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首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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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戰事開始時，馮氏“首都革命”之舉已智珠在握。
乃特别邀黃到私宅密談。
談到深處，漸漸具體，拟以一支精兵倡議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
馮氏又告以與胡、孫兩軍合作之事。
大概此時馮氏心中已認定黃氏為将來“首都革命”後，可以在政治方面交其負責之人了。
在奉直開戰時，顔惠慶新内閣成立，黃複被邀續任教育總長，則堅辭。
經馮氏力勸，始就職。
蓋其深謀遠慮，黃“在内閣消息靈通，通電訊亦較便”故也。
換言之，此即馮氏“首都革命”中下了一棋子，借重其為政治内應及最高密探。
故于出發熱河之前，留下一本“成密”電碼與黃，并指定其僚幕一人（似是劉之龍）為雙方聯絡、互相通訊之中間人。
故馮氏于北京政治及直方軍事行動，得以詳悉無遺，進行順利。
馮氏于出發前一天曾造訪内閣總理顔惠慶，原想把即要實現的計劃與他談談，有意邀他加入陣線。
但顔是一個職業外交家，辭令狡猾叵測，态度模棱兩可，談了兩句鐘，他說話總是無關痛癢，不着邊際。
馮氏不得要領，怏怏而去。
本欲并訪王正廷的，但恐他也答以外交辭令，所以索性連他也不去見（上見馮著《我的生活》頁五〇〇）。
結果：京中政要隻有黃郛一人與其有堅定的、具體的聯系。
十月十九日，馮軍既在灤平決定起義，全軍班師，預計廿三日，前鋒可到達。
乃密約黃氏先一日到密雲縣高麗營相晤，會商大計。
廿二日，黃上午仍照常到教育部辦公。
午後，托詞乘汽車出門，轉坐他車，秘密急向北駛。
中途車機損壞，屢次修理，耽誤不少時間，直至半夜始到高麗營，時已絕食十小時矣。
（此據《亦雲回憶》，當可信，但馮氏《自述》作廿一日夜間來，想錯記，或我筆誤。
） 馮氏聞其已至，由行軍暫住之帳篷倒屣出迎。
既告以班師計劃，順利進行，即示以所預拟之文告通電。
黃“看後，表示異議。
原稿僅将内戰罪名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對曹锟仍稱總統”。
即率直進言：“國民軍倘不過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了。
”馮氏然之，請另拟電稿，但帳中無桌椅，乃步趨附近民居，連夜就在炕上屬草三軍通電，經馮氏親為修正乃成定稿（原稿影印載《亦雲回憶》頁一九二&mdash一九五，與上文所錄僅數字有異）。
據馮氏《自述》，是時，已與黃“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攝政内閣”（見《生活》頁五〇四），次日，黃随軍回京。
在歸家途中，先往王正廷家邀其參加攝閣（見《亦雲回憶》頁一九六），則馮氏述辭可信。
上言十九日之班師布告，系仍以“陸軍檢閱使”名義發出，内容專數吳佩孚之罪狀有曰：“窮兵黩武，迄無已時（此指民九内戰）。
自是&hellip&hellip憑戰勝之餘威，挾元首以自重，攬國柄于掌握，視疆吏如仆從。
&hellip&hellip而野心勃勃，方興未艾。
興無名之師，為孤注之擲。
傾全國之兵，無一饷之備。
飛刍挽粟，責諸将死之災黎。
陷陣沖鋒，迫我絕糧之饑卒。
&hellip&hellip（上指此次戰役）本使為國除暴，不避艱危。
業經電請大總統，明令懲儆，以謝國人；停戰言和，用蘇民困。
起國内之賢豪，商軍國之大計，和平解決，指日可待。
&hellip&hellip用特下令班師，仍駐原防”雲雲。
全篇命意措辭确專為聲讨吳佩孚一人而發，仍居原職，班師回防。
在當時地位隻在本軍立場而發言，尚可稱得體。
此或即黃氏初見之稿，早已準備由前鋒發出者，故以為隻是“清君側”之舉，仍奉曹锟為大總統，然确未提出革命之偉大宗旨。
而此漾（廿三日）電則由從新組織之革命的“國民軍”将領聯合發出，申明“首都革命”主旨，推翻腐化舊政府，建立革命新政權，所謂“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者是。
此實為是役“首都革命”重要文獻也。
（上述廿四日會議，李著未列黃郛之名，《亦雲回憶》亦未提及，或即日由北苑歸家部署一切未定。
） 《建國大綱》 同日，馮氏等又發出革除腐化政治、建設新政府之《建國大綱》通電，将北洋政府之黑暗，全國大亂之真相，完全揭露無遺，痛快淋漓，人心為之一振。
略雲： 民國以還，十有三年。
幹戈擾攘，迄無已時。
害國殃民，莫知所屆。
推源禍始，不在法文之未備，而在道德之淪亡。
大位可竊，名器可濫。
賄賂公行，毫無顧忌。
籍法要挾，樹黨自肥。
天良喪盡，綱紀蕩然。
以故革命而亂，複辟而亂，護國護法而亂，制憲亦亂。
自治不修，外患疊至，其亂至大。
邪說橫行，風俗敗壞，其亂至微。
文明古邦，幾夷為禽獸。
弱肉強食，猶其餘痛。
生機既絕，補救維艱。
除舊更新，計惟改革。
祥等&hellip&hellip拟為《建國大綱》五條于後&hellip&hellip（一）打破雇傭式體制，建設廉潔政府；（二）用人以賢能為準，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務；（三）對内實行親民政治，凡百施設，務求民隐；（四）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主義為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為；（五）信賞必罰，财政公開。
（上文見馮氏《自傳》） 這幾條大綱，不獨切中當時政府之弊病，而且适中全國政府之積弊。
不圖民國十多年來在腐敗至極之政府、污穢至極之政治下，竟然晴天霹靂一聲，有此表示，不可謂非“差強人意”者。
以後多年，馮氏對于政治之主張仍恪守這大綱。
兩電既發，京内外輿論及各省軍民長官，除吳派外，均一緻表示贊成焉。
（按：本章資料，除随時指出來源外，有馮氏自述辭，是即《逸經》第十六期《國民軍首都革命紀實》一篇。
此系馮氏于民廿五年十月初在南京親為餘口述而由餘筆記寫成，後經其審核方付發表，以作十三、十、二三“首都革命”之紀念者。
署名“璧樹”，所謂“璧”即“大”big之義，故“大樹将軍”即指馮氏也。
） 近讀昔曾任職于馮氏“西北邊防督辦”署之雷嘯岑君（即“馬五先生”）評論馮氏有言曰：“在現代軍人之中，真是由衷地愛護人民和國家，且有事實表現的，我認為隻有馮氏一人而已。
他所部的士兵們，都在臂間纏有&lsquo不擾民&rsquo&lsquo真愛民&rsquo的标志（見本篇上文），而且确實做到，決無虛矯。
”此大足以表彰馮氏“首都革命”之殊功。
不過，雷君所繼續推論者：“他的個性詭谲沉鸷，殊不可測，而支配欲極強，不甘居人下。
他信奉基督教，假使真有上帝要對他的行為加管束的話，我相信他亦要革上帝的命呢！”（上見香港《大人》月刊第廿三期《政海人物面面觀》頁四三。
此外雷君又評論馮氏“矯枉過正，終成詐僞”。
本書上文已認為馮氏矯情則有之，詐僞卻未必。
）馮氏個性特強，正義感最盛，時懷“抱打不平”之心，自幼已然，屢見本書初數章，此無可諱言者。
至謂其要“革上帝的命”，則竊以為未免鰓鰓過慮。
事實上，他末年在美（在乘輪赴俄死于黑海之前）還去教會守禮拜、拜上帝、宗基督如常（見左派所刊行之“馮玉祥将軍紀念冊”頁一〇八）。
〔補注〕第五章内“讨袁之役”馮軍在四川攻下叙府之役，語焉未詳。
考是役功首實為一青年軍官鄭繼成（紹先）。
其繼父鄭金聲原系馮氏在灤州之舊袍澤，至為相得。
民國元年，馮氏在北京初升團長時，繼成奉父命投效。
先為傳令兵，馮待如子侄，加意栽培及訓練，以勇敢機警屢得升級。
叙府開戰之前夕，繼成獨自攜短槍二，隻身混入滇軍陣地。
時，前有戰壕，滇軍于壕外紮營兩處。
繼成突然躍入壕中槍殺數人，餘衆驚逃。
乃拾死者長槍，分向滇軍兩營射擊。
滇兵于黑夜不知虛實，以為敵軍暗襲，群起還槍，兩營互相射擊，死傷無數。
繼成乃從容回己軍。
天明，馮旅大舉進攻，獲全勝，滇軍乃退出叙州，卒如馮、蔡原議，誠意合作。
繼成後于廿二年槍殺國賊張宗昌于濟南以報殺父之仇。
被系囹圄後蒙國府特赦。
以上為鄭繼成親向著者口述者，載《逸經》第七期拙著鄭傳，并載其自述殺張之經過。
以其于是役奇功不可沒，因補述如上。
乃特别邀黃到私宅密談。
談到深處，漸漸具體，拟以一支精兵倡議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
馮氏又告以與胡、孫兩軍合作之事。
大概此時馮氏心中已認定黃氏為将來“首都革命”後，可以在政治方面交其負責之人了。
在奉直開戰時，顔惠慶新内閣成立，黃複被邀續任教育總長，則堅辭。
經馮氏力勸，始就職。
蓋其深謀遠慮，黃“在内閣消息靈通，通電訊亦較便”故也。
換言之，此即馮氏“首都革命”中下了一棋子，借重其為政治内應及最高密探。
故于出發熱河之前，留下一本“成密”電碼與黃，并指定其僚幕一人（似是劉之龍）為雙方聯絡、互相通訊之中間人。
故馮氏于北京政治及直方軍事行動，得以詳悉無遺，進行順利。
馮氏于出發前一天曾造訪内閣總理顔惠慶，原想把即要實現的計劃與他談談，有意邀他加入陣線。
但顔是一個職業外交家，辭令狡猾叵測，态度模棱兩可，談了兩句鐘，他說話總是無關痛癢，不着邊際。
馮氏不得要領，怏怏而去。
本欲并訪王正廷的，但恐他也答以外交辭令，所以索性連他也不去見（上見馮著《我的生活》頁五〇〇）。
結果：京中政要隻有黃郛一人與其有堅定的、具體的聯系。
十月十九日，馮軍既在灤平決定起義，全軍班師，預計廿三日，前鋒可到達。
乃密約黃氏先一日到密雲縣高麗營相晤，會商大計。
廿二日，黃上午仍照常到教育部辦公。
午後，托詞乘汽車出門，轉坐他車，秘密急向北駛。
中途車機損壞，屢次修理，耽誤不少時間，直至半夜始到高麗營，時已絕食十小時矣。
（此據《亦雲回憶》，當可信，但馮氏《自述》作廿一日夜間來，想錯記，或我筆誤。
） 馮氏聞其已至，由行軍暫住之帳篷倒屣出迎。
既告以班師計劃，順利進行，即示以所預拟之文告通電。
黃“看後，表示異議。
原稿僅将内戰罪名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對曹锟仍稱總統”。
即率直進言：“國民軍倘不過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了。
”馮氏然之，請另拟電稿，但帳中無桌椅，乃步趨附近民居，連夜就在炕上屬草三軍通電，經馮氏親為修正乃成定稿（原稿影印載《亦雲回憶》頁一九二&mdash一九五，與上文所錄僅數字有異）。
據馮氏《自述》，是時，已與黃“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攝政内閣”（見《生活》頁五〇四），次日，黃随軍回京。
在歸家途中，先往王正廷家邀其參加攝閣（見《亦雲回憶》頁一九六），則馮氏述辭可信。
上言十九日之班師布告，系仍以“陸軍檢閱使”名義發出，内容專數吳佩孚之罪狀有曰：“窮兵黩武，迄無已時（此指民九内戰）。
自是&hellip&hellip憑戰勝之餘威，挾元首以自重，攬國柄于掌握，視疆吏如仆從。
&hellip&hellip而野心勃勃，方興未艾。
興無名之師，為孤注之擲。
傾全國之兵，無一饷之備。
飛刍挽粟，責諸将死之災黎。
陷陣沖鋒，迫我絕糧之饑卒。
&hellip&hellip（上指此次戰役）本使為國除暴，不避艱危。
業經電請大總統，明令懲儆，以謝國人；停戰言和，用蘇民困。
起國内之賢豪，商軍國之大計，和平解決，指日可待。
&hellip&hellip用特下令班師，仍駐原防”雲雲。
全篇命意措辭确專為聲讨吳佩孚一人而發，仍居原職，班師回防。
在當時地位隻在本軍立場而發言，尚可稱得體。
此或即黃氏初見之稿，早已準備由前鋒發出者，故以為隻是“清君側”之舉，仍奉曹锟為大總統，然确未提出革命之偉大宗旨。
而此漾（廿三日）電則由從新組織之革命的“國民軍”将領聯合發出，申明“首都革命”主旨，推翻腐化舊政府，建立革命新政權，所謂“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者是。
此實為是役“首都革命”重要文獻也。
（上述廿四日會議，李著未列黃郛之名，《亦雲回憶》亦未提及，或即日由北苑歸家部署一切未定。
） 《建國大綱》 同日，馮氏等又發出革除腐化政治、建設新政府之《建國大綱》通電，将北洋政府之黑暗，全國大亂之真相，完全揭露無遺，痛快淋漓，人心為之一振。
略雲： 民國以還，十有三年。
幹戈擾攘，迄無已時。
害國殃民，莫知所屆。
推源禍始，不在法文之未備，而在道德之淪亡。
大位可竊，名器可濫。
賄賂公行，毫無顧忌。
籍法要挾，樹黨自肥。
天良喪盡，綱紀蕩然。
以故革命而亂，複辟而亂，護國護法而亂，制憲亦亂。
自治不修，外患疊至，其亂至大。
邪說橫行，風俗敗壞，其亂至微。
文明古邦，幾夷為禽獸。
弱肉強食，猶其餘痛。
生機既絕，補救維艱。
除舊更新，計惟改革。
祥等&hellip&hellip拟為《建國大綱》五條于後&hellip&hellip（一）打破雇傭式體制，建設廉潔政府；（二）用人以賢能為準，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務；（三）對内實行親民政治，凡百施設，務求民隐；（四）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主義為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為；（五）信賞必罰，财政公開。
（上文見馮氏《自傳》） 這幾條大綱，不獨切中當時政府之弊病，而且适中全國政府之積弊。
不圖民國十多年來在腐敗至極之政府、污穢至極之政治下，竟然晴天霹靂一聲，有此表示，不可謂非“差強人意”者。
以後多年，馮氏對于政治之主張仍恪守這大綱。
兩電既發，京内外輿論及各省軍民長官，除吳派外，均一緻表示贊成焉。
（按：本章資料，除随時指出來源外，有馮氏自述辭，是即《逸經》第十六期《國民軍首都革命紀實》一篇。
此系馮氏于民廿五年十月初在南京親為餘口述而由餘筆記寫成，後經其審核方付發表，以作十三、十、二三“首都革命”之紀念者。
署名“璧樹”，所謂“璧”即“大”big之義，故“大樹将軍”即指馮氏也。
） 近讀昔曾任職于馮氏“西北邊防督辦”署之雷嘯岑君（即“馬五先生”）評論馮氏有言曰：“在現代軍人之中，真是由衷地愛護人民和國家，且有事實表現的，我認為隻有馮氏一人而已。
他所部的士兵們，都在臂間纏有&lsquo不擾民&rsquo&lsquo真愛民&rsquo的标志（見本篇上文），而且确實做到，決無虛矯。
”此大足以表彰馮氏“首都革命”之殊功。
不過，雷君所繼續推論者：“他的個性詭谲沉鸷，殊不可測，而支配欲極強，不甘居人下。
他信奉基督教，假使真有上帝要對他的行為加管束的話，我相信他亦要革上帝的命呢！”（上見香港《大人》月刊第廿三期《政海人物面面觀》頁四三。
此外雷君又評論馮氏“矯枉過正，終成詐僞”。
本書上文已認為馮氏矯情則有之，詐僞卻未必。
）馮氏個性特強，正義感最盛，時懷“抱打不平”之心，自幼已然，屢見本書初數章，此無可諱言者。
至謂其要“革上帝的命”，則竊以為未免鰓鰓過慮。
事實上，他末年在美（在乘輪赴俄死于黑海之前）還去教會守禮拜、拜上帝、宗基督如常（見左派所刊行之“馮玉祥将軍紀念冊”頁一〇八）。
〔補注〕第五章内“讨袁之役”馮軍在四川攻下叙府之役，語焉未詳。
考是役功首實為一青年軍官鄭繼成（紹先）。
其繼父鄭金聲原系馮氏在灤州之舊袍澤，至為相得。
民國元年，馮氏在北京初升團長時，繼成奉父命投效。
先為傳令兵，馮待如子侄，加意栽培及訓練，以勇敢機警屢得升級。
叙府開戰之前夕，繼成獨自攜短槍二，隻身混入滇軍陣地。
時，前有戰壕，滇軍于壕外紮營兩處。
繼成突然躍入壕中槍殺數人，餘衆驚逃。
乃拾死者長槍，分向滇軍兩營射擊。
滇兵于黑夜不知虛實，以為敵軍暗襲，群起還槍，兩營互相射擊，死傷無數。
繼成乃從容回己軍。
天明，馮旅大舉進攻，獲全勝，滇軍乃退出叙州，卒如馮、蔡原議，誠意合作。
繼成後于廿二年槍殺國賊張宗昌于濟南以報殺父之仇。
被系囹圄後蒙國府特赦。
以上為鄭繼成親向著者口述者，載《逸經》第七期拙著鄭傳，并載其自述殺張之經過。
以其于是役奇功不可沒，因補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