切，但是戶口大量增加卻是很顯然的，而這正是社會生産發展和國家力量增強的具體反映。
在魏初起過積極作用的屯田制，由于豪強大族的兼并，由于它本身的軍事組織形式不能繼續适應生産力發展的需要，逐漸趨于破壞。
晉武帝即位前後，兩次下令罷屯田官[80]，從此以後，獨立于郡縣以外而由農官專管的屯田區被取消了。
屯田民一部分成為由郡縣管理的國家佃客[81]，一部分成為私人佃客，還有一部分則成為自耕農民。
至于軍士屯田的制度，則始終沒有廢止。
太康元年（280年），西晉頒行戶調式。
戶調式包括占田制、戶調制和品官占田蔭客制三部分。
占田制規定男子可以占田70畝，女子30畝；此外丁男課田50畝，丁女20畝，次丁男25畝。
所謂占田，是指農民保有土地數量的一個假定的指标，所謂課田，則是指農民應負擔田租的土地數量，這兩者多少反映了當時農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狀況，但又同每戶農民實際占有的土地數量無關。
戶調制規定，丁男之戶，每年調絹三匹，綿三斤，丁女或次丁男為戶者折半交納。
《晉故事》說：“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82]，據此看來，西晉田租和戶調實際上大概都是一戶以一丁計，按戶征收的。
征收租調時，官吏還預先把納租調戶按貧富分為九等，按等定數，而以《晉故事》所述定額為平均指标。
這種征收租調的辦法，叫做“九品混通”，南北朝的統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西晉頒行占田制和戶調制，目的在于通過田租、戶調的調整，盡可能加強對農民的控制，防止他們繼續脫籍逃亡[83]，并使已脫籍的人歸入戶籍，以便國家進行剝削。
太康三年，西晉戶數上升到377萬[84]，比兩年前初行占田制時增加了130餘萬，可能就是推行此制的效果。
但是西晉時期豪強勢力強大，剝削嚴重，西晉政權既無力嚴格控制農民的戶籍，也無法掌握确實的墾田畝數，因此占田制不可能長期實行，到晉惠帝時，就出現了“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85]的嚴重情況。
西晉的品官占田蔭客之制規定：官僚可以按官品高低占有土地從10頃到50頃；占有佃客從1&mdash15戶[86]；占有衣食客1&mdash3人。
此外，他們還可以按官品高低庇蔭親屬作自己的依附農民，“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沒有數量限制。
這些規定，目的在于保障官僚的特權（特别是以貧窮的族人為蔭戶的特權）而又限制他們過分強大，以鞏固封建統治秩序。
但是這種限制并無成效，因為大官僚早已是奴客衆多，園田水碓遍及各地了。
統治集團的腐朽 以司馬氏為首的西晉統治者，在西晉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幾年順利發展的曆史，形成了一個新的龐大的貴族集團。
晉武帝依靠這個貴族集團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盡可能滿足這個集團對财富和權勢的要求。
國家統一後生産的發展，使這個集團的貪欲越來越大，揮霍也越來越厲害。
所以西晉統治集團一開始就異常貪婪、奢侈、腐敗、殘暴，和漢初、魏初的統治集團有所不同。
淮南相劉頌上書給晉武帝，說是“時遇叔世”[87]；司隸校尉劉毅甚至當面指斥晉武帝，說他還不如東漢桓、靈那樣的亡國之君。
西晉大臣幾乎都是魏世以來司馬氏的元勳及其子弟，他們都是世代王侯，習于驕奢，不以國事為重。
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達一兩萬錢，石崇靠居官搶劫發财，這些都是駭人聽聞的事，而在當時的統治者中卻不以為非。
官僚貴族還競用極端奢侈的排場彼此炫耀，甚至不惜故意破壞财富，來顯示自己的豪華。
王恺與石崇鬥富，“恺以澳釜，崇以蠟代薪；恺作紫絲步障四十裡，崇作錦步障五十裡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恺用赤石脂”[88]。
王恺以晉武帝所賜高三尺的珊瑚示崇，石崇順手擊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樹，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之多。
奢侈貪婪在當時的官僚名士中被認為理所當然，安之若素，隻有少數人感到前途危險，表示憂懼不安。
傅鹹警告晉武帝說：“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又說“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89]。
王沉作《釋時論》[90]，指斥士大夫求官買職；成公綏、魯褒先後作《錢神論》[91]，諷刺當政者嗜财如命，貨賂公行。
這些作品，是當時統治者中難得的一點清醒的聲音。
官僚名士無例外地醉心于清談，力圖用玄學理論來辯護自己貪鄙的行為和欲望。
還有一部分士大夫甚至堕落到終日醉酒，裸體狂歡的地步。
八王之亂 西晉統治集團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黨争，朝廷長期處在争權奪利的傾軋中。
晉武帝為了監督異姓功臣和吳蜀地主，曾大封宗室為王，并且允許王國置軍，取消州郡武備。
他還陸續用諸王統率中央兵馬鎮守要害，特别是荊、揚和關中，逐漸替換異姓方鎮。
繼立的晉惠帝是個白癡，皇後賈氏為了讓自己的家族壟斷政權，于元康元年（291年）殺當政的惠帝外祖楊駿，征汝南王亮與衛瓘共同輔政，旋命楚王玮殺亮、瓘，又以專殺之罪殺玮。
她以張華、裴頠等居位，而讓自己的親黨掌實權。
從此以後，諸王為争奪統治權，展開了極其兇殘的内戰，史稱“八王之亂”。
元康六年，趙王倫被召入京，他掌握了禁軍和朝政，于永甯元年（301年）廢惠帝自立。
同年，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邺）、河間王颙（鎮長安）等起兵聲讨趙王倫。
從此方鎮軍參加内戰，戰鬥規模擴大，戰場從洛陽、長安延展到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
破壞性大為增加。
趙王倫被殺後，惠帝複位。
齊王冏、河間王颙、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東海王越等又反複沖突，幽州刺史王浚甚至引烏桓、鮮卑兵參戰。
烏桓、鮮卑兵先後進入邺和長安，暴掠婦女财貨，屠殺人民。
其他各軍，也無不到處燒殺洗劫，使北方生産受到極大的摧殘，人民受到極大的痛苦。
在延續達16年之久的内戰中，參戰諸王多相繼敗亡，賈後被殺，惠帝被毒死，西晉統治集團的力量消耗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隐伏着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發了。
六 西、北邊疆各族的内遷 東漢以來，西、北邊陲的許多民族，陸續向内地遷移，在遼西、幽并、關隴等地，同漢族人民犬牙交錯地住在一起。
這些民族的社會經濟都在向上發展，在漢族的影響下，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定居的農業生活或半農半牧生活過渡。
漢魏統治者為了邊防和經濟的需要，也常常招引這些民族入塞。
這樣，北方的民族關系，就日益複雜起來。
匈奴 鄂爾多斯高原上的南匈奴，東漢末年向今山西北部、中部移動，在那裡分成很多部分，與漢人雜居，并逐漸轉向農耕生活。
匈奴舊日的部落組織還約束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同時又是漢朝的編戶，受漢朝的剝削和壓迫。
中平五年（188年），匈奴羌渠單于發左部兵幫助東漢攻擊幽州鮮卑，匈奴人恐征發不已，右部起而攻殺羌渠單于[92]。
羌渠之子於扶羅雖被親近推為單于，但不為南庭大衆所接受，被迫率領一小股匈奴流亡到平陽及以南等地。
於扶羅所部匈奴軍，曾在中原參與各派紛争達數年之久。
在北方混戰時期，并州匈奴豪右也擁衆據土，“張雄跋扈”。
避役的漢人，有許多向匈奴部落逃亡。
曹操統一中原後，并州刺史梁習召匈奴豪右為官，然後征發匈奴人為義從、兵吏，使随大軍出征，再把出征軍吏的家屬移送邺都，以為士家。
對于不願從命的匈奴人，梁習又興兵鎮壓，逼令降服。
從此以後，匈奴豪右被控制起來，“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93]。
建安二十年，曹操罷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區域東至晉西北一帶），郡置一縣以統舊民，合為新興郡，設郡治于今山西忻州[94]。
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呼廚泉單于留質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萬餘落為五部，置五部帥，派漢人為五部司馬，加以監督。
匈奴左部居并州茲氏（今汾陽境），右部居祁（今祁州境），南部居蒲子（今隰縣境），北部居新興（今忻州境），中部居太陵（今文水境）。
左部帥劉豹（於扶羅之子）并五部為一，魏末晉初又析為數部。
司馬氏把匈奴部帥改為都尉，取消了他們的部落特權，加強了對匈奴的控制。
除了舊有的幾萬落匈奴以外，西晉時期塞外匈奴、“雜胡”又源源入塞，前後共達二十餘萬人。
匈奴貴族漢化較深，他們之中最貴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種，自稱為兩漢皇室之後，世代作五部帥和五部都尉。
左部都尉劉淵是於扶羅之孫，劉豹之子，他随漢族儒生習經史，西晉時曾作為匈奴侍子住在洛陽，同洛陽官僚有很多往來。
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晉以劉淵為建威将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羯 羯族在西晉時入塞，其主要部分在上黨郡武鄉縣同漢人雜居。
他們原來役屬于匈奴，所以被稱作“匈奴别部”。
羯族高鼻深目多須，拜“胡天”[95]，有火葬的習俗。
他們還保留着部落組織，不過部落比較松弛。
上黨羯人大部習于農耕，經濟生活上同漢人的差别已經基本消失。
鮮卑慕容部 鮮卑慕容部原居鮮卑山，後遷居饒樂水（西拉木倫河）。
三國時慕容酋長莫護跋曾随司馬懿擊公孫淵，受魏封号，并徙其部于遼西。
晉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率領部落遷居徒河（今遼甯義縣），不久又遷到大棘城（今遼甯錦州），從事農桑和畜牧。
永嘉以後，北方農民大批流入慕容部中，士大夫來避難的也不少。
慕容廆重用士人以建立政治制度，傳授經學和文學，同時還設郡以統流民。
鮮卑拓跋部 鮮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大興安嶺北部東麓地區[96],同包括99個氏族的36個遊牧狩獵部落（後來演變為八個部落）結成部落聯盟。
酋長推寅的時候，拓跋部南遷于大澤（或即今呼倫湖）。
推寅八傳至诘汾，又向南移動，經曆“山谷高深，九難八阻”[97]，始到達匈奴故地。
魏黃初元年（220年），诘汾子力微繼位，他并吞沒鹿回部，擁有戰士二十多萬，勢力強大起來。
力微三十九年（258年），拓跋部移居盛樂（今内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地區。
由于曹魏從這裡撤銷了雲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得以順利發展。
力微的兒子沙漠汗曾兩次到洛陽訪問，在那裡一共停留了八年。
那時，拓跋部正處在向階級社會轉化的前夕，保守的部落大人怕沙漠汗回來後變革舊俗，所以在歸途中把他殺死了。
以後，拓跋部同漢人的商業往來逐漸增多，許多漢族商人進入拓跋部，甚至洛陽大賈也出現在拓跋酋長周圍[98]。
拓跋部吸收了許多匈奴、烏桓、鮮卑慕容部和“雜胡”部落，并州漢人投附拓跋部的也不少[99]。
當北方各族起兵反晉時，拓跋猗盧統一了拓跋部，并先後出兵援助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以及被匈奴、鐵弗和鮮卑白部（慕容部）攻擊的繼任刺史劉琨。
因此西晉封猗盧以晉北五縣地為代公，以後又改封代王。
猗盧“明刑峻法”[100]，加強統治權力，使拓跋部向階級社會前進了一大步。
氐 羌 氐族和羌族，除了大部分還住在今青海、甘肅以外，也有不少人移居關中和益州。
有些羌人甚至還遠離故土，散處中原。
魏晉統治者為了充實關中，屏蔽中原，常常向關中強徙氐、羌及其他少數民族。
曹操命張既徙武都氐出居扶風、天水界，一次即達五萬餘落。
隴右、河西的割據者，也常常引氐、羌為援，使氐、羌人民遠離故土。
西晉時氐、羌及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口，占關中人口的一半。
仇池（今甘肅成縣西）楊氐是氐人中強大的一支，晉元康六年（296年），楊氐建立仇池國，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始滅。
巴 東漢時今鄂西、川東的廪君蠻與闆楣蠻，到西晉時已逐漸融合[101]，稱為巴人或人。
漢末一部分巴人北上，歸附漢中的張魯；以後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漢中。
曹操把巴人遷到略陽，與氐人雜處，所以他們又被稱為巴氐。
巴人與漢人關系很密切，兩者在經濟生活上的差異大緻已消失了。
以上所述匈奴、羯、鮮卑、氐、羌，在當時稱作“五胡”，加上人，則合稱“六夷”。
各族逐漸封建化的趨勢 魏晉以來北方各族的移動，加速了各族社會的變化。
各族部落愈是遠離自己原來的住地而進入漢人地區，它們的成員就愈是容易脫離部落羁絆，以至于成為耕種小塊土地的農民。
各族人民由遊牧轉向定居農耕，是民族進步的重要表現。
但是這種轉變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曆史過程，其中既充滿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也充滿了反對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鬥争。
内遷各民族人民不但深受本族貴族的壓迫剝削，而且在他們新遷的地方，還要受魏晉統治者和漢族地主的奴役。
并州匈奴人有許多成了漢族地主的奴婢、佃客[102]，羯人和鮮卑人淪為奴婢的也不少[103]。
羯人石勒的遭遇更為悲慘。
石勒父祖都是部落小帥，石勒自己作過行販，還曾為人力耕，後來又被并州刺史司馬騰捕縛，賣給茌平人師懽為耕奴。
内遷各族還常常被迫服賤役，有時連貴族也不能免，羌人貴族姚馥就曾長期為晉武帝養馬[104]。
驅迫内徙各族人民當兵作戰，更是常見的事，由匈奴、鮮卑、烏桓或羌人組成的軍隊，經常出沒在中原的戰場上。
但是，内徙較久的一些部落，不論它們的成員所受尚存的部落束縛到什麼程度，也不論它們的經曆如何曲折複雜，西晉時它們都在走着農業化的道路，逐漸習于農耕。
不但匈奴人、羯人、人、鮮卑慕容部人是這樣，烏桓、氐、羌等族也是這樣[105]。
有許多氐人還已成為國家的編戶[106]或王侯封戶[107]。
随着晉末和十六國時期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的激烈，部落被迫遷徙或自願遷徙更加頻繁，這種變化的規模也就更大。
在内徙各胡族逐步農業化的過程中，各胡族不但大量吸收了漢人的文化，而且也以自己的文化習俗影響漢人。
西晉時洛陽貴族官僚“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hellip&hellip又以氈為頭及絡帶、褲口”[108]。
北方漢人還吸收了胡人的習俗，以酪漿為飲料。
靠近胡族地區的漢人，甚至在生産上也受到胡人的影響，從事畜牧或兼營畜牧。
各族的内遷，引起了一些漢族統治者的憂慮。
特别是某些民族的住地接近洛陽，它們的統治者和人民都對西晉統治不滿，甚至“怨恨之氣，毒于骨髓”，因此有許多人主張把這些民族強迫遷走。
魏嘉平年間，鄧艾曾建議分割匈奴部落，漸徙與漢人雜處的氐、羌于漢人地區之外。
西晉時期，郭欽主張向匈奴住地移徙漢人，加強軍事控制，并把最接近洛陽的雜胡遷到匈奴之外，“峻四夷出入之防”[109]；江統更主張把内遷的匈奴、氐、羌一并遣回故土，以使“戎晉不雜”[110]。
但是各族内遷和雜居是長期曆史發展的結果，不可能強制改變，所以所謂“徙戎”的議論，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七 漢族流民和内遷各族人民大起義 延續達十幾年的八王之亂，極其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産，大大加深了各族人民的痛苦。
由于生産破壞和天災而引起的饑荒，驅使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漂流異鄉，随處覓食。
一些業已封建化了的少數民族，也參加在流民群中，還有一些民族則紛紛舉行暴動，反對西晉統治。
西晉州郡武備的取消和藩鎮軍隊大多牽制在内戰中，使西晉統治者無法制止各族人民的流亡，也難于壓平暴動。
這樣，流民越來越多，波及的地區越來越廣泛，他們“脫耒為兵，裂裳為旗”[111]，與匈奴、氐、羌等族的反晉鬥争呼應，形成了各族人民反對西晉統治的起義鬥争。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上黨。
兩年後，郝度元聯合馮翊、北地等郡的馬蘭羌和盧水胡起兵，關中氐、羌全部響應。
他們推氐帥齊萬年為帝，衆七萬人，打敗了晉将周處，到元康九年才被鎮壓下去。
元康年間，略陽、天水等六郡漢族和族（巴氐）流民幾萬家，經漢
中平五年（188年），并、青、徐、益等州黃巾又起，他們力量分散，沒有再次形成反對漢朝統治的高潮。
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豪強地主原有的私家武裝由隐蔽轉為公開，并且大大加強了；州郡官吏也紛紛擴充勢力，同東漢王朝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
長期以來地主經濟發展所導緻的分裂形勢，進一步明朗起來，東漢王朝實際上已無法維持對全國的統治。
為了防範農民軍和加強對州郡的控制，東漢把一些重要地區的刺史改為州牧，選擇有名望而又可靠的宗室和其他的列卿、尚書充任，給以一州的軍政大權。
改設州牧不但沒有加強中央的控制，反而使某些地區的分散的割據勢力按地區集中起來，更便于實行割據。
在鬥争轉入低潮的形勢下，東漢統治集團中外戚、宦官的鬥争又趨激烈。
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死，劉辯（少帝）繼立，大将軍何進掌握大權。
何進聯絡大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袁紹，起用一批名士，并且殺掉統領西園八校尉軍的宦官蹇碩[1]。
他還密召并州牧董卓入京，幫助他鏟除宦官勢力。
正在這時，宦官殺何進，袁紹又勒兵發動政變，把宦官一網打盡。
接着，董卓帶兵進入洛陽。
董卓本是隴西豪強，他同羌中豪帥有很多聯系，曾鎮壓羌人和黃巾的起義鬥争。
靈帝死前，董卓出任并州牧，駐軍河東“以觀時變”[2]。
他入京後，并吞何進兄弟和執金吾（中尉改名）丁原的軍隊，盡攬東漢朝政。
他廢黜少帝，立陳留王劉協為帝（漢獻帝），并逼走袁紹、曹操等人。
董卓的專橫，洛陽的混亂，使各地的分裂割據活動迅速擴大。
州郡牧守各樹一幟，招兵買馬，讨伐董卓，混戰立即在北方各地展開了。
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各路讨伐董卓的軍隊以袁紹為盟主，進屯洛陽周圍各地。
董卓為了躲避關東兵鋒，避免并州黃巾截斷後路的危險，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并驅迫洛陽一帶百姓西行。
他行前大肆燒掠，使洛陽周圍室屋蕩盡，一空如洗。
關東聯軍本來都是烏合之衆，爾虞我詐，彼此并吞，很快就分崩離析了。
不久以後，長安發生政變，董卓被殺。
董卓死後，關中成了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彼此攻殺的戰場，長安附近居民死亡逃散，關中行旅斷絕。
經過五六年複雜的分合過程後，全國逐漸形成許多割據區域：袁紹占據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據兖、豫二州，公孫瓒占據幽州，劉備、呂布在陶謙之後相繼占據徐州，袁術占據揚州的淮南部分，劉表占據荊州，劉焉占據益州，孫策占據江東，韓遂、馬騰占據涼州，公孫度占據遼東，等等。
北方的割據形勢特别嚴重，割據者燒殺擄掠，混戰經年，使社會生産受到空前的大破壞，出現了“白骨縱橫萬裡”[3]的慘象。
在割據者展開混戰的時候，北方和長江流域各地的黃巾，繼續活躍。
青州黃巾群輩相随，衆至百萬，轉戰青、兖各地，勢力很盛，往往“父兄殲殪，子弟群起”[4]。
但是不久以後，他們陸續被一些強大的割據者鎮壓下去了。
曹操統一中原 曹操（155&mdash220年）是沛國谯（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宦官曹騰養子。
董卓入京後，他逃至陳留，聚兵5000，同各地的“名豪大俠，富室強族”[5]一起，參加了讨伐董卓的關東聯軍。
初平三年（192年），他在濟北誘降黃巾軍30餘萬，男女百餘萬口，選其精銳，改編為自己的主要隊伍，名叫青州軍。
一些豪強地主如李通、任峻、許褚、呂虔、李典等，也先後率領宗族、部曲、賓客，追随曹操。
在當時的割據者中，曹操對東漢黑暗統治和農民起義威力有較深的認識，是地主階級中的一個有遠見的人物。
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漢獻帝迎到許縣，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擴大了政治影響。
他在許縣和其他地方設立屯田，積蓄軍資，鞏固了軍事勢力。
因此他得以陸續消滅黃河以南許多割據勢力，隔黃河與袁紹抗衡。
那時袁紹又并有幽州，是北方最強大的割據力量。
建安五年，袁曹兩軍發生了官渡（在河南中牟境）會戰。
袁紹兵多糧足，而統治混亂，軍心渙散。
曹操雖然力寡糧绌，後方不穩，但是他采用各個擊破和偷襲糧囤的戰術，迅速擊潰了袁軍，全殲袁軍主力，奠定了統一中原的基礎。
官渡戰後，曹操利用袁紹之子袁譚、袁尚的矛盾，相繼占領青、冀、幽、并四州，統一了中原。
建安十二年，曹操率軍出盧龍塞（今河北喜峰口），打敗了與袁氏殘餘勢力勾結的烏桓蹋頓單于，這對于鞏固中原統一，保障人民安居生産，起了積極作用。
赤壁之戰和三國鼎立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揮軍南下，企圖奪取劉表之子劉琮據有的荊州（今湖北襄樊），然後再進占江東，逐步統一全國。
在中原活動失敗的劉備，正依托于荊州，他在曹軍的追逐下自樊城南奔江陵，行抵當陽，為曹軍所敗。
那時，孫權已經繼孫策統治江東，他與劉備的謀士諸葛亮結盟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共與曹軍相持于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
一場大戰在赤壁展開，在這一戰役中，曹軍将近30萬人，号稱80萬；而孫劉聯軍隻有5萬左右，處于絕對的劣勢。
但是曹軍遠道疲憊，軍中又流行時疫，戰鬥力不強。
孫吳軍主帥周瑜乘東南風縱火焚燒曹軍水師，與劉備軍隊水陸并進，迫使曹操退回北方。
這就是決定南北相持局面的有名的赤壁之戰。
赤壁戰後，曹操經過短期的準備，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将兵進入關中，驅逐了韓遂、馬超。
建安二十年，曹操從武都（今甘肅成縣境）出征漢中，擊敗了長期保據漢中的張魯，完成了北方的統一，并徙漢中民八萬餘口于洛、邺。
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子曹彰率兵擊平了代郡烏恒，北方邊境也安靜了。
劉備占領了荊州的長江以南四郡後，于建安十六年進入益州，逐步消滅了原來益州的割據者劉璋（劉焉之子）的勢力。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從曹軍那裡奪得漢中，并命關羽在荊州向曹操發動猛攻，一度震動許都。
孫權襲殺關羽，占領荊州全部，解除了關羽對曹操的威脅。
這樣，三國鼎立的局面事實上已形成了。
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稱帝，建都洛陽，國号魏。
第二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号漢，世稱蜀。
孫權則接受了曹丕的封号，稱吳王。
222年，蜀軍出峽，與吳陸遜軍相持于夷陵（湖北宜昌境），被火攻擊潰，敗退回蜀。
從此以後，長江上下遊兩大勢力處于平衡狀态，蜀國輔政的諸葛亮與孫權結盟，共抗曹軍。
229年，孫權在建業稱帝，建立吳國。
三國鼎立局面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導緻了分裂傾向的加劇。
長江流域上下遊幾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到了勉強可以自給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給南方孫、劉的割據提供了物質基礎。
而同一時期北方的國家則由于社會經濟受到割據混戰的嚴重摧殘，無力消滅南方的國家，以統一全中國。
但是統一的曆史在中國已存在過四百多年，統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統一仍然是中國曆史發展的趨勢。
所以在無數割據者角逐的混亂局面中，終于出現了魏、蜀、吳三大割據範圍，它們的統治者在各自的區域内削平了較小的割據勢力，鞏固了内部的統一，并且都力圖打破均衡局面，實現全中國的統一。
二 魏國的政治和經濟 屯田制和士家制 曹操在統一中原，奠定魏國基礎的同時，還實行了許多經濟措施和政治措施，對北方社會轉向安定和經濟的恢複，起了促進作用。
長期不斷的豪強兼并戰争，使北方農業生産難于進行，使千千萬萬的農民死亡流徙。
許多地主在戰亂中也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大量地向南方和其他地點流亡。
這樣，北方農村中到處是“田無常主，民無常居”[6]，大量荒地無法開墾，農業生産嚴重衰敗，人民生活在饑餓之中，就連靠搶劫來維持的地方軍隊，也得不到糧草。
當所有的割據者面對着這種艱難境況熟視無睹時，曹操卻采取棗衹、韓浩的建議，着手屯田積谷。
建安元年，曹操攻破汝南、颍川黃巾，奪得大批勞動人手和耕牛農具，在許昌附近開辟屯田，成效很大。
接着，曹操令郡國置田官，招募流亡屯田，并用國淵典屯田事。
國淵“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7]，把屯田制度廣泛地推行起來。
屯田區一般都設立在肥沃易墾或其他重要處所，由典農中郎将、典農校尉和屯田都尉等農官而不由郡縣官管理，統屬于中央的大司農[8]。
屯田區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
屯田民（或稱屯田客）是國家的佃客，他們被編制成軍隊形式，分種國家土地，按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對分（不用官牛的）向國家繳納地租。
屯田區的這種分成取租辦法（當時稱為分田之術）保證了國家随着生産力的提高獲得日益增多的地租，而使屯田客不能完全占有自己增産所得，所以是一種“于官便，于客不便”[9]的辦法。
在這種剝削和束縛下，屯田客生活痛苦，為了備荒，甚至不得不種植産量特高的稗當糧食[10]。
雖然這樣，屯田民一般不負擔另外的徭役，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這自然比颠沛流離要好。
在生産方面，屯田區能夠保障農時，能夠提供耕牛，能夠集中力量興修水利，而且在技術上講究精耕細作，不強求擴大耕種面積[11]，這些都适合屯田民的要求，有利于提高糧食的産量。
屯田制具有這些條件，所以能夠在短期内穩定北方的農業生産，保證統一戰争的需要。
魏國屯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軍屯。
軍屯以軍士耕種，由大司農屬官度支中郎将調遣。
軍屯的實行，對于開墾荒地，減輕農民養兵運糧的負擔，起了積極的作用。
為了保持一部分固定的兵源以應付戰争的需要，魏國還建立了士家制度。
士家有特别的戶籍，世代當兵，或服挽船、養馬、鼓吹等各種特定的勞役。
士家中的婦孺與尚未輪代的男丁，也要為政府耕田或服役。
士家身份低于平民。
為了使他們不與平民混雜，法律規定士家的妻因夫死改嫁，或者女兒出嫁，都隻能嫁給士家；士逃亡，妻子要被沒為官奴婢或處死。
冀州的士家有十萬戶以上。
屯田制和士家制，都是隻能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出現的制度。
東漢以來，豪強地主用租佃制度剝削佃客，并把佃客組成自己的部曲家兵。
曹操建立的屯田制和士家制，就是國家在特定條件下用豪強征斂方式剝削國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組織國家軍隊的制度。
這些制度，一方面是豪強地主統治農民的方式在國家統治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對豪強地主的一種制約，使他們不能無限制地占奪土地，招納流民，從而阻礙國家的統一。
在當時的條件下，在建安年間，屯田客和士家成為國家榨取糧谷和征集兵員的主要對象，但是自耕農民也仍然是國家租調兵徭的重要負擔者。
曹操統一中原後，适應自耕農民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特點，規定他們每畝土地交納租谷四升，叫做田租，每戶人家交納絹二匹、綿二斤，叫做戶調，除此之外，官吏不得擅自興發。
曹操還命令州郡督察豪強，“重豪強兼并之法”，并重用滿寵、王修、司馬芝、楊沛等人，打擊嚴重破壞國家法度的豪強地主。
頒行租調制和重豪強兼并之法，雖然多少改善了農民在經濟上的處境，但是由于戰争頻繁，他們的兵徭負擔，仍然未見減少。
詩人左延年在黃初時寫成的《從軍行》裡說：“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鬥去，五婦皆懷身。
”[12]這種殘酷的兵徭，在曹操時大概還要多些；而且内地農民所受徭役之苦，也不會比邊地農民有多大的差别。
“唯才是舉”和九品中正制 在農民戰争和稍後的豪強割據混戰的過程中，北方的一些豪強地主受到打擊和兼并，無法獨立稱雄，不得不率部歸降曹操。
曹操善于統馭他們，拔擢他們為将校牧守，因此他們都成了曹操的重要支柱。
這個時期，還有一些士大夫貧困不能自存[13]。
有的還避難他鄉，變易姓名[14]，通财合族[15]，喪失了族權和門第的憑借，得不到鄉舉裡選的機會，社會地位顯著降低。
管甯覺察到當時“妄變氏族”的普遍，“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16]，正是企圖穩定這些士人的社會地位的一種表現。
所以當曹操異軍突起的時候，許多士人遠道來奔，攀附曹操，庇托于他的帷幄之中，企圖保全或挽回自己家族的勢力。
曹操也樂于借重士人，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官渡戰前豫州郡縣紛紛叛投袁紹時，曹操派出陳群、何夔等名士作豫州縣令，這些名士都效忠曹氏，用自己的社會威望來為他鎮靜地方，穩定局勢。
曹操得邺城後，立即辟用原來袁紹轄區的名士為掾屬；破荊州後，也大肆搜羅本地的和北方逃來的士人。
這些士人也多成了曹操的得力佐助。
但是，也有一部分士人同某些割據勢力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或者不願親附曹操，或者貌合神離，對曹操桀骜不馴，譏刺侮慢，黨同伐異，煽動“處士橫議”。
曹操對他們是早有戒心的。
[17] 曹操統一中原後，開始向那些不親附自己的士人展開了進攻。
他聲稱要“整齊風俗”，“破浮華交會之徒”[18]，先後殺掉了最狂妄的名士孔融和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楊修，也殺掉了浮華惑衆、傾動邺都的魏諷以及他的幾十名黨羽。
在曹操統治的後半期中，由于“恃舊不虔”[19]而被處死的士人頗為不少。
曹操與這一部分士人的鬥争，表明他企圖進一步突破大族名士勢力的挾制以樹立專制統治，這與他在經濟上推行屯田制和重豪強兼并之法的意義是一緻的。
與此同時，曹操于建安八年（203年）下令，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選官準則，駁斥了“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的議論。
十五年，他發布“唯才是舉”的教令，十九年、二十二年又屢加重申。
這些教令，責成所屬把那些不齒于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以及“高才異質”的文吏，同那些親附自己的大族子弟一起加以拔用[20]。
崔琰、毛玢等人典選舉，推行曹操的這一主張。
“唯才是舉”自然是以曹氏統治集團的利益為依歸的，但是這對于制止大族地主壟斷政權，對于重建專制統一的統治，也起了積極作用。
建安末年，劉廙上《論治道表》，建議使郡縣守令居任稍久，三年乃加黜陟，黜陟以戶口墾田增減、盜賊發興和人民逃亡多少為标準。
他認為官吏考課“皆當以事，不得依名”[21]。
曹操對他的建議，非常贊許。
對官吏重事輕名，這就是“唯才是舉”精神在吏治方面的貫徹。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繼為魏王。
他基本上遵循曹操關于選舉的主張，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選擇“賢有識鑒”[22]的官員，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負責察訪與他們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評列為九品，作為吏部除授官職的依據（後來在齊王芳時，又增設州中正，也以籍隸本州的中央官員兼任）。
九品中正制初行時，士人品定之權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中，中正采擇輿論，按人才優劣以定品第，多少改變了名士“臧否人倫”、操縱選舉的局面，因此中正也就能夠選出一些比較有才幹的人，用來充實官僚機構[23]。
經濟的恢複 曹魏時期，北方的水利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
曹操為了出擊烏桓，于建安九年至十二年間（204&mdash207年），在清水南端開鑿白溝，在清水北端依次開鑿平虜渠（滹沱水到泒水間）、泉州渠（洵河口到潞河間）和新河（鮑邱水到濡水間），其中白溝以北一段，就是隋代所修永濟渠的基礎。
除此以外，曹操、曹彪、司馬懿等還先後在中原地區開鑿了另外一些渠道，如白溝同漳水間的利漕渠，漳水同滹沱水間的白馬渠，滹沱水同泒水間的魯口渠等。
在河淮地區，曹魏時期陸續整修了睢陽渠，新建了賈公、讨虜、廣漕等渠。
上述航運渠道中，有些也具有灌溉效益。
這許多水利設施，不但大大便利了北方各地的灌溉、漕運和交通，而且對鞏固北方的統一也起了積極作用。
灌溉陂渠的修複和興建，在曹魏時期也很普遍。
襄邑的太壽陂，壽春的芍陂，蕭縣的鄭陂，薊城的戾陵堰和車箱渠，都是著名的灌溉工程。
劉馥在淮南，廣開屯田，興治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24]。
鄭渾修成鄭陂後，附近地帶“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25]。
魏文帝、明帝時，中原地區的農業已有了相當的恢複。
洛陽的典農部民“斫開荒萊”，“墾田特多”[26]；洛陽以外，“四方郡守，墾田又加”[27]。
由于流民還鄉和設置屯田，關中的荒殘面貌逐漸改變。
戰亂時到遼東避難的青州農民，都紛紛渡海回到青州。
齊王芳在位時，淮河流域的農業有了顯著發展。
由于鄧艾的倡議，許昌附近的許多屯田區陸續遷移到颍水沿岸和淮河南北。
屯田兵民在那裡廣開陂渠，且田且守，“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28]。
屯田的收獲，除所費以外，每年可積谷五百萬斛，這對于支持魏國攻吳的戰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鐵冶陸續恢複起來，利用水力鼓風冶鑄的水排也得到推廣[29]。
《魏都賦》列述“錦繡襄邑，羅绮朝歌，綿纩房子，缣總清河”[30]，可見兩漢時期中原各地發達的絲織業，經過一度嚴重破壞後，又陸續恢複生産了。
由于農業和手工業的恢複，商品交換也有了起色，關津重稅有所減輕。
魏文帝曾罷五铢錢，明帝時重新頒用。
北方各地的道路得到修整，漢代以來陸續修鑿的連接關東和關中的三門峽棧道，這時也由一支5000人的隊伍“歲常修治，以平河阻”[31]。
洛陽是當時北方的商業中心，賈販很多，西域胡商也遠道來此貿易。
邺城列肆兼羅，戶口殷盛，也是一個比較繁華的都市。
世家大族勢力的重起和司馬氏代魏 在魏國經濟恢複的時候，一些流散四方的地主陸續回家，招納部曲佃客，重整舊業。
過去以事功見用的以及敢于打擊豪強的官吏，到魏文帝時多退居閑冗，讓位給以經學和文章見長的人[32]，這些所謂儒雅之士，正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
明帝時，魏國政治已很腐敗。
明帝宮人衆多，後宮所費與軍費略等。
他大修洛陽、許昌宮殿，征役急迫，農民脫離土地的現象又嚴重起來。
他在荥陽附近廣設獵場，破壞農田；獵場周廣千餘裡，有殺場内獸者處死。
這個時期，滿朝官吏也都一改曹操時比較清素的風氣，競效侈靡。
法律雖經整頓，制定了新律18篇，廢除了從兩漢因襲而來的大量的旁章科令，但是新律“科網本密”[33]，統治者又“用法深重”[34]，百姓手足無措。
曹操為了“廣耳目”而設立的專以刺舉臣屬陰私為事的校事官，到文帝、明帝時更為濫虐，校事劉慈數年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35]，其中枉屈的人非常多。
這種種情況，不僅加深了社會矛盾，而且也激起了統治階級内部争權奪利的鬥争。
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八歲的曹芳（齊王）繼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馬懿輔政。
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鄧飏、李勝、畢軌、丁谧等人，終日浮華交會，清談玄理，在政治上變易朝典舊章[36]。
司馬懿是河内溫縣的大族，是當時魏國統治集團中最有謀略而又最煊赫的人物。
正始十年（249年），他在京城發動政變，一網打盡了曹爽和他的黨羽，掌握了魏國的權柄。
嘉平三年(251年），太尉王淩（原為車騎将軍，鎮揚州）以淮南兵反；嘉平六年，李豐、張緝等在京城謀廢司馬氏；正元二年（255年），鎮東将軍毌丘儉等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年），征東将軍諸葛誕又以淮南兵反。
這些連續發生的軍事反抗和政變，都先後被司馬懿和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等人鎮壓了。
司馬氏統治時期，世家大族勢力蒸蒸日上。
曹操建立的各種制度雖然依舊實行，但是内容愈來愈起着變化。
屯田制早已在破壞中[37]。
按照制度本來不負擔徭役的屯田民，也同自耕農民一樣，為徭役所苦。
有些屯田民不得耕作，遊食餬口。
屯田土地大量被官吏侵吞，何晏等人當政時，分割洛陽、野王屯田達數百頃之多。
司馬師還募取屯田民為兵，“壞亂舊法”[38]。
魏國末年，司馬氏更把類似屯田民的國家佃客即所謂“租牛客戶”賞賜給公卿貴勢之門，動辄成百戶。
屯田官和豪強地主都藏納逃亡農民，所以到魏末時全國戶籍中還隻有六十六萬多戶。
九品中正制在世家大族勢力的影響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掌握機柄的中正官位把持在世家大族之手，如晉代的北地泥陽大族傅暢“祖考曆代掌州鄉之論”，自魏至晉不衰[39]。
通過中正品第入仕的官吏，久而久之也成為世代相承的貴胄，他們的子弟都可以獲得較高的品第和官位。
在這樣的情況下，士人品第自然唯依門第而逐漸遠離“唯才是舉”的标準。
到了晉朝，經中正評定的九品人士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40]，九品中正制就完全轉化為鞏固門閥勢力的工具了。
南北朝時期著名的士族，從他們的家世源流看來，絕大多數都是在魏晉時期形成的。
司馬昭得到世家大族的擁護，由晉公升為晉王，勢力日益擴展。
景元四年（263年），魏滅蜀。
兩年以後，司馬昭之子司馬炎終于重演曹丕代漢的“禅讓”故事，成為晉朝的開國皇帝。
三 蜀國的政治和經濟 蜀國地主階級各集團的矛盾和南中之戰 中平五年（188年），馬相、趙祇在綿竹起兵，号黃巾，有衆萬餘人。
他們殺刺史，稱天子，攻擊巴、蜀、犍為三郡。
巴郡的闆楯蠻也起兵反抗東漢統治，響應綿竹黃巾。
但堅持不久，即被官府與豪強武裝聯合鎮壓下去了[41]。
就在這一年，漢宗室劉焉出任益州牧，企圖割據益州。
劉焉利用在蜀郡的南陽、三輔流民數萬家作為自己的基本力量，号東州士；命張魯駐漢中，斷絕通長安的斜谷閣道；又殺戮益州一些豪強，以立威名。
自此以後，益州地區也和中原一樣，地方社會各個集團之間的矛盾逐漸上升。
益州豪強的勢力很大，犍為太守任岐和領有家兵的校尉賈龍，曾聯兵反抗過劉焉；後來巴西人趙韪也聯絡大姓，發動叛亂，反對繼劉焉為益州牧的焉子劉璋。
許多郡縣政權更是在豪強把持中，成都令董和執法較嚴，當地豪強竟至要求把他調走。
建安十六年（211年），劉璋邀劉備入蜀，使擊保據漢中的張魯，實際上是想利用劉備以抗拒曹操的進攻。
十九年，劉備滅劉璋，自領益州牧。
劉備主要依靠随他入蜀的舊屬和荊州士人進行統治，同時也盡力籠絡劉璋舊部和益州地主，以圖緩和緊張局勢。
由于劉備多方面的活動，巴蜀各地叛亂相繼弭平，但是西南各民族地區的豪強，卻又接二連三地起兵反蜀。
今川西和雲、貴的許多少數民族，當時統稱為“西南夷”，他們主要以農耕為生，也兼營畜牧。
西南夷很多部分與漢人雜居，同巴蜀地區經濟關系非常密切；也有一些部分地境偏遠，還處在非常閉塞的狀态中，經濟文化比較落後。
劉備入蜀後，按照諸葛亮所定“西和諸戎，南撫夷越”[42]的策略，同西南夷和平相處，置庲降都督總攝南中，并用西南夷地區的許多夷漢豪強作本地的守令丞吏。
雖然這樣，還是有一些豪強不斷進行反蜀活動。
章武三年(223年)劉備死，蜀國混亂，南中的反蜀活動更形擴大。
益州郡（郡治今雲南晉甯）豪強雍闿執太守張裔，通過保據嶺南一帶的士燮求附于吳。
雍闿攻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不下，乃派郡人孟獲到各地進行煽動。
牂柯太守（一作郡丞）朱褒、越巂夷王高定元都起兵響應雍闿。
諸葛亮經過一年準備後，于建興三年出兵平定了越巂的叛亂，渡過泸水（金沙江），進攻永昌。
與此同時，蜀将馬忠、李恢分别平定了牂柯、益州等郡，李恢并同諸葛亮會師益州。
諸葛亮把夷人渠帥徙置成都為官，把南中青羌編為軍隊，并允許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
南中出産的金、銀、漆、朱砂和牛馬等，也源源運往蜀中，充實了蜀國的軍備。
建興十一年（233年）馬忠為庲降都督，将治所由牂柯平夷（今貴州仁懷境）南移至建甯味縣（今雲南曲靖境），加強了對南中的統治。
南中之戰是蜀國統治者與益州豪強鬥争的繼續，也帶有民族征服性質。
這次戰争使西南各族人民受到損害，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西南地區的豪強勢力，進一步打破了這個地區的閉塞狀态，這對于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西南夷經濟文化的發展，客觀上又有積極意義。
蜀國的經濟 諸葛亮（181&mdash234年），琅琊人，漢末随叔父玄流亡荊州，依托劉表。
劉備在荊州，與亮相結，以為謀主。
諸葛亮除了熟悉漢末各集團之間矛盾鬥争的形勢以外，還從流亡生活中理解安定民生的重要性。
因此他在蜀國當政時循名責實，持法嚴謹；注意發展經濟，力圖造成穩定的統治秩序，緩和社會矛盾。
他設司金中郎将典作農戰之器，還經常用1200人維護都江堰的水利工程[43]。
左思《蜀都賦》說，成都“家有鹽泉之井”；又說“火井沉熒于幽泉，高焰飛煽于天垂”，可見火井煮鹽頗為發達[44]。
織錦在蜀國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蜀國的一項重要軍資[45]。
《蜀都賦》還說成都“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織戶之多，可以想見。
蜀錦遠銷魏、吳，是當時絲織物中的上品。
據考古發掘，孫吳境内的許多地點，如安徽馬鞍山朱然墓和鄂州等地的孫吳墓葬，都有蜀國的銅錢和漆器銅器出土，說明蜀吳由于長期結盟，兩國之間存在着頻繁的交換關系。
但是蜀國與魏、吳相比，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是最弱的國家。
蜀國主要的統治區域，實際上不過巴、蜀、漢中。
劉備稱帝時，蜀所統戶20萬，口90萬；直到蜀國末年，也不過戶28萬，口94萬，戰士10.2萬，吏4萬。
蜀國國力之弱，可以概見。
蜀魏戰争和蜀的滅亡 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在“益州疲弊”的情況下，率軍進駐漢中，同魏國展開争奪關隴的激戰。
諸葛亮急于北進，一方面是由于蜀以劉漢正統自居，因而力圖用北進來宣揚“興複漢室，還于舊都”[46]，表示同魏國勢不兩立；另一方面由于蜀國是當時最弱的國家，隻有以攻為守，才能圖存[47]。
建興六年春，蜀軍北攻祁山（今甘肅西和境），前軍馬谡敗于街亭，諸葛亮遷居民千餘家歸漢中。
以後三年中他屢次出兵，都由于軍糧困難，不支而退。
建興十二年，他率軍進駐長安以西百餘裡的五丈原（今陝西眉縣境），病死軍中，蜀軍撤回。
在蜀魏之戰中，諸葛亮表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他的軍隊訓練良好，紀律嚴明，作戰講究陣法，指揮若定，因而在一些戰役中取得了勝利。
不過在魏國看來，關隴戰場由于地形險阻，易守難攻，所以在一般情況下隻駐有少量軍隊，由大将鎮守，企圖以逸待勞，不戰而勝。
230年（蜀建興八年，魏太和四年），曹真曾率軍攻蜀，數道并發，但仍然不得不半途而返。
234年諸葛亮最後一次攻魏，進至五丈原時，魏明帝仍嚴令司馬懿堅壁拒守，還派辛毗持節節制司馬懿，不讓他貪功擅進。
在這種攻守異勢的情形下，蜀軍傾力以赴，後備不繼，越來越疲弱，而魏國的力量卻蒸蒸日上，超過蜀軍。
蜀軍北進不能成功，正是由蜀魏的全部力量對比決定的，諸葛亮的個人才能和他的中道病死，在戰争的進展和結局中隻起了局部的作用。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祎、董允等執政，因循守成而已。
景耀元年（258年）以後，蜀國宦官秉權，政治腐敗，力量更趨衰弱。
大将軍姜維連年北進，與魏軍戰于隴西，勞而無功。
炎興元年（263年），魏軍三路攻蜀。
姜維由隴上退守劍閣，抗拒鐘會大軍。
鄧艾輕軍出陰平（今甘肅文縣境）險道，南下江油、綿竹，在這年冬天滅蜀。
四 吳國的政治和經濟 孫吳的興起及其與山越的鬥争 東漢後期，農民暴動影響及于江東。
黃巾大起義時，荊、揚各地農民更紛紛揭竿而起，圍攻郡縣，鬥争十分激烈[48]。
富春人孫堅曾在本郡鎮壓農民起義，以後随會稽朱到中原與黃巾作戰；黃巾失敗後，他又轉戰長沙、零陵、桂陽、豫章等郡。
董卓之亂時，孫堅參加了讨伐董卓的聯軍，隸屬于袁術。
孫堅死（初平二年，191年）後，其子孫策率孫堅舊部曲東渡，削平了江南劉繇、王朗的勢力，又并吞了淮南劉勳所獲袁術的百工、部曲三萬餘人，擊破劉勳，控制了長江下遊豫章以東地區。
建安五年，孫策死，策弟孫權統治江南。
赤壁戰後，孫權的勢力逐步在荊州擴展。
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派步骘進兵嶺南，招附了保據嶺南一帶達二十餘年的士燮兄弟，東南半壁大緻都處于孫權的統治之下。
建安十六年，孫權由京城（今鎮江）徙治建業[49]。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破關羽，據有荊州全部。
孫權勢力在江南的擴張，遇到了山越人頑強不屈的抵抗。
山越人是秦漢時期南方越人的後裔，散布在長江以南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
越人居平原地區和交通發達地區的，大緻已經開始與漢人融合。
住在山區的越人，稱為山越，他們依阻山險，不納租賦，“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50]。
山越人種植谷物[51]，在出銅鐵的地方，還能自鑄甲兵[52]。
不過《吳志》中山越、山民、山賊諸詞往往混用。
漢民山居阻險者與越人雜處，實際上已沒有民族差别或差别無多。
有些随同孫堅父子外出作戰的江東人，以及一些割據險阻的甚至于參與過吳魏之間鬥争[53]的山民如吳郡嚴白虎、丹陽祖郎、費棧等，其族屬都難于确認。
山越人或山民的渠帥，當以漢人大族為多。
孫吳向南方内地發展勢力，引起了山越人的疑懼，他們經常發動反抗鬥争。
山越的反抗不但是吳國統治者嚴重的後顧之憂，而且也使吳國兵員的補給遇到很大的困難。
由于山越的牽制及蜀吳的不和，孫權不得不向曹操、曹丕卑詞納貢，遲遲不敢稱帝。
嘉禾三年（234年），吳将諸葛恪率軍進攻丹陽山越，經過三年的部署和圍困，山越十萬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壯四萬被補為軍隊，其餘的則成為郡縣編戶。
吳國以山越為兵，見于記載的前後達十餘萬，為編戶的數量更多。
山越出山是在吳國統治者的軍事壓迫下實現的，這對越人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但是山越出山加速了山越人經濟文化的發展，加速了平原沃野的開發，使東南地區統一于孫吳政治領域之中，這在客觀上又有積極意義。
三吳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以來，山越人大量出山和北方農民大量南移，為江南經濟發展補充了勞動力，提供了技術條件。
三國時期，長江沿岸出現了許多屯田區，洲渚的棄地，人煙也逐漸稠密起來。
有些地方進行了開湖為田的嘗試[54]。
江南經濟水平最高的地區，是太湖沿岸和錢塘江以東的所謂三吳。
永興（今浙江蕭山境）精耕細作的稻田，一畝可産米三斛[55]。
三吳的絲織業很可觀，民間普遍喜愛绫绮之服[56]，文人也好以蠶織為詩賦的題材[57]。
三吳出産“八蠶之綿”[58]，諸暨、永安一帶絲質很好，為禦絲取給之處[59]。
但是江南的紡織技術不高，織錦仍賴蜀國供給。
永安六年（263年），吳國還從外地調發“手工”千餘人到建業服役，可見江南手工業者數量的不足。
南方民間主要的副業生産是績麻，麻布産量比絲織物大得多。
銅鐵采冶比以前發達，産鐵之郡設有冶令或丞，管理采鑄[60]。
會稽郡發達的銅鏡制造業，從東漢以來一直沒有衰歇，而青瓷業又在這裡從漢代釉陶的基礎上走向成熟。
由于三吳的富庶，聯結三吳和建業的運河破岡渎也在這時修建起來。
破岡渎從句容到雲陽西城（今丹陽市境），于赤烏八年鑿成，“以通吳會船艦”，沿途“通會市，作邸閣”[61]，軍事價值和經濟價值都大。
為了适應水戰和江海交通的需要，造船業有了重大的發展。
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閩侯）是造船中心，設有典船都尉，監督罪徒造船[62]。
長江中的大船有的上下五層，有的可容3000人[63]，可見造船技術的進步。
海船經常北航遼東，南通南海；黃龍二年，萬人船隊還曾到達夷洲（今台灣省），這是大陸與台灣交通的最早記載。
由于海上交通的發達，吳國的使臣曾經多次泛海四出，朱應、康泰遠至林邑（越南中部）、扶南（在柬埔寨境）諸國，大秦（羅馬帝國）商人和林邑使臣也到達建業。
這些活動，對于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着重大的作用。
1996年出土于長沙走馬樓的近十萬枚孫吳簡牍，對于孫吳的地方政治和經濟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
根據其中的“吏民田家莂”及其他各類賦稅繳納檔案，可以了解孫吳時期土地管理、農民負擔的一般情況。
另外還有大量戶籍資料，反映當時的家庭一般都比較小。
江南大族的興起 在江南經濟發展的同時，江南的大族地主也在盡力擴充政治經濟勢力。
吳國的勳臣，俸邑多至數縣。
他們的私兵由父子兄弟相傳授，形成吳國大族的世襲領兵制度。
一般武将立了戰功，也可以得到增兵和賜屯田戶的賞賜。
孫權把呂蒙在皖城所獲人馬分給呂蒙，還賜給他尋陽屯田民600戶，官屬30人。
呂蒙死後，孫權又賜守冢300家，并允許呂氏50頃土地不納租稅。
官僚地主中這種人口分割的情況，使我們得以理解為什麼吳國土地如此遼闊，而吳國版籍所載竟隻有52萬多戶，230萬人[64]。
東漢後期，吳郡的顧、陸諸族，已是“世有高位”[65]。
孫吳初年，孫氏子弟和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仕郡的非常多，是吳國政權的重要支柱[66]。
在朝的官僚，陸氏一門前後就有“二相五侯，将軍十餘人”[67]。
四姓長期操縱吳國政治，形成了每一姓的獨特門風，在江南獲得了所謂“張文朱武陸忠顧厚”[68]的稱譽，這是江南大族統治趨于鞏固的一種表現。
江南大族的政治特權，保障着他們掠奪土地，進一步擴充經濟勢力。
顧、陸諸家多立屯邸，役使官兵，藏納逋逃[69]。
到了吳國晚年，江南大族不但“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裡”，而且還擁有“商販千艘，腐谷萬庾，園囿拟上林，館第僭太極”[70]。
據左思《吳都賦》所載，建業“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财豐巨萬。
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馔”。
吳國左郎中曹翌墓中的鉛地券，載明買田“方十裡直錢百萬以葬”[71]，也可以反映江南地主占有土地的一般狀況。
與大族地主經濟發達同時出現的，是百姓的窮困。
江南農民除了“多征役，歲又水旱，年谷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緻饑困”，以外，還深受大族地主的剝削和壓迫。
步骘少年時在會稽種瓜為生，他為了避免豪強焦矯的侵奪，不得不修刺奉瓜以獻矯，而且還得忍受焦矯的淩辱。
至于真正的貧苦農民，受大族地主剝削壓迫更為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江南農民時常舉行暴動。
孫權不斷用軍隊鎮壓各地農民暴動，還在赤烏三年（240年）命令郡縣普遍“治城郭，起谯樓，穿塹發渠”[72]，力加防制。
南北的軍事形勢和晉滅吳 赤壁之戰以後，曹操曾先後數次向巢湖地區的孫權軍隊發動進攻。
為了防止孫權的攻略，曹操還使江濱郡縣民戶内移，結果廬江、九江、蕲春、廣陵民十餘萬戶驚走，皆東渡入吳。
文帝曹丕在位時，魏吳時和時戰。
諸葛亮死，蜀魏停戰以後，魏國認為“三隅已定，事在淮南”[73]，因此對吳軍的攻擊更為頻繁。
吳國“以洲渚為營壁，以江淮為城塹”[74]，用水師嚴密防守，并在沿江設督駐軍，遍置烽燧[75]。
但是吳軍弱點在于缺乏騎兵遠襲的力量，隻能與魏軍角逐于江淮之間，無法開拓疆土。
江淮之間的魏軍以騎步壓迫吳軍，屢操勝算，并且還幾度臨江窺伺建業。
可是他們缺乏水師，無法橫渡波濤洶湧的長江，徒然慨歎“武騎千群，無所用也”[76]。
這種軍事上的形勢，是魏吳雙方得以相持達數十年之久的一個重要原因。
司馬氏滅蜀以後，南北軍事形勢起了重大的變化。
晉在蜀地大造戰艦，訓練水師，積極準備從上遊攻吳[77]。
這時吳國經過宗室争位的長期鬥争，力量大為削弱。
吳帝孫皓還以為長江天險，足以屏蔽朝廷，所以隻顧大修宮殿，沉湎淫樂，并用極殘酷的刑罰鎮壓人民。
甘露元年（265年），孫皓在上遊晉軍的威脅下遷都武昌，企圖加強守備。
但是吳國的大官僚地主不願遠離根本，長住武昌；江南人民也疲于逆流供應，表示不滿。
民謠所謂“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78]，就是吳國上下一緻反對遷都的反映。
正在這時，江南漢人和越人的起義，又嚴重威脅着空虛的建業城。
因此孫皓不得不還都建業，上遊的守備更松弛了。
天紀三年（279年），晉軍五路大舉攻吳，蜀中水師由王濬率領，順流而下，吳軍望風而降。
天紀四年三月，王濬的水師到達建業，接受了孫皓的降表。
從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亂後出現的分裂割據局面，延續了90年之久，到此又歸于統一。
五 從西晉統一到八王之亂 占田制 西晉統一以後，全國出現了一個短暫的和平安定局面。
晉統治者為了用蜀、吳地區的人力充實北方，在平蜀之後招募蜀人北來，供給他們兩年口糧，免除20年徭役；平吳之後，又規定吳國将吏北來可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20年。
晉武帝（265&mdash290年在位）屢次責令郡縣官勸課農桑，并且嚴禁私募佃客。
中山王司馬睦募徙王國内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複除者七百餘戶”[79]作自己的佃客，受到晉武帝的诘責，被貶為縣侯。
晉武帝的這些措施，客觀上起了促進生産發展的作用。
太康元年滅吳以後，西晉全國有戶245.9萬，人口1616萬，比魏末三國總數增加了戶近100萬，人口一倍以上。
這些數字雖然不很确切，但是戶口大量增加卻是很顯然的，而這正是社會生産發展和國家力量增強的具體反映。
在魏初起過積極作用的屯田制，由于豪強大族的兼并，由于它本身的軍事組織形式不能繼續适應生産力發展的需要，逐漸趨于破壞。
晉武帝即位前後，兩次下令罷屯田官[80]，從此以後，獨立于郡縣以外而由農官專管的屯田區被取消了。
屯田民一部分成為由郡縣管理的國家佃客[81]，一部分成為私人佃客，還有一部分則成為自耕農民。
至于軍士屯田的制度，則始終沒有廢止。
太康元年（280年），西晉頒行戶調式。
戶調式包括占田制、戶調制和品官占田蔭客制三部分。
占田制規定男子可以占田70畝，女子30畝；此外丁男課田50畝，丁女20畝，次丁男25畝。
所謂占田，是指農民保有土地數量的一個假定的指标，所謂課田，則是指農民應負擔田租的土地數量，這兩者多少反映了當時農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狀況，但又同每戶農民實際占有的土地數量無關。
戶調制規定，丁男之戶，每年調絹三匹，綿三斤，丁女或次丁男為戶者折半交納。
《晉故事》說：“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82]，據此看來，西晉田租和戶調實際上大概都是一戶以一丁計，按戶征收的。
征收租調時，官吏還預先把納租調戶按貧富分為九等，按等定數，而以《晉故事》所述定額為平均指标。
這種征收租調的辦法，叫做“九品混通”，南北朝的統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西晉頒行占田制和戶調制，目的在于通過田租、戶調的調整，盡可能加強對農民的控制，防止他們繼續脫籍逃亡[83]，并使已脫籍的人歸入戶籍，以便國家進行剝削。
太康三年，西晉戶數上升到377萬[84]，比兩年前初行占田制時增加了130餘萬，可能就是推行此制的效果。
但是西晉時期豪強勢力強大，剝削嚴重，西晉政權既無力嚴格控制農民的戶籍，也無法掌握确實的墾田畝數，因此占田制不可能長期實行，到晉惠帝時，就出現了“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85]的嚴重情況。
西晉的品官占田蔭客之制規定：官僚可以按官品高低占有土地從10頃到50頃；占有佃客從1&mdash15戶[86]；占有衣食客1&mdash3人。
此外，他們還可以按官品高低庇蔭親屬作自己的依附農民，“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沒有數量限制。
這些規定，目的在于保障官僚的特權（特别是以貧窮的族人為蔭戶的特權）而又限制他們過分強大，以鞏固封建統治秩序。
但是這種限制并無成效，因為大官僚早已是奴客衆多，園田水碓遍及各地了。
統治集團的腐朽 以司馬氏為首的西晉統治者，在西晉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幾年順利發展的曆史，形成了一個新的龐大的貴族集團。
晉武帝依靠這個貴族集團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盡可能滿足這個集團對财富和權勢的要求。
國家統一後生産的發展，使這個集團的貪欲越來越大，揮霍也越來越厲害。
所以西晉統治集團一開始就異常貪婪、奢侈、腐敗、殘暴，和漢初、魏初的統治集團有所不同。
淮南相劉頌上書給晉武帝，說是“時遇叔世”[87]；司隸校尉劉毅甚至當面指斥晉武帝，說他還不如東漢桓、靈那樣的亡國之君。
西晉大臣幾乎都是魏世以來司馬氏的元勳及其子弟，他們都是世代王侯，習于驕奢，不以國事為重。
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達一兩萬錢，石崇靠居官搶劫發财，這些都是駭人聽聞的事，而在當時的統治者中卻不以為非。
官僚貴族還競用極端奢侈的排場彼此炫耀，甚至不惜故意破壞财富，來顯示自己的豪華。
王恺與石崇鬥富，“恺以澳釜，崇以蠟代薪；恺作紫絲步障四十裡，崇作錦步障五十裡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恺用赤石脂”[88]。
王恺以晉武帝所賜高三尺的珊瑚示崇，石崇順手擊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樹，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之多。
奢侈貪婪在當時的官僚名士中被認為理所當然，安之若素，隻有少數人感到前途危險，表示憂懼不安。
傅鹹警告晉武帝說：“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又說“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89]。
王沉作《釋時論》[90]，指斥士大夫求官買職；成公綏、魯褒先後作《錢神論》[91]，諷刺當政者嗜财如命，貨賂公行。
這些作品，是當時統治者中難得的一點清醒的聲音。
官僚名士無例外地醉心于清談，力圖用玄學理論來辯護自己貪鄙的行為和欲望。
還有一部分士大夫甚至堕落到終日醉酒，裸體狂歡的地步。
八王之亂 西晉統治集團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黨争，朝廷長期處在争權奪利的傾軋中。
晉武帝為了監督異姓功臣和吳蜀地主，曾大封宗室為王，并且允許王國置軍，取消州郡武備。
他還陸續用諸王統率中央兵馬鎮守要害，特别是荊、揚和關中，逐漸替換異姓方鎮。
繼立的晉惠帝是個白癡，皇後賈氏為了讓自己的家族壟斷政權，于元康元年（291年）殺當政的惠帝外祖楊駿，征汝南王亮與衛瓘共同輔政，旋命楚王玮殺亮、瓘，又以專殺之罪殺玮。
她以張華、裴頠等居位，而讓自己的親黨掌實權。
從此以後，諸王為争奪統治權，展開了極其兇殘的内戰，史稱“八王之亂”。
元康六年，趙王倫被召入京，他掌握了禁軍和朝政，于永甯元年（301年）廢惠帝自立。
同年，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邺）、河間王颙（鎮長安）等起兵聲讨趙王倫。
從此方鎮軍參加内戰，戰鬥規模擴大，戰場從洛陽、長安延展到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
破壞性大為增加。
趙王倫被殺後，惠帝複位。
齊王冏、河間王颙、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東海王越等又反複沖突，幽州刺史王浚甚至引烏桓、鮮卑兵參戰。
烏桓、鮮卑兵先後進入邺和長安，暴掠婦女财貨，屠殺人民。
其他各軍，也無不到處燒殺洗劫，使北方生産受到極大的摧殘，人民受到極大的痛苦。
在延續達16年之久的内戰中，參戰諸王多相繼敗亡，賈後被殺，惠帝被毒死，西晉統治集團的力量消耗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隐伏着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發了。
六 西、北邊疆各族的内遷 東漢以來，西、北邊陲的許多民族，陸續向内地遷移，在遼西、幽并、關隴等地，同漢族人民犬牙交錯地住在一起。
這些民族的社會經濟都在向上發展，在漢族的影響下，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定居的農業生活或半農半牧生活過渡。
漢魏統治者為了邊防和經濟的需要，也常常招引這些民族入塞。
這樣，北方的民族關系，就日益複雜起來。
匈奴 鄂爾多斯高原上的南匈奴，東漢末年向今山西北部、中部移動，在那裡分成很多部分，與漢人雜居，并逐漸轉向農耕生活。
匈奴舊日的部落組織還約束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同時又是漢朝的編戶，受漢朝的剝削和壓迫。
中平五年（188年），匈奴羌渠單于發左部兵幫助東漢攻擊幽州鮮卑，匈奴人恐征發不已，右部起而攻殺羌渠單于[92]。
羌渠之子於扶羅雖被親近推為單于，但不為南庭大衆所接受，被迫率領一小股匈奴流亡到平陽及以南等地。
於扶羅所部匈奴軍，曾在中原參與各派紛争達數年之久。
在北方混戰時期，并州匈奴豪右也擁衆據土，“張雄跋扈”。
避役的漢人，有許多向匈奴部落逃亡。
曹操統一中原後，并州刺史梁習召匈奴豪右為官，然後征發匈奴人為義從、兵吏，使随大軍出征，再把出征軍吏的家屬移送邺都，以為士家。
對于不願從命的匈奴人，梁習又興兵鎮壓，逼令降服。
從此以後，匈奴豪右被控制起來，“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93]。
建安二十年，曹操罷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區域東至晉西北一帶），郡置一縣以統舊民，合為新興郡，設郡治于今山西忻州[94]。
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呼廚泉單于留質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萬餘落為五部，置五部帥，派漢人為五部司馬，加以監督。
匈奴左部居并州茲氏（今汾陽境），右部居祁（今祁州境），南部居蒲子（今隰縣境），北部居新興（今忻州境），中部居太陵（今文水境）。
左部帥劉豹（於扶羅之子）并五部為一，魏末晉初又析為數部。
司馬氏把匈奴部帥改為都尉，取消了他們的部落特權，加強了對匈奴的控制。
除了舊有的幾萬落匈奴以外，西晉時期塞外匈奴、“雜胡”又源源入塞，前後共達二十餘萬人。
匈奴貴族漢化較深，他們之中最貴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種，自稱為兩漢皇室之後，世代作五部帥和五部都尉。
左部都尉劉淵是於扶羅之孫，劉豹之子，他随漢族儒生習經史，西晉時曾作為匈奴侍子住在洛陽，同洛陽官僚有很多往來。
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晉以劉淵為建威将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羯 羯族在西晉時入塞，其主要部分在上黨郡武鄉縣同漢人雜居。
他們原來役屬于匈奴，所以被稱作“匈奴别部”。
羯族高鼻深目多須，拜“胡天”[95]，有火葬的習俗。
他們還保留着部落組織，不過部落比較松弛。
上黨羯人大部習于農耕，經濟生活上同漢人的差别已經基本消失。
鮮卑慕容部 鮮卑慕容部原居鮮卑山，後遷居饒樂水（西拉木倫河）。
三國時慕容酋長莫護跋曾随司馬懿擊公孫淵，受魏封号，并徙其部于遼西。
晉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率領部落遷居徒河（今遼甯義縣），不久又遷到大棘城（今遼甯錦州），從事農桑和畜牧。
永嘉以後，北方農民大批流入慕容部中，士大夫來避難的也不少。
慕容廆重用士人以建立政治制度，傳授經學和文學，同時還設郡以統流民。
鮮卑拓跋部 鮮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大興安嶺北部東麓地區[96],同包括99個氏族的36個遊牧狩獵部落（後來演變為八個部落）結成部落聯盟。
酋長推寅的時候，拓跋部南遷于大澤（或即今呼倫湖）。
推寅八傳至诘汾，又向南移動，經曆“山谷高深，九難八阻”[97]，始到達匈奴故地。
魏黃初元年（220年），诘汾子力微繼位，他并吞沒鹿回部，擁有戰士二十多萬，勢力強大起來。
力微三十九年（258年），拓跋部移居盛樂（今内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地區。
由于曹魏從這裡撤銷了雲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得以順利發展。
力微的兒子沙漠汗曾兩次到洛陽訪問，在那裡一共停留了八年。
那時，拓跋部正處在向階級社會轉化的前夕，保守的部落大人怕沙漠汗回來後變革舊俗，所以在歸途中把他殺死了。
以後，拓跋部同漢人的商業往來逐漸增多，許多漢族商人進入拓跋部，甚至洛陽大賈也出現在拓跋酋長周圍[98]。
拓跋部吸收了許多匈奴、烏桓、鮮卑慕容部和“雜胡”部落，并州漢人投附拓跋部的也不少[99]。
當北方各族起兵反晉時，拓跋猗盧統一了拓跋部，并先後出兵援助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以及被匈奴、鐵弗和鮮卑白部（慕容部）攻擊的繼任刺史劉琨。
因此西晉封猗盧以晉北五縣地為代公，以後又改封代王。
猗盧“明刑峻法”[100]，加強統治權力，使拓跋部向階級社會前進了一大步。
氐 羌 氐族和羌族，除了大部分還住在今青海、甘肅以外，也有不少人移居關中和益州。
有些羌人甚至還遠離故土，散處中原。
魏晉統治者為了充實關中，屏蔽中原，常常向關中強徙氐、羌及其他少數民族。
曹操命張既徙武都氐出居扶風、天水界，一次即達五萬餘落。
隴右、河西的割據者，也常常引氐、羌為援，使氐、羌人民遠離故土。
西晉時氐、羌及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口，占關中人口的一半。
仇池（今甘肅成縣西）楊氐是氐人中強大的一支，晉元康六年（296年），楊氐建立仇池國，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始滅。
巴 東漢時今鄂西、川東的廪君蠻與闆楣蠻，到西晉時已逐漸融合[101]，稱為巴人或人。
漢末一部分巴人北上，歸附漢中的張魯；以後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漢中。
曹操把巴人遷到略陽，與氐人雜處，所以他們又被稱為巴氐。
巴人與漢人關系很密切，兩者在經濟生活上的差異大緻已消失了。
以上所述匈奴、羯、鮮卑、氐、羌，在當時稱作“五胡”，加上人，則合稱“六夷”。
各族逐漸封建化的趨勢 魏晉以來北方各族的移動，加速了各族社會的變化。
各族部落愈是遠離自己原來的住地而進入漢人地區，它們的成員就愈是容易脫離部落羁絆，以至于成為耕種小塊土地的農民。
各族人民由遊牧轉向定居農耕，是民族進步的重要表現。
但是這種轉變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曆史過程，其中既充滿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也充滿了反對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鬥争。
内遷各民族人民不但深受本族貴族的壓迫剝削，而且在他們新遷的地方，還要受魏晉統治者和漢族地主的奴役。
并州匈奴人有許多成了漢族地主的奴婢、佃客[102]，羯人和鮮卑人淪為奴婢的也不少[103]。
羯人石勒的遭遇更為悲慘。
石勒父祖都是部落小帥，石勒自己作過行販，還曾為人力耕，後來又被并州刺史司馬騰捕縛，賣給茌平人師懽為耕奴。
内遷各族還常常被迫服賤役，有時連貴族也不能免，羌人貴族姚馥就曾長期為晉武帝養馬[104]。
驅迫内徙各族人民當兵作戰，更是常見的事，由匈奴、鮮卑、烏桓或羌人組成的軍隊，經常出沒在中原的戰場上。
但是，内徙較久的一些部落，不論它們的成員所受尚存的部落束縛到什麼程度，也不論它們的經曆如何曲折複雜，西晉時它們都在走着農業化的道路，逐漸習于農耕。
不但匈奴人、羯人、人、鮮卑慕容部人是這樣，烏桓、氐、羌等族也是這樣[105]。
有許多氐人還已成為國家的編戶[106]或王侯封戶[107]。
随着晉末和十六國時期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的激烈，部落被迫遷徙或自願遷徙更加頻繁，這種變化的規模也就更大。
在内徙各胡族逐步農業化的過程中，各胡族不但大量吸收了漢人的文化，而且也以自己的文化習俗影響漢人。
西晉時洛陽貴族官僚“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hellip&hellip又以氈為頭及絡帶、褲口”[108]。
北方漢人還吸收了胡人的習俗，以酪漿為飲料。
靠近胡族地區的漢人，甚至在生産上也受到胡人的影響，從事畜牧或兼營畜牧。
各族的内遷，引起了一些漢族統治者的憂慮。
特别是某些民族的住地接近洛陽，它們的統治者和人民都對西晉統治不滿，甚至“怨恨之氣，毒于骨髓”，因此有許多人主張把這些民族強迫遷走。
魏嘉平年間，鄧艾曾建議分割匈奴部落，漸徙與漢人雜處的氐、羌于漢人地區之外。
西晉時期，郭欽主張向匈奴住地移徙漢人，加強軍事控制，并把最接近洛陽的雜胡遷到匈奴之外，“峻四夷出入之防”[109]；江統更主張把内遷的匈奴、氐、羌一并遣回故土，以使“戎晉不雜”[110]。
但是各族内遷和雜居是長期曆史發展的結果，不可能強制改變，所以所謂“徙戎”的議論，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七 漢族流民和内遷各族人民大起義 延續達十幾年的八王之亂，極其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産，大大加深了各族人民的痛苦。
由于生産破壞和天災而引起的饑荒，驅使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漂流異鄉，随處覓食。
一些業已封建化了的少數民族，也參加在流民群中，還有一些民族則紛紛舉行暴動，反對西晉統治。
西晉州郡武備的取消和藩鎮軍隊大多牽制在内戰中，使西晉統治者無法制止各族人民的流亡，也難于壓平暴動。
這樣，流民越來越多，波及的地區越來越廣泛，他們“脫耒為兵，裂裳為旗”[111]，與匈奴、氐、羌等族的反晉鬥争呼應，形成了各族人民反對西晉統治的起義鬥争。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上黨。
兩年後，郝度元聯合馮翊、北地等郡的馬蘭羌和盧水胡起兵，關中氐、羌全部響應。
他們推氐帥齊萬年為帝，衆七萬人，打敗了晉将周處，到元康九年才被鎮壓下去。
元康年間，略陽、天水等六郡漢族和族（巴氐）流民幾萬家，經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