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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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上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西歐當作衡量其他地區或國家的一把标尺。

    不少人慣于把雅典和羅馬的社會視為奴隸制社會的典型,于是對于其他古代國家不是誇大奴隸人數以與羅馬附合,就是把它視為變種。

    可是随着研究的進展,人們愈來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羅馬的極盛時期,奴隸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數。

    于是關于古代社①《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65頁。

    ①恩格斯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寫的《第三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1&mdash602頁。

     ②《美國工人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58&mdash259頁。

    會性質問題又發生了很大的震蕩。

    現在研究有待于深入,簡單地以雅典、羅馬為标準的辦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廣泛的比較研究。

    古代中國的社會具有系統的結構和層次,在不同的方國中還有多樣的特點,又具有他國少有的豐富典籍和出土資料。

    所以,我們應當也必須充分結合中國古代的曆史來研究和解決問題。

    不少人慣于把中古西歐作為封建社會的典型,實際上,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國作為西歐的典型有原則上的不同。

    他們對其他中古國家,或是任意把非農奴說成農奴,或是說那裡根本沒有封建社會。

    從前論法蘭克王國封建化的完成,的确曾強調其大多數農民的農奴化。

    但是随着研究的進展,人們逐漸看出并不是簡單的、一例的農奴化,而是有各種程度不同的複雜的封建依附關系。

    簡單地以中古西歐作為衡量其他國家封建制度的标準的辦法也行不通了,現在需要更廣泛和充分的比較研究。

    如果實事求是地考慮問題,中國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歐封建制度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更為典型的意義。

    中國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是在曆史的正常連續進程中實現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封建制度,從而也沒有經濟和文化的中衰和複興等帶有特殊性的現象。

    中國在中古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發展,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也比歐洲為複雜,充分解析這樣高度發展和結構複雜的封建社會,将會加深我們對于發展較低和結構較簡的封建社會的了解,也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封建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

    中國境内許多少數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許多特色,這對我們進行比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義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中古時期文物、典籍的繁富為其他國家所少有。

    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封建社會,這個史料寶庫是至為珍貴的。

    所以隻要在比較研究中充分運用了中國史,我們對于其他國家曆史的了解,對于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了解都無疑會大為提高一步。

     中國史對于世界史的重要性還在于,中國在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過程中對其他國家,對整個世界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世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曾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現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克裡特島等幾個孤立的點上。

    以後這些點逐漸連結或擴展為片,然後再逐漸連結為整體。

    公元前六至四世紀,古代文明大體已連結成三片:從地中海東部到印度河一片,從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國一片。

    印度和它以西的一片在印度河流域發生接觸和交叉,相互間開始有了聯系和了解。

    由于喜馬拉雅山脈和帕米爾高原所造成的交通困難,這時中國和以西兩片有無聯系尚待确證①。

    不過,中國形成為三大片文明地區之一,這對進一步聯系的形成極為重要。

    公元前138年張骞奉漢武帝命出使,在匈奴中稽留十餘年後到達大夏(Bactria)等地。

    從此開通了“絲綢之路”,三片古文明之間的聯系開始發生。

    以後千餘年間,這條路在東西方交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在古代要走通這一條路,自然是十分困難的。

    中國人首先開通了這一條路,為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具有世界性的曆史意義。

    中國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漢代大約已到印度①,這①公元前二世紀,張骞至大夏。

    見邛竹杖、蜀布,來自印度,他認為中國西南部與印度可能早有往來。

    印度《摩诃婆羅多》、《政事論》等書中也說到Cina,可能是指中國。

    确實聯系待考。

    ①在印度邁索爾發現了中國古錢,年代很可能屬公元前138年(即漢武帝建元三年)。

    有的學者以此作為公元前二世紀中印海上交通的證據。

     樣也就開始接通了經波斯灣或紅海而到達西方的航路。

    當然這條路在古代的艱難危險程度也不在陸路以下。

    東晉高僧法顯從陸路經中亞到印度,以後經斯裡蘭卡由海路回中國,往返途中經曆了許多艱險。

    随着陸海兩路的開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發展。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mdash&mdash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也先後傳往西方。

    造紙術于公元八世紀中葉傳到阿拉伯人手中,到十二世紀才傳入歐洲。

    印刷術約于十二世紀傳到埃及,十四世紀末傳入歐洲。

    這兩項技術傳到歐洲的時候,正是“文藝複興”即将開始的前夜。

    它們為歐洲科學文化的傳播和資産階級人文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國人很早就發現磁石可以指南,十一世紀中葉,曾公亮等所著《武經總要·前集》,在第十五卷中已說到以指南針為交通辨向工具。

    十二世紀初,朱彧所著《萍洲可談》第二卷中,已明确說到指南針用于航海事業。

    約十二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人手中,以後又傳往西方。

    歐洲人學會以指南針航海,為以後新航路的開辟作了準備,從而也為資本的原始積累準備了條件。

    火藥于十四世紀傳入歐洲,成了“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②。

    總之,四大發明的西傳,對歐洲的曆史起了重要的影響。

    在近代以前,遊牧民族的遷徙對于農耕地區民族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廣大地區的政治局面。

    中國北部的遊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農耕地區的關系就往往影響到民族的遷徙。

    從曆史上看,規模大影響大的遷徙有三次。

    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北方最主要的遊牧民族是匈奴人。

    經過兩漢時期漢與匈奴的搏鬥與和解,公元一世紀末,南匈奴内附于漢,北匈奴敗逃。

    約公元二世紀中葉,北匈奴逾蔥嶺西去。

    至四世紀,他們到達歐洲,引起了日耳曼各族的大遷徙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這是第一次。

    南北朝後期、隋、唐時期,中國北方最主要的遊牧民族是突厥人。

    經過隋、唐兩朝與突厥的反複争戰,公元八世紀中葉,突厥汗國最終滅亡,很多突厥人内附于唐,也有許多突厥人分布于蔥嶺以西、中亞一帶。

    公元十一世紀,居于阿姆河流域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向西移動,征服伊朗、兩河流域、叙利亞直至小亞細亞。

    這是第二次。

    公元十三世紀初,金與南宋、西夏處于對峙局面,北面蒙古興起。

    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蒙古人征服了歐亞廣大地區,形成了曆史上空前龐大的帝國。

    這是第三次。

    匈奴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國、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和蒙古帝國,對于世界曆史的影響是很大的。

    如要了解這些遊牧民族的活動,中國史正是必不可少的背景。

     在長期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過程中,中國人曾留下了大量關于外國曆史的記載。

    自《史記·大宛列傳》以下,幾乎曆代紀傳體史書都有關于外國的傳記。

    它們不僅涉及鄰近國家的朝鮮、日本、中印半島諸國、南亞諸國及中亞地區,而且對西亞、歐、非的一些國家也有所記載。

    此外,中國曆代還有許多私人著述,它們專門記述或涉及外國史事,其中有不少還是旅行家親自記錄的所見所聞。

    漢文《大藏經》中就包含了豐富的外國曆史資料,主要是關于南業、中亞地區的資料。

    中國典籍對于許多國家的曆史,對于長期作為東西方交通要道的中亞地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區聯系形成的曆史,中國的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貴資料。

    總的說來,中國典籍在世界交往史上的意義與中國在世界客觀聯系形成中的作用是大體相當的。

     ②《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07頁。

     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八世紀末葉,世界各地區間海上航道逐漸開通。

    工業革命于十八世紀後期從英國開始,十九世紀又在歐洲大陸和美國逐步展開,同時世界經濟也逐漸形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

    在這個時期,西方社會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内進行了殘酷的殖民活動。

    在同一時期,中國逐漸落後了。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百年中又淪為半殖民地的地位。

    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暗淡的時期。

    就是在這樣的時期裡,中國對于世界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

    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東方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莫卧兒帝國都迅速衰落,而中國的清皇朝卻在這時基本上保持了祖國的領土範圍。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東方大國的存在,給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擴張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

    但是,中國人民的鬥争堅持不斷。

    在鴉片戰争、中法戰争、中日戰争、義和團運動多次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中,不可計量的、無名的民族英雄為保衛祖國作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在中國推翻了幾千年的君主政體,而且在亞洲和世界上也有重要的意義。

    列甯說:“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動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

    它充分認識到&lsquo種族&rsquo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

    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

    它直接提出群衆生活狀況及群衆鬥争問題,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曆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曆來的壓迫者作鬥争。

    ”列甯還以孫中山先生與西方的總統相比,說西方國家的總統是已經腐朽的資産階級的走狗或傀儡,而“這裡的亞洲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是充滿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①辛亥革命沒有能夠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

    以民主和科學為号召的“五四運動”又進一步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鬥争。

    毛澤東同志說:“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争,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

    ”②經曆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大國能夠生存下來,這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來說是一個挫折,對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鬥争來說則是一個鼓舞。

     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

    經過了二十八年的艱苦鬥争,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革命是在曆史悠久、地域廣大、人口衆多的國家取得勝利的。

    這就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鬥争。

    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附錄一①《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見《列甯選集》第二卷,第424頁。

    ②《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