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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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提綱》，戴震《水地記》，萬斯同《昆侖河源考》，徐松《西域水道記》，孫彤《關中水道記》，李誠《雲南水道考》，蔣子潇《江西水道考》，紀昀《河源紀略》等。
其中以《水道提綱》最有名，全書共28卷，約30萬字，成書于1761年。
齊召南根據康熙《皇輿全覽圖》并參考大量方志和一些内府秘籍撰寫，記載了當時全國實有的山川脈絡，都邑城址。
每寫一條水時，都從源頭說起，以主流為綱，其納受支流為目；寫全國水系時，以大河為綱，小河為目。
該書記述的水系範圍相當廣闊，包括北緯18°&mdash56°，東經73°&mdash145°，超過曆史上任何水系著作。
所記河流數目為《水經注》的四倍，達到5980條。
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類體系比前人也有明顯的進步。
在寫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區劃界線而純以自然水系為準，從上源到河口，順着河水一瀉千裡，水系支架曆曆在目，脈絡清晰。
記載河流會合點、河曲和峽谷時，不僅注明地名，而且注明經緯度，這種作法為齊召南所首創。
第五節 方志學 清代是方志學大發展的時期。
從數量上說，全國現存地方志8100多種中，清代約有5600種，占70%①；從種類上說，有一統志，通志，府、州、縣志，廳志，衛、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鄉鎮志，識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鹽井鹽場志，宮殿志，寺觀志，祠宇志，陵墓志，風俗志，名勝古迹志等。
就方志學理論而言，經過方志學家章學誠等的努力，建立了較為完整系統的方志學理論。
清朝各級政府都很重視編寫方志，積極倡導但嚴加控制。
特别是康熙、乾隆、光緒三朝編修最多。
從地區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東等省所編志書超過江蘇、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來南志多于北志的格局。
同時邊疆省區也開始修志。
政府嚴加控制修志活動，州、縣以上志書幾乎全是官修，私人編修的極少。
在寫法上，清代志書的最大弊端是隐惡揚善，書美不書惡②。
清代的《一統志》一共修了三部。
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卷。
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開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卷。
第三部始于嘉慶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卷。
由于第三部的材料截止于嘉慶二十五年，所以通稱嘉慶志，即《嘉慶重修一統志》。
此志彙載全國各地情況，以省和特别地區為單位立卷，最後附錄有外交關系的世界各國。
所記地理現象是彙集全國方志的内容，資料非常豐富，超過以前所有一統志，受到人們的重視。
各省通志的寫法有兩種，一是以府、直隸州為單位，分述各項制度和人物傳記；二是以志為綱，再分述各府州縣的情況。
所有志書的共同點是都采用志、傳、圖、表的表達方式，這種基本體例來源于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結果。
章學誠提出的方志理論，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方志屬地方史，“志屬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學者那樣，一直把方志歸入地理類。
第二，修方志求其實用，應該“詳近略遠”。
第三，方志的内容分三個部分，“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①。
第四，方志的體裁為四體，一是紀，二是傳，三是考，四是表和圖。
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歸四要”。
第六，方志辨體，即分清各種地方志編纂的體例，劃清各類方志的内容界限。
這些理論觀點，現在看來不夠全面，特别是把方志納入史學範疇後，削弱了方志的地理學内容，影響了地理學的發展，這是不足取的。
但在當時，他的理論為建立中國方志學奠定了基礎，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①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初稿》第120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②劉光祿：《清代編修方志概述》，《文獻》1982年11輯。
①章學誠：《文史通義·方志立三書議》。
第六節 旅行家和遊記 鴉片戰争前，清代的旅行家及其遊記中，有不少是相當有名的。
如康熙時期的郁永河，“性耽遠遊，不避阻險”②，多年遊曆海上。
他說過：“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趨避，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
”①這與徐霞客的言行幾乎一緻。
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他被派往台灣征購硫黃，從廈門出發，經金門、澎湖到台灣平安城，再沿西海岸北上至淡水。
著有《裨海紀遊》（又名《采硫日記》）。
康熙時期的樊守義（1682&mdash1753）是撰寫我國第一部歐洲遊記的旅行家。
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前往歐洲，途經澳門、南洋、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到達意
其中以《水道提綱》最有名，全書共28卷，約30萬字，成書于1761年。
齊召南根據康熙《皇輿全覽圖》并參考大量方志和一些内府秘籍撰寫，記載了當時全國實有的山川脈絡，都邑城址。
每寫一條水時，都從源頭說起，以主流為綱，其納受支流為目；寫全國水系時，以大河為綱，小河為目。
該書記述的水系範圍相當廣闊，包括北緯18°&mdash56°，東經73°&mdash145°，超過曆史上任何水系著作。
所記河流數目為《水經注》的四倍，達到5980條。
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類體系比前人也有明顯的進步。
在寫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區劃界線而純以自然水系為準，從上源到河口，順着河水一瀉千裡，水系支架曆曆在目，脈絡清晰。
記載河流會合點、河曲和峽谷時，不僅注明地名，而且注明經緯度，這種作法為齊召南所首創。
第五節 方志學 清代是方志學大發展的時期。
從數量上說，全國現存地方志8100多種中，清代約有5600種，占70%①；從種類上說，有一統志，通志，府、州、縣志，廳志，衛、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鄉鎮志，識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鹽井鹽場志，宮殿志，寺觀志，祠宇志，陵墓志，風俗志，名勝古迹志等。
就方志學理論而言，經過方志學家章學誠等的努力，建立了較為完整系統的方志學理論。
清朝各級政府都很重視編寫方志，積極倡導但嚴加控制。
特别是康熙、乾隆、光緒三朝編修最多。
從地區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東等省所編志書超過江蘇、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來南志多于北志的格局。
同時邊疆省區也開始修志。
政府嚴加控制修志活動，州、縣以上志書幾乎全是官修，私人編修的極少。
在寫法上，清代志書的最大弊端是隐惡揚善，書美不書惡②。
清代的《一統志》一共修了三部。
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卷。
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開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卷。
第三部始于嘉慶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卷。
由于第三部的材料截止于嘉慶二十五年，所以通稱嘉慶志，即《嘉慶重修一統志》。
此志彙載全國各地情況，以省和特别地區為單位立卷，最後附錄有外交關系的世界各國。
所記地理現象是彙集全國方志的内容，資料非常豐富，超過以前所有一統志，受到人們的重視。
各省通志的寫法有兩種，一是以府、直隸州為單位，分述各項制度和人物傳記；二是以志為綱，再分述各府州縣的情況。
所有志書的共同點是都采用志、傳、圖、表的表達方式，這種基本體例來源于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結果。
章學誠提出的方志理論，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方志屬地方史，“志屬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學者那樣，一直把方志歸入地理類。
第二，修方志求其實用，應該“詳近略遠”。
第三，方志的内容分三個部分，“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①。
第四，方志的體裁為四體，一是紀，二是傳，三是考，四是表和圖。
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歸四要”。
第六，方志辨體，即分清各種地方志編纂的體例，劃清各類方志的内容界限。
這些理論觀點，現在看來不夠全面，特别是把方志納入史學範疇後，削弱了方志的地理學内容，影響了地理學的發展，這是不足取的。
但在當時，他的理論為建立中國方志學奠定了基礎，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①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初稿》第120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②劉光祿：《清代編修方志概述》，《文獻》1982年11輯。
①章學誠：《文史通義·方志立三書議》。
第六節 旅行家和遊記 鴉片戰争前，清代的旅行家及其遊記中，有不少是相當有名的。
如康熙時期的郁永河，“性耽遠遊，不避阻險”②，多年遊曆海上。
他說過：“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趨避，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
”①這與徐霞客的言行幾乎一緻。
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他被派往台灣征購硫黃，從廈門出發，經金門、澎湖到台灣平安城，再沿西海岸北上至淡水。
著有《裨海紀遊》（又名《采硫日記》）。
康熙時期的樊守義（1682&mdash1753）是撰寫我國第一部歐洲遊記的旅行家。
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前往歐洲，途經澳門、南洋、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到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