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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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史心田、石敬亭等多人，我從征時尚在軍中，一一為我講述許多馮氏早年的逸事，是至為難得而可信之第一手資料。
（三）全軍幹部中有許多高級軍官，都曾參預以前各役的，也給我許多至有價值的直接資料。
（四）馮氏自己的著述是最好不過的資料。
在軍中，他給我一本《馮玉祥自傳》未刊稿，《馮玉祥日記》自校稿，均交我保管和參考。
後來又有詳細的自傳《我的生活》（民二十六、上海出版）。
尚有其他詩歌、訓令、讀書劄記等，亦曾一一參考。
（五）我個人從前在軍中所寫的《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西北軍革命奮鬥史》（民二十四），與後來的《西北風》（載《西北東南風》，良友公司出版），另有個人的零碎劄記及片段的回憶，皆轉而成為本書之直接史料。
（六）早年有關馮氏生平之中英文出版物，如①陳崇桂牧師之英文馮氏傳記MarcusCh'eng.MarshalFeng,TheManandHisWork，1926，Shanghai；②GeorgeT.B.Davis,China'sChristianArmy，1925，TheChristianAlliancePub.Co.，Philadelphia；③張之江：《證道一助》；④李泰棻：《國民軍史稿》（民十九）；⑤蔣鴻遇：《國民軍二十年奮鬥史》二集（軍中石印，非賣品）；⑥王瑚：《馮公郁亭墓道碑志》（拓本）等，皆載有極有價值的資料。
（七）《馮玉祥将軍紀念冊》，系于馮氏去世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為其印行者（非賣品，無年期），亦有多少資料可用。
（八）近年在台灣出版品有馮氏舊部所寫的①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一九六六年，傳記文學社）②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一九六七年，傳記文學社），載有關于馮氏的資料不少。
（九）最近，有一位美國西北大學曆史教授薛立敦，專門研究馮氏的生平，出版了一本《馮玉祥的事功》（JamesE.Sheridan,ChineseWarlord,TheCareerofFengYu-Hsiang，1966，StanfordUniv.Press）（由其哲學博士論文增補成書），系施用科學研究方法、學術的傳記體裁，搜集中西大量的史料編著而成，為最完備之學術性的馮氏史傳，記載翔實，立論公平，其中一部分的資料是由我特别供給及由其引用上錄之（五）拙著各編者。
而拙著本書之内容，亦有轉用他自己所得的資料。
謹此聲明，并志謝忱。
（書簡稱“薛著”） 回憶當抗日大戰末期，我在陪都谒見馮氏（這是我最後與他會面的一次。
其時，他喜歡人以“先生”稱呼他）。
從新聚首話舊，感情歡洽。
他即席書贈他的“丘八詩”（自稱），有句雲：“不作張子房，便為張自忠。
”後來，我也報以“丘三詩”（“丘八”落伍，非“丘三”而何？）兩首。
其一雲：“先生教我作留侯，可惜漢高未碰頭。
願學其人之晚節，功成快共赤松遊。
”末句，辭婉而諷，類似“谲谏”，隐寓勸其功成身退，不需杯酒而自釋兵權之意。
（按：戰時，總統蔣公得美總統羅斯福親筆來函，保證援助我國抗戰必勝，故人人懷有成功之希望。
）他雖與我半生結患難之交，有袍澤之誼，而後來志趣歧異，門路不同（我不涉政治，埋頭治學已廿餘年），如今更以生死殊途、恩怨都泯，趁有機會将本書發表，了卻一宗多年心事。
知我一向站在客觀的曆史立場以報道真實事、愛講公道話者，當能諒我。
知我與馮氏多年公私關系者尤當諒我而不罪我。
屬草至此，四十年舊事，萦回腦際，不禁百感交集，心頭隐隐有“将軍一去，大樹飄零”之痛焉。
這是自然發生的念舊真情。
若目為借此以效庾信之《哀江南》，則又豈敢豈敢？ 一九七一年七月 簡又文馭繁氏書于九龍猛進書屋
（三）全軍幹部中有許多高級軍官，都曾參預以前各役的，也給我許多至有價值的直接資料。
（四）馮氏自己的著述是最好不過的資料。
在軍中，他給我一本《馮玉祥自傳》未刊稿，《馮玉祥日記》自校稿，均交我保管和參考。
後來又有詳細的自傳《我的生活》（民二十六、上海出版）。
尚有其他詩歌、訓令、讀書劄記等，亦曾一一參考。
（五）我個人從前在軍中所寫的《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西北軍革命奮鬥史》（民二十四），與後來的《西北風》（載《西北東南風》，良友公司出版），另有個人的零碎劄記及片段的回憶，皆轉而成為本書之直接史料。
（六）早年有關馮氏生平之中英文出版物，如①陳崇桂牧師之英文馮氏傳記MarcusCh'eng.MarshalFeng,TheManandHisWork，1926，Shanghai；②GeorgeT.B.Davis,China'sChristianArmy，1925，TheChristianAlliancePub.Co.，Philadelphia；③張之江：《證道一助》；④李泰棻：《國民軍史稿》（民十九）；⑤蔣鴻遇：《國民軍二十年奮鬥史》二集（軍中石印，非賣品）；⑥王瑚：《馮公郁亭墓道碑志》（拓本）等，皆載有極有價值的資料。
（七）《馮玉祥将軍紀念冊》，系于馮氏去世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為其印行者（非賣品，無年期），亦有多少資料可用。
（八）近年在台灣出版品有馮氏舊部所寫的①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一九六六年，傳記文學社）②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一九六七年，傳記文學社），載有關于馮氏的資料不少。
（九）最近，有一位美國西北大學曆史教授薛立敦，專門研究馮氏的生平，出版了一本《馮玉祥的事功》（JamesE.Sheridan,ChineseWarlord,TheCareerofFengYu-Hsiang，1966，StanfordUniv.Press）（由其哲學博士論文增補成書），系施用科學研究方法、學術的傳記體裁，搜集中西大量的史料編著而成，為最完備之學術性的馮氏史傳，記載翔實，立論公平，其中一部分的資料是由我特别供給及由其引用上錄之（五）拙著各編者。
而拙著本書之内容，亦有轉用他自己所得的資料。
謹此聲明，并志謝忱。
（書簡稱“薛著”） 回憶當抗日大戰末期，我在陪都谒見馮氏（這是我最後與他會面的一次。
其時，他喜歡人以“先生”稱呼他）。
從新聚首話舊，感情歡洽。
他即席書贈他的“丘八詩”（自稱），有句雲：“不作張子房，便為張自忠。
”後來，我也報以“丘三詩”（“丘八”落伍，非“丘三”而何？）兩首。
其一雲：“先生教我作留侯，可惜漢高未碰頭。
願學其人之晚節，功成快共赤松遊。
”末句，辭婉而諷，類似“谲谏”，隐寓勸其功成身退，不需杯酒而自釋兵權之意。
（按：戰時，總統蔣公得美總統羅斯福親筆來函，保證援助我國抗戰必勝，故人人懷有成功之希望。
）他雖與我半生結患難之交，有袍澤之誼，而後來志趣歧異，門路不同（我不涉政治，埋頭治學已廿餘年），如今更以生死殊途、恩怨都泯，趁有機會将本書發表，了卻一宗多年心事。
知我一向站在客觀的曆史立場以報道真實事、愛講公道話者，當能諒我。
知我與馮氏多年公私關系者尤當諒我而不罪我。
屬草至此，四十年舊事，萦回腦際，不禁百感交集，心頭隐隐有“将軍一去，大樹飄零”之痛焉。
這是自然發生的念舊真情。
若目為借此以效庾信之《哀江南》，則又豈敢豈敢？ 一九七一年七月 簡又文馭繁氏書于九龍猛進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