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
關燈
小
中
大
（四七歲至四九歲，一九二八&mdash一九三〇）
馮的革命事業，在軍事上雖告成功，而以後三年在政治上又失敗了。
其敗也，比之以前的經驗尤為慘痛。
簡直至“一敗塗地”，全軍瓦解，連以前軍事的勝利也一概抵消了。
茲複據事直書，分節縷述。
軍政局面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北伐成功之後，全國軍事形勢，大概如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中正，統兵共約五十萬，駐軍區域在蘇、皖、贛、浙、閩、粵（廣東軍事由李濟深主持，自成軍區，仍屬一集）。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統兵共約四十二萬，分駐甘、陝、豫、魯（山東一部由青島至濟南仍為日軍占領）。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統兵共約十五萬，分駐晉、綏、察及河北。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統兵共約二十萬，分駐桂、湘、鄂（一部分留在河北）。
此外，奉軍張學良全部仍駐東三省（人數未詳）。
其他蜀、滇、黔諸省區雖在國民政府治下，惟各由本地軍人統率，人數、系統及防地，均未詳。
是年八月，馮氏赴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大會。
在會中提出關于民食、民衣、民居三大建議。
語雖合理，且悉符黨義，然措辭激烈，已招忌矣。
加以初與南方同志多人接觸，共處與同事，因在生活習慣、背景、思想上多所不同，落落難合，而其修養功夫又未能使其容忍緘默适應新環境，而對異己者了解、同情及合作，對他人生活标準與方式之不如己者，辄以語言、文字、行為予以譏刺，使人難堪，是故彼此不能相安。
（例如：前時初與武漢各委員會議于鄭州後，充耳聽到南方同志生活之不嚴肅，嘗親自撰書一副諷刺聯送去，文曰：“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齊，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桌子餅幹，一桌子水果，忘記前敵饑寒将士！”上襯以四字橫額曰：“官僚舊樣”，真令人難堪。
）其在南京，則出入乘坐大貨車，對各同志之住華屋、衣美服、抽洋紙煙等私生活，多方諷刺，不可勝錄了。
他懷着“我比你較為聖潔”（holier-than-thou）的态度和言行對待異己者。
這是許多人很容易染得的普通病，而是精神界（宗教的）與道德界的“貴族主義”，最讨人厭，乞人憎（粵諺）的。
所以有好些政壇人物每與他同在一處，便有“芒刺在背”之感。
有一次，餘到南京，在私人談話中，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季陶）于無意中吐露了一句心腹話，說：“沒有一個人能與老馮相處和合作的。
”雖然馮氏在中央有不少同情同道，了解他、原諒他，而仍然合作得來的朋友、同志，戴氏這句評語差可代表黨部和政府中大多數人&mdash&mdash至少當權執政的一派一系人物&mdash&mdash的意見、态度、情愫和反感了。
這是重要的個人背景，應加以注意，然後可以明了，日後馮氏與中央人物，隔膜日厚，芥蒂日深，馴至公開破裂，演成“兄弟阋于牆”的大悲劇、大慘劇之因果關系。
馮氏居南京，亦怏怏不歡。
會豫、陝間樊鐘秀與嶽維峻各有蠢動之虞，危及馮軍後方，馮氏即于是月下旬遄返河南鎮壓及處理一切。
随以鹿鐘麟負責剿匪，解決樊部于南陽。
嶽不自安，離軍遠去，後被任為第一集團軍師長；此亦馮所引為憾事者（見上文）。
編遣會議的糾紛 十七年（一九二八）十月三日，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被選任國民政府主席，為享有實權之國家元首。
馮氏被選任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
這可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榮耀。
平心而論，中央酬庸報功，待之可稱不薄。
然而舍這些個人顯位不提，馮氏所斤斤争持者則是要帶兵&mdash&mdash多帶兵可以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
其所最不滿者則為“編遣會議”之決定。
此則以後大局變化、内讧頻起之症結所在也。
先是，有陰謀政客楊永泰者，自“首都革命”及北伐成功之後，在北京潦倒不堪，乃到南京多方夤緣，得某舊日政友介紹，滲入中央，乘着當局表示減縮各集團軍力“以樹立中央的權威，消滅割據的遺風，求全國真正的統一。
縮軍節饷，從事建設”，乃呈獻“削藩論”為進身幹祿之階梯。
其大要是：“以經濟方法瓦解二集（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三集，以軍事方法解決四集，以外交方法對付奉張。
”（以上引語見黃旭初之《北伐完成後的第一幕悲劇》，原載香港《春秋》月刊，後經黃彙編所著各篇，未舉列原刊時期及号數。
但“削藩論”之作，則餘早有所聞。
）是為日後兄弟阋牆、引起彌天大禍之動力。
于是終招日本之入寇。
（按：楊永泰，字暢卿，廣東高州茂名人。
畢業北京法政學校，回粵活動于政壇。
原籍國民黨。
民七年任粵财政廳長。
以權利心重，勾結桂系督軍莫榮新等，推翻孫中山先生所主持之軍政府，迫其去粵，複助纣為虐，慫恿莫槍斃國民黨記者華僑陳耿夫。
所以民二十粵方與中央分流，即列舉重用孫先生仇敵之楊為口實之一。
其後楊北上任參議院議員，依附曹锟，久已見棄于國民黨。
見馮自由《革命逸史》。
後來任兩廣監察使之劉成禺尤鄙惡其人，嘗對餘詈其為“落花時節的人物”。
餘問何解？則答曰：“落花時節又逢君”；“逢君之惡其罪大”。
楊後來得任湖北省主席，為人暗殺而死。
） 此論，居然視黨内孫先生的信徒、共同服膺三民主義的同志、一家同體的手足兄弟、北伐成功的元勳、支持中央的台柱、南北禦侮的屏藩，為昔時轉朝割據的“群雄”，為唐代與日本之“藩鎮”，與近年争權奪利、互争地盤、禍國殃民的“軍閥”，而務要一一消除而後已。
卒至引起幾次内戰，禍延中央、危害全國，固不特幹城被毀，屏藩被撤，而且削弱己力，動搖國本，可謂罪大惡極。
這個挑撥離間、煽動唆慫内讧之元惡罪魁，如其不死，吾恐其殃黨禍國，更有甚焉者。
語雲：“國之将亡，必有妖孽”，豈其人欤！又雲：“一言喪邦”，豈其論欤！ 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編遣會議”開始。
會中，由馮氏于報告二集團軍中内容時，坦白率直，開誠布公，将自己手下的實力，一一公開出來。
如有兵幾十萬人，槍幾十萬支，大炮幾百門，重機關槍與手提機關槍各幾千支，力量之強，他軍莫及，令人驚愕。
開會後，提出裁兵案，大緻根據第五次中央執監委員大會所通過之議案，以四個集團軍兵額平均為原則，計每集團軍留二十萬人。
照此辦法，實際上，四集團軍原有兵額約符此數，不增不減。
三集團軍則照額還須增補數萬人方足二十萬人之數。
惟馮氏之二集團軍則須裁去兵額之大半。
馮氏深感人增我減之方案極不公平。
當會内首先提出編遣二集團軍案時，即表示反對，特别提出兩大原則（異于中委之四集平均原則）：（一）裁弱留強，（二）裁無功留有功。
更明顯地指出中央一集團軍收編南北殘敗之兵十餘萬人應首先裁去；如今則先裁有功，是為不公。
蔣主席答以一集團軍也有編遣計劃（上見黃旭初：《李宗仁與馮玉祥兩人的關系》，同上）。
馮氏自然悻悻不怿。
“編遣會議”由是拖下去。
最初，馮氏亦盡力遵行編遣計劃，很熱心裁并，今日一電令，明日一電令，裁了八九師。
但有一天，忽然中止再裁說：“人的十個指頭不是一般齊，削長補短，削足就履，總不是辦法。
”（見秦《回憶錄》頁一五四）此意指裁并他較多的兵力，而增補他人的為不公平，可以明喻。
從此他便持消極态度了。
詳考二集團軍是時内容，自北伐成功之後，共有九個方面軍：（一）孫良誠，（二）孫連仲，（三）韓複榘，（四）宋哲元，（五）嶽維峻，（六）石敬亭，（七）劉郁芬，（八）劉鎮華，（九）鹿鐘麟。
（原有十方面軍。
另有方振武一方面軍，已歸一集團軍。
）每方面軍總指揮下各有若幹軍；全數共三十餘軍，兵員合共至少五十萬餘人。
自嶽維峻、劉鎮華兩部相繼脫離後，尚餘四十多萬。
馮氏亦曾實行編遣計劃，縮編全軍為暫編十二個師：（一）韓複榘，（二）梁冠英，（三）吉鴻昌，（四）馮治安，（五）石友三，（六）童玉振，（七）程希賢，（八）張維玺，（九）宋哲元，（十）劉汝明，（十一）佟麟閣，（十二）孫連仲。
全體皆“國民軍”一軍嫡系将領也。
然因編遣費無着，且其他諸将士出生入死、奮戰經年、勞苦功高，若再行裁減，驟行編遣原案，未免難于下手。
是故雖有編遣之名，雖下縮編之令，從未能徹底實行也。
“編遣會議”為期一月，草草結束，效果不大，隻就原先通過之議案，成立南京、武漢、太原、開封、沈陽五個編遣區，徐圖實行而已。
然日後之阋牆巨禍已種因于此矣。
自此之後，馮氏即稱病，不到軍政部辦公，隻由鹿鐘麟代理部務。
未幾，素工心計之閻錫山先脫身回山西。
一日，馮氏忽然秘密離京渡江，直登早為之備的鐵甲車，遄程回豫，留書與蔣主席道别。
這一去無異“猛虎歸山”，天下從此更多事矣。
馮氏去後，蔣主席非常懊惱，不安于心。
然自是之後，馮氏對中央人物，便似懷了戴天之仇，不共兩立。
一次，馮氏方在京漢鐵路某一車站之一輛篷車内（馮氏每出必乘此等車），馬伯援由南京來，似銜有使命為中央說話而勸馮氏不要操之過急（但也許是個人自動為國為友盡力的而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不敢武斷）。
讵料馮氏不俟其辭畢即怒火上騰，睜目厲聲，破唇大罵，甚至露出其“老粗”出身的本色，用最猥亵、最下流的穢語。
“×他的奶奶！×他的祖宗！”馬當時吓至面如土色，噤若寒蟬，立刻住口不敢再說下去。
（當時适同在車中的我，親眼得見親耳得聞，但未注意他們對話的上文，究不知他毒罵的是誰；大概是指首倡“削藩論”的政客吧，我想。
）在他盛怒之下，我也不敢贊一詞。
我閱世已久，但向未曾見過有人痛恨其政敵至如此之甚者，而馮氏之怒态如斯，也是曆
其敗也，比之以前的經驗尤為慘痛。
簡直至“一敗塗地”，全軍瓦解，連以前軍事的勝利也一概抵消了。
茲複據事直書，分節縷述。
軍政局面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北伐成功之後，全國軍事形勢，大概如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中正，統兵共約五十萬，駐軍區域在蘇、皖、贛、浙、閩、粵（廣東軍事由李濟深主持，自成軍區，仍屬一集）。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統兵共約四十二萬，分駐甘、陝、豫、魯（山東一部由青島至濟南仍為日軍占領）。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統兵共約十五萬，分駐晉、綏、察及河北。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統兵共約二十萬，分駐桂、湘、鄂（一部分留在河北）。
此外，奉軍張學良全部仍駐東三省（人數未詳）。
其他蜀、滇、黔諸省區雖在國民政府治下，惟各由本地軍人統率，人數、系統及防地，均未詳。
是年八月，馮氏赴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大會。
在會中提出關于民食、民衣、民居三大建議。
語雖合理，且悉符黨義，然措辭激烈，已招忌矣。
加以初與南方同志多人接觸，共處與同事，因在生活習慣、背景、思想上多所不同，落落難合，而其修養功夫又未能使其容忍緘默适應新環境，而對異己者了解、同情及合作，對他人生活标準與方式之不如己者，辄以語言、文字、行為予以譏刺，使人難堪，是故彼此不能相安。
（例如：前時初與武漢各委員會議于鄭州後，充耳聽到南方同志生活之不嚴肅，嘗親自撰書一副諷刺聯送去，文曰：“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齊，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桌子餅幹，一桌子水果，忘記前敵饑寒将士！”上襯以四字橫額曰：“官僚舊樣”，真令人難堪。
）其在南京，則出入乘坐大貨車，對各同志之住華屋、衣美服、抽洋紙煙等私生活，多方諷刺，不可勝錄了。
他懷着“我比你較為聖潔”（holier-than-thou）的态度和言行對待異己者。
這是許多人很容易染得的普通病，而是精神界（宗教的）與道德界的“貴族主義”，最讨人厭，乞人憎（粵諺）的。
所以有好些政壇人物每與他同在一處，便有“芒刺在背”之感。
有一次，餘到南京，在私人談話中，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季陶）于無意中吐露了一句心腹話，說：“沒有一個人能與老馮相處和合作的。
”雖然馮氏在中央有不少同情同道，了解他、原諒他，而仍然合作得來的朋友、同志，戴氏這句評語差可代表黨部和政府中大多數人&mdash&mdash至少當權執政的一派一系人物&mdash&mdash的意見、态度、情愫和反感了。
這是重要的個人背景，應加以注意，然後可以明了，日後馮氏與中央人物，隔膜日厚，芥蒂日深，馴至公開破裂，演成“兄弟阋于牆”的大悲劇、大慘劇之因果關系。
馮氏居南京，亦怏怏不歡。
會豫、陝間樊鐘秀與嶽維峻各有蠢動之虞，危及馮軍後方，馮氏即于是月下旬遄返河南鎮壓及處理一切。
随以鹿鐘麟負責剿匪，解決樊部于南陽。
嶽不自安，離軍遠去，後被任為第一集團軍師長；此亦馮所引為憾事者（見上文）。
編遣會議的糾紛 十七年（一九二八）十月三日，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被選任國民政府主席，為享有實權之國家元首。
馮氏被選任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
這可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榮耀。
平心而論，中央酬庸報功，待之可稱不薄。
然而舍這些個人顯位不提，馮氏所斤斤争持者則是要帶兵&mdash&mdash多帶兵可以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
其所最不滿者則為“編遣會議”之決定。
此則以後大局變化、内讧頻起之症結所在也。
先是，有陰謀政客楊永泰者，自“首都革命”及北伐成功之後，在北京潦倒不堪，乃到南京多方夤緣，得某舊日政友介紹，滲入中央，乘着當局表示減縮各集團軍力“以樹立中央的權威，消滅割據的遺風，求全國真正的統一。
縮軍節饷，從事建設”，乃呈獻“削藩論”為進身幹祿之階梯。
其大要是：“以經濟方法瓦解二集（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三集，以軍事方法解決四集，以外交方法對付奉張。
”（以上引語見黃旭初之《北伐完成後的第一幕悲劇》，原載香港《春秋》月刊，後經黃彙編所著各篇，未舉列原刊時期及号數。
但“削藩論”之作，則餘早有所聞。
）是為日後兄弟阋牆、引起彌天大禍之動力。
于是終招日本之入寇。
（按：楊永泰，字暢卿，廣東高州茂名人。
畢業北京法政學校，回粵活動于政壇。
原籍國民黨。
民七年任粵财政廳長。
以權利心重，勾結桂系督軍莫榮新等，推翻孫中山先生所主持之軍政府，迫其去粵，複助纣為虐，慫恿莫槍斃國民黨記者華僑陳耿夫。
所以民二十粵方與中央分流，即列舉重用孫先生仇敵之楊為口實之一。
其後楊北上任參議院議員，依附曹锟，久已見棄于國民黨。
見馮自由《革命逸史》。
後來任兩廣監察使之劉成禺尤鄙惡其人，嘗對餘詈其為“落花時節的人物”。
餘問何解？則答曰：“落花時節又逢君”；“逢君之惡其罪大”。
楊後來得任湖北省主席，為人暗殺而死。
） 此論，居然視黨内孫先生的信徒、共同服膺三民主義的同志、一家同體的手足兄弟、北伐成功的元勳、支持中央的台柱、南北禦侮的屏藩，為昔時轉朝割據的“群雄”，為唐代與日本之“藩鎮”，與近年争權奪利、互争地盤、禍國殃民的“軍閥”，而務要一一消除而後已。
卒至引起幾次内戰，禍延中央、危害全國，固不特幹城被毀，屏藩被撤，而且削弱己力，動搖國本，可謂罪大惡極。
這個挑撥離間、煽動唆慫内讧之元惡罪魁，如其不死，吾恐其殃黨禍國，更有甚焉者。
語雲：“國之将亡，必有妖孽”，豈其人欤！又雲：“一言喪邦”，豈其論欤！ 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編遣會議”開始。
會中，由馮氏于報告二集團軍中内容時，坦白率直，開誠布公，将自己手下的實力，一一公開出來。
如有兵幾十萬人，槍幾十萬支，大炮幾百門，重機關槍與手提機關槍各幾千支，力量之強，他軍莫及，令人驚愕。
開會後，提出裁兵案，大緻根據第五次中央執監委員大會所通過之議案，以四個集團軍兵額平均為原則，計每集團軍留二十萬人。
照此辦法，實際上，四集團軍原有兵額約符此數，不增不減。
三集團軍則照額還須增補數萬人方足二十萬人之數。
惟馮氏之二集團軍則須裁去兵額之大半。
馮氏深感人增我減之方案極不公平。
當會内首先提出編遣二集團軍案時，即表示反對，特别提出兩大原則（異于中委之四集平均原則）：（一）裁弱留強，（二）裁無功留有功。
更明顯地指出中央一集團軍收編南北殘敗之兵十餘萬人應首先裁去；如今則先裁有功，是為不公。
蔣主席答以一集團軍也有編遣計劃（上見黃旭初：《李宗仁與馮玉祥兩人的關系》，同上）。
馮氏自然悻悻不怿。
“編遣會議”由是拖下去。
最初，馮氏亦盡力遵行編遣計劃，很熱心裁并，今日一電令，明日一電令，裁了八九師。
但有一天，忽然中止再裁說：“人的十個指頭不是一般齊，削長補短，削足就履，總不是辦法。
”（見秦《回憶錄》頁一五四）此意指裁并他較多的兵力，而增補他人的為不公平，可以明喻。
從此他便持消極态度了。
詳考二集團軍是時内容，自北伐成功之後，共有九個方面軍：（一）孫良誠，（二）孫連仲，（三）韓複榘，（四）宋哲元，（五）嶽維峻，（六）石敬亭，（七）劉郁芬，（八）劉鎮華，（九）鹿鐘麟。
（原有十方面軍。
另有方振武一方面軍，已歸一集團軍。
）每方面軍總指揮下各有若幹軍；全數共三十餘軍，兵員合共至少五十萬餘人。
自嶽維峻、劉鎮華兩部相繼脫離後，尚餘四十多萬。
馮氏亦曾實行編遣計劃，縮編全軍為暫編十二個師：（一）韓複榘，（二）梁冠英，（三）吉鴻昌，（四）馮治安，（五）石友三，（六）童玉振，（七）程希賢，（八）張維玺，（九）宋哲元，（十）劉汝明，（十一）佟麟閣，（十二）孫連仲。
全體皆“國民軍”一軍嫡系将領也。
然因編遣費無着，且其他諸将士出生入死、奮戰經年、勞苦功高，若再行裁減，驟行編遣原案，未免難于下手。
是故雖有編遣之名，雖下縮編之令，從未能徹底實行也。
“編遣會議”為期一月，草草結束，效果不大，隻就原先通過之議案，成立南京、武漢、太原、開封、沈陽五個編遣區，徐圖實行而已。
然日後之阋牆巨禍已種因于此矣。
自此之後，馮氏即稱病，不到軍政部辦公，隻由鹿鐘麟代理部務。
未幾，素工心計之閻錫山先脫身回山西。
一日，馮氏忽然秘密離京渡江，直登早為之備的鐵甲車，遄程回豫，留書與蔣主席道别。
這一去無異“猛虎歸山”，天下從此更多事矣。
馮氏去後，蔣主席非常懊惱，不安于心。
然自是之後，馮氏對中央人物，便似懷了戴天之仇，不共兩立。
一次，馮氏方在京漢鐵路某一車站之一輛篷車内（馮氏每出必乘此等車），馬伯援由南京來，似銜有使命為中央說話而勸馮氏不要操之過急（但也許是個人自動為國為友盡力的而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不敢武斷）。
讵料馮氏不俟其辭畢即怒火上騰，睜目厲聲，破唇大罵，甚至露出其“老粗”出身的本色，用最猥亵、最下流的穢語。
“×他的奶奶！×他的祖宗！”馬當時吓至面如土色，噤若寒蟬，立刻住口不敢再說下去。
（當時适同在車中的我，親眼得見親耳得聞，但未注意他們對話的上文，究不知他毒罵的是誰；大概是指首倡“削藩論”的政客吧，我想。
）在他盛怒之下，我也不敢贊一詞。
我閱世已久，但向未曾見過有人痛恨其政敵至如此之甚者，而馮氏之怒态如斯，也是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