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吳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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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屢行投機,左右逢源,一躍而成為政治舞台上的一顆“新星”。
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對吳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視。
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經過與李自成起義軍的長期戰鬥之後,明軍主力損失殆盡。
此時,李自成起義軍又師出西安,北渡黃河,很短時間内,連下臨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頭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師&mdash&mdash北京。
面臨覆亡命運的明朝便把賭注押在了關外擁有重兵的吳三桂身上。
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吳麟征等先後上疏,要求撤甯遠之師以入衛京城。
在這種輿論的推動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間召見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詢問吳三桂的兵力情況并将吳襄提升為中軍府都督,而後,又于三月五日将吳三桂加封為平西伯,飛檄急調其入衛京師。
一時之間,朝野輿論幾乎一緻把吳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吳三桂接到撤離甯遠的诏書之前,由于去秋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三城的失守,甯遠早已是處于清軍包圍下的一座孤城。
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吳三桂已有棄守甯遠之意。
因而,在北京發出撤兵通知後,不過十天,吳三桂便已将甯遠兵民五十萬衆撤至山海關。
接着,又自山海關率師進京,二十日抵達永平。
但是,就在此時,北京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腐朽透頂的明皇朝未待吳三桂率師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義軍推翻了。
明朝的滅亡使吳三桂失去倚靠,為了尋找新的主人,此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吳三桂便在各種政治勢力間進行投機活動。
永平和北京之間相距數百裡,吳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達薊州時始得知李自成進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①。
不久,在京的絕大多數明朝官員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紛紛傳來。
面對敵我懸殊的軍事、政治形勢,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地位,吳三桂最初決定投降李自成②,恰在此時,李自成派來的招降人員李甲、陳乙也到達吳三桂軍中,吳三桂遂“決意歸李”,率領所部繼續西進,并且還于所過途中,大張告示,宣稱進京“朝見新主”③。
幾天以後,李自成在緻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聲稱:“唐通、吳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④。
可見,在李自成進京之初,吳三桂确曾投降過李自成。
吳三桂之“決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場的轉變,而是在敵我形勢懸殊下的投機之舉。
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證已有的特權和在京家小财産的安全,也許還抱有充當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
但是,農民軍進京以後的革命措施使得吳三桂的這些幻想成了泡影。
就在吳三桂剛剛決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約降使者不久,從三月二十五日開始,農民軍領導人劉宗敏、李過等便開始了對俘獲的明朝在京官員進行拷夾、追贓等行動①,吳三桂的父①馮夢龍:《甲申紀事》卷3,載《玄覽堂叢書》第二十一本第253頁。
②彭孫贻:《流寇志》卷11,第177頁,明末清初史料選刊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辛巳叢編·吳三桂紀略》頁3。
④談遷:《國榷》卷100,第6063頁。
①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
載《明清史料彙編》第四集第二十八本第70頁。
親吳襄也在被拷夾之列。
這一行動,觸犯了官僚地主階級的切身利益,诋毀、攻擊農民軍的流言蜚語開始像瘟疫一樣從北京傳往外地。
吳襄也私下緻書吳三桂,要他“亟來救父”②。
兩三天後,這些消息和吳襄私函一起到達了正在西進的吳三桂軍中。
這對吳三桂的降李活動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
帶有戲劇性的是,就在吳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夾的同時或稍早些時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吳三桂對鞏固自己政權的重要性,指示劉宗敏釋放吳襄并命吳襄寫信,勸告吳三桂投降。
同時,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則堯、張若麒、左懋泰等人攜帶吳襄手書和大批銀兩直至吳三桂軍中,進一步勸其投降。
從時間上來說,這批招降人員到達吳三桂軍中的時間僅比吳襄緻吳三桂的私函晚到一兩日(約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兩封信的内容卻截然相反,這不能不使吳三桂認為李自成的招降不過是一場騙局,是想誘己進京再行消滅。
因此他立即停止西進,率部重返山海關。
在緻父吳襄的複信中表示與李自成的決裂。
促使吳三桂降而複叛的還有一個陳圓圓被擄的問題。
明末清初的不少史書都記載,甲申之變時,陳圓圓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領劉宗敏所占有,吳三桂得知後,盛怒之下叛李降清。
這些記載,把對一個女人的争奪作為吳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顯然是失之片面的。
但是,這一事件的确觸發了吳三桂的感情。
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購置美妾已成為一種風氣。
陳圓圓既是吳三桂以千金之資所購得,而他本人又是擁兵數萬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這一特殊财産受到侵犯之時,他在感情上無論如何是不能與之合作的。
因此,否認或是忽視陳圓圓被劉宗敏所擄掠這一事件對吳三桂舉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決裂使得吳三桂處于腹背受敵的局面。
山海關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場惡戰迫在眉睫。
山海關之東,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敵強大的清兵。
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為圖本身生存之計,吳三桂被迫把目光轉向了雄踞東北的清朝政權。
就當時形勢而論,吳三桂投向清朝雖然是勢所必然,但是将這一設想付諸實行仍然有許多現實的困難。
首先,幾十年來,明清兩個政權一直處于嚴重的軍事争戰狀态,不獨那些戰敗降清的軍政要員如洪承疇、祖大壽等為士林所不齒,就是那些主張停戰議和的大員如楊嗣昌、陳新甲等也為此飽受唾罵,現在自己卻要去步這些人的後塵,會不會因此而給李自成政權制造一個動員各階層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實?其次,由于兩個政權長期仇殺,自己軍隊中的仇滿情緒也是相當強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會不會引起部隊的嘩變?還有,皇太極在世時,曾對自己多次勸降,卻都被拒絕,當此窮蹙無路的情況下貿然求救,清朝會不會答應,會不會燒香引鬼而使自己處于更加困難的境地?為此,吳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決裂之後制造了他和清兵聯合入犯的假軍情,以試探包括李自成政權在内的各階層的反應①,其後,又到處散發傳單,大造複辟輿論,宣揚“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試看赤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②,并煽動在京的士紳官僚為崇祯帝服喪。
②《辛巳叢編·平吳錄》頁2。
①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條下載:“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将不能禦。
”核之《清世祖實錄》卷3順治元年三月并無清軍攻打山海關事。
以此可知,此為吳三桂和李自成決裂後所制造的假軍情。
②《小腆紀年附考》上冊卷5第147頁。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惡感而後者卻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紳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後,四月初十左右,吳三桂才開始了他的聯清擊李計劃的實施。
吳三桂緻多爾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現了他最初對聯清擊李這一重大問題的基本立場。
在此信中,吳三
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對吳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視。
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經過與李自成起義軍的長期戰鬥之後,明軍主力損失殆盡。
此時,李自成起義軍又師出西安,北渡黃河,很短時間内,連下臨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頭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師&mdash&mdash北京。
面臨覆亡命運的明朝便把賭注押在了關外擁有重兵的吳三桂身上。
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吳麟征等先後上疏,要求撤甯遠之師以入衛京城。
在這種輿論的推動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間召見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詢問吳三桂的兵力情況并将吳襄提升為中軍府都督,而後,又于三月五日将吳三桂加封為平西伯,飛檄急調其入衛京師。
一時之間,朝野輿論幾乎一緻把吳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吳三桂接到撤離甯遠的诏書之前,由于去秋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三城的失守,甯遠早已是處于清軍包圍下的一座孤城。
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吳三桂已有棄守甯遠之意。
因而,在北京發出撤兵通知後,不過十天,吳三桂便已将甯遠兵民五十萬衆撤至山海關。
接着,又自山海關率師進京,二十日抵達永平。
但是,就在此時,北京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腐朽透頂的明皇朝未待吳三桂率師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義軍推翻了。
明朝的滅亡使吳三桂失去倚靠,為了尋找新的主人,此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吳三桂便在各種政治勢力間進行投機活動。
永平和北京之間相距數百裡,吳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達薊州時始得知李自成進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①。
不久,在京的絕大多數明朝官員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紛紛傳來。
面對敵我懸殊的軍事、政治形勢,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地位,吳三桂最初決定投降李自成②,恰在此時,李自成派來的招降人員李甲、陳乙也到達吳三桂軍中,吳三桂遂“決意歸李”,率領所部繼續西進,并且還于所過途中,大張告示,宣稱進京“朝見新主”③。
幾天以後,李自成在緻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聲稱:“唐通、吳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④。
可見,在李自成進京之初,吳三桂确曾投降過李自成。
吳三桂之“決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場的轉變,而是在敵我形勢懸殊下的投機之舉。
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證已有的特權和在京家小财産的安全,也許還抱有充當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
但是,農民軍進京以後的革命措施使得吳三桂的這些幻想成了泡影。
就在吳三桂剛剛決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約降使者不久,從三月二十五日開始,農民軍領導人劉宗敏、李過等便開始了對俘獲的明朝在京官員進行拷夾、追贓等行動①,吳三桂的父①馮夢龍:《甲申紀事》卷3,載《玄覽堂叢書》第二十一本第253頁。
②彭孫贻:《流寇志》卷11,第177頁,明末清初史料選刊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辛巳叢編·吳三桂紀略》頁3。
④談遷:《國榷》卷100,第6063頁。
①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
載《明清史料彙編》第四集第二十八本第70頁。
親吳襄也在被拷夾之列。
這一行動,觸犯了官僚地主階級的切身利益,诋毀、攻擊農民軍的流言蜚語開始像瘟疫一樣從北京傳往外地。
吳襄也私下緻書吳三桂,要他“亟來救父”②。
兩三天後,這些消息和吳襄私函一起到達了正在西進的吳三桂軍中。
這對吳三桂的降李活動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
帶有戲劇性的是,就在吳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夾的同時或稍早些時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吳三桂對鞏固自己政權的重要性,指示劉宗敏釋放吳襄并命吳襄寫信,勸告吳三桂投降。
同時,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則堯、張若麒、左懋泰等人攜帶吳襄手書和大批銀兩直至吳三桂軍中,進一步勸其投降。
從時間上來說,這批招降人員到達吳三桂軍中的時間僅比吳襄緻吳三桂的私函晚到一兩日(約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兩封信的内容卻截然相反,這不能不使吳三桂認為李自成的招降不過是一場騙局,是想誘己進京再行消滅。
因此他立即停止西進,率部重返山海關。
在緻父吳襄的複信中表示與李自成的決裂。
促使吳三桂降而複叛的還有一個陳圓圓被擄的問題。
明末清初的不少史書都記載,甲申之變時,陳圓圓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領劉宗敏所占有,吳三桂得知後,盛怒之下叛李降清。
這些記載,把對一個女人的争奪作為吳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顯然是失之片面的。
但是,這一事件的确觸發了吳三桂的感情。
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購置美妾已成為一種風氣。
陳圓圓既是吳三桂以千金之資所購得,而他本人又是擁兵數萬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這一特殊财産受到侵犯之時,他在感情上無論如何是不能與之合作的。
因此,否認或是忽視陳圓圓被劉宗敏所擄掠這一事件對吳三桂舉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決裂使得吳三桂處于腹背受敵的局面。
山海關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場惡戰迫在眉睫。
山海關之東,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敵強大的清兵。
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為圖本身生存之計,吳三桂被迫把目光轉向了雄踞東北的清朝政權。
就當時形勢而論,吳三桂投向清朝雖然是勢所必然,但是将這一設想付諸實行仍然有許多現實的困難。
首先,幾十年來,明清兩個政權一直處于嚴重的軍事争戰狀态,不獨那些戰敗降清的軍政要員如洪承疇、祖大壽等為士林所不齒,就是那些主張停戰議和的大員如楊嗣昌、陳新甲等也為此飽受唾罵,現在自己卻要去步這些人的後塵,會不會因此而給李自成政權制造一個動員各階層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實?其次,由于兩個政權長期仇殺,自己軍隊中的仇滿情緒也是相當強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會不會引起部隊的嘩變?還有,皇太極在世時,曾對自己多次勸降,卻都被拒絕,當此窮蹙無路的情況下貿然求救,清朝會不會答應,會不會燒香引鬼而使自己處于更加困難的境地?為此,吳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決裂之後制造了他和清兵聯合入犯的假軍情,以試探包括李自成政權在内的各階層的反應①,其後,又到處散發傳單,大造複辟輿論,宣揚“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試看赤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②,并煽動在京的士紳官僚為崇祯帝服喪。
②《辛巳叢編·平吳錄》頁2。
①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條下載:“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将不能禦。
”核之《清世祖實錄》卷3順治元年三月并無清軍攻打山海關事。
以此可知,此為吳三桂和李自成決裂後所制造的假軍情。
②《小腆紀年附考》上冊卷5第147頁。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惡感而後者卻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紳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後,四月初十左右,吳三桂才開始了他的聯清擊李計劃的實施。
吳三桂緻多爾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現了他最初對聯清擊李這一重大問題的基本立場。
在此信中,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