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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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莫幹山籌辦戰時臨時中學之際，一日的傍晚，傭人拿進一張紙條來，說有三個女客看我；紙條上有鉛筆寫的名字：高君珊、曾季肅和季肅的女兒曾彌白。
季肅我曾與她在辛亥共過事，久未相見；君珊二三年前在北平教，曾晤及；彌白還是幼時見過一次。
我在膺白喪後，忍耐一時，要大恸一次，這日恰又在大恸後，面目浮腫，甚怕人見，而她們三位已經進來。
我不像平日多說話，君珊問了我“臨中”的事，她們是假日由杭州來山，即日回去。
從漢口、香港回到上海，我與德容、熙治、大綱住在賽伏公寓。
湛侯五舅一家亦已由杭州遷滬，他家孩子一向在杭州讀書，舅母君輝對兒女教育很認真，學校裡的人亦都認識她。
一日，她告訴我有杭州女中的朱文央君去訪她，為杭女中在滬複課事，要她介紹晤我。
她覺得我已經着手的事，負擔甚重，我的性情，答應一分，心裡要負責二分，此時不可再加重我擔子，她先自代我向朱君解釋謝卻了。
德容在金陵女大與彌白同學，在上海又同在東吳大學借讀，一日問我可否将住址告知彌白，季肅要來看我。
戰時謹慎，我的公寓甚小，故曾戒熙治、德容勿攜朋友來。
季肅來訪我，我已搬到麥尼尼路，她告訴我，杭女中同人避難到過龍遊，一部分又到上海，拟在上海開學，望我參加其事。
我很率直勸她，上海非辦學之地，租界不定靠得住，“此時”與“此地”均不相宜。
至于我個人，除上述理由外，能力有限，不敢參加，亦很清楚地謝卻了。
以後，季肅有時電話，有時來訪。
我們不但辛亥共過事，共事時離家的情形亦相仿佛：我含淚托性仁以雙親之事；她不敢面别老母，出門後向郵筒投一别母之函。
我在愛國女學讀過一學期的國文專修科，這班底都是季肅的同學，所以我耳朵裡和她一樣，彼此未見面先聞過名字，她和君珊和我都是做過蔣竹莊（維喬）先生弟子。
一日，季肅又電告，杭女中同人相議“解散”與“複課”不止一次，終于師生皆泣，情不能已，決定開課。
杭女中本屬省立，季肅系教導主任，此時拟改為私立，季肅為校長。
她與同人所拟之開辦費數目，亦告訴了我。
我沒有在上海辦學經驗，比之庾村，覺其估計過于簡單。
然不忍拂其意，對國難中女子熱心教育更十分敬佩，願盡一臂之力，籌半數。
私立杭女中在上海法租界，借一個小學的幾間教室，下午二時起，上半日課，開起學來。
抗戰時，蘇浙兩省遷滬開學的學校，借教室和上半日課的辦法，甚普遍。
招生廣告，能全日上課者都特别聲明，以資号召。
杭女中改為私立，須組織校董會，重行立案，校董而兼教職的曾季肅、王元璋、王元琪、吳之微、姚韻漪、陸仰蘇六人，和不兼教職的校董黃九如、朱文央二君，同來訪我。
他們都是省立杭女中舊人，其中隻陸仰蘇（欽轼）一人是男子。
我被邀參加校董會，且被推為董事長。
除我之外，另一位不與杭女中有關的校董為高君珊，時在重慶中大任課。
立案先要有發起人，同人推季肅和我二人，于是我又成為發起人。
全部校董都分擔開辦費，除君珊與我，都兼教課。
薪水甚薄，季肅第一年所受校長薪水，除去她擔任之費，每月不過十餘元，她兼課不兼薪。
我提議，何不向浙江省教育廳立案？我一向以為杭州的風氣比上海好，她們願在上海立案。
戰時，鄰近幾省的教育廳、教育局都在上海留有辦事處。
私立杭女中，向上海教育局辦事處接洽立案，時期甚久，約晤地點常在“茶室”等類，表格填之又填。
照章私立學校須有若幹數月公債作基金，我拿出自有之公債票，照數借用。
我不知蓋了多少圖章，對季肅說：“事至此，瞎着眼睛蓋章。
”立案終無消息，而辦事處已經介紹教員。
于是同人商量，改計向重慶臨時首都教育部立案，請君珊代表接洽。
我寫過一封信，請有關當局早予核準，維持此向心力。
教育部職員葛成慧，與君珊、季肅和我均同過學，給許多指點和幫助，後來我們請她亦參加校董會，她不肯；她是先學産科，後來考取官費留美學公共衛生的。
在決定遠向重慶教育部立案之際，我們想到杭州女中雖加上“私立”二字，總帶着地方性，何不改名，一勞永逸。
同人相與拟名稱，季肅不主張迂闊或誇大，電話又到吾家。
我尊重同人從杭州輾轉到滬一段曆史，第一期的師生都同此曆史，因此從杭州地理、曆史想，提拟“南屏”二字，同人一緻贊成。
從此“南屏女中”一個名稱，印在千百個同事同學心上，永遠覺其可愛，感到光榮，我無論在地角天涯，不忘記她。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的元旦，君珊由重慶電告立案核準，遂以此日為南屏誕日，年年在此日舉行校慶。
季肅與我相約，各服務十年，她為校長，我為董事長，時時留意與培養後繼人。
學生不滿足于半日上課，屋主的嚴格更令人不快，時間未到，逢天雨，南屏學生隻能候在門外，教職員沒有固定辦公與休息處。
一日，季肅來電話，有鎮江中學将遷居，房子出頂，明早九時前須決定，言下甚急，我聽得出她要我去看，我極少出門，親友家有事均熙治或大綱代緻人情。
我雖然已經是南屏發起人與董事長，然事皆季肅電話或來訪決定，還始終沒有到過校門。
這日為時間緊迫，我匆匆答應，借了親戚的車，獨自到校，由當時惟一男教員陸仰蘇君偕往看屋，一路窪地泥濘，陸君頻頻以手電筒探路，始步行到鎮江中學。
看後區域和頂費都不合，未成議。
我所以獨自作此行之故，倘合适，我将大膽決定也。
我家裡大綱和仰先嫂看我認真，都對南屏熱心起來，每日注意報上招租廣告。
租金尚可，頂費都大得驚人，上海二房東在國難中以頂費剝削人而獲利者不在少數。
南屏覓屋久而不得。
适大綱工作的一家綢廠附近，有孫姓租地造屋，有可容四五百人之廳，有樓足夠作教室，有小園勉強能作操場。
屋甚講究，租約廿五年，尚餘十三年幾個月可用，但隻賣不租。
以建築及地點言，索價不算太貴。
南屏覓屋既成實逼處此之勢，一切規模須視校舍之先決。
遂請大綱奔走成交，我們惟一條件要屋主提早讓屋。
這次雙方奔走之人都不收傭金，大綱以公益号召而得此。
廿八年（一九三九）的春季，南屏學生歡呼進入自己的講堂，整日上課。
這間校舍的地點在膠州路四四五号，抗戰時，名義尚為我有，戰後我正式函贈南屏女中。
所以如此，防校舍可能被征用，而私産則尚可與理論。
我出國時，南屏還在這所校舍。
隻有過一件小不愉快之事，時勢變易，小學部有人以為中學有賴于小學，拟分家而獨占校舍，幸而季肅有我贈屋原函為證，我隻寫中學，此實出于
季肅我曾與她在辛亥共過事，久未相見；君珊二三年前在北平教，曾晤及；彌白還是幼時見過一次。
我在膺白喪後，忍耐一時，要大恸一次，這日恰又在大恸後，面目浮腫，甚怕人見，而她們三位已經進來。
我不像平日多說話，君珊問了我“臨中”的事，她們是假日由杭州來山，即日回去。
從漢口、香港回到上海，我與德容、熙治、大綱住在賽伏公寓。
湛侯五舅一家亦已由杭州遷滬，他家孩子一向在杭州讀書，舅母君輝對兒女教育很認真，學校裡的人亦都認識她。
一日，她告訴我有杭州女中的朱文央君去訪她，為杭女中在滬複課事，要她介紹晤我。
她覺得我已經着手的事，負擔甚重，我的性情，答應一分，心裡要負責二分，此時不可再加重我擔子，她先自代我向朱君解釋謝卻了。
德容在金陵女大與彌白同學，在上海又同在東吳大學借讀，一日問我可否将住址告知彌白，季肅要來看我。
戰時謹慎，我的公寓甚小，故曾戒熙治、德容勿攜朋友來。
季肅來訪我，我已搬到麥尼尼路，她告訴我，杭女中同人避難到過龍遊，一部分又到上海，拟在上海開學，望我參加其事。
我很率直勸她，上海非辦學之地，租界不定靠得住，“此時”與“此地”均不相宜。
至于我個人，除上述理由外，能力有限，不敢參加，亦很清楚地謝卻了。
以後，季肅有時電話，有時來訪。
我們不但辛亥共過事，共事時離家的情形亦相仿佛：我含淚托性仁以雙親之事；她不敢面别老母，出門後向郵筒投一别母之函。
我在愛國女學讀過一學期的國文專修科，這班底都是季肅的同學，所以我耳朵裡和她一樣，彼此未見面先聞過名字，她和君珊和我都是做過蔣竹莊（維喬）先生弟子。
一日，季肅又電告，杭女中同人相議“解散”與“複課”不止一次，終于師生皆泣，情不能已，決定開課。
杭女中本屬省立，季肅系教導主任，此時拟改為私立，季肅為校長。
她與同人所拟之開辦費數目，亦告訴了我。
我沒有在上海辦學經驗，比之庾村，覺其估計過于簡單。
然不忍拂其意，對國難中女子熱心教育更十分敬佩，願盡一臂之力，籌半數。
私立杭女中在上海法租界，借一個小學的幾間教室，下午二時起，上半日課，開起學來。
抗戰時，蘇浙兩省遷滬開學的學校，借教室和上半日課的辦法，甚普遍。
招生廣告，能全日上課者都特别聲明，以資号召。
杭女中改為私立，須組織校董會，重行立案，校董而兼教職的曾季肅、王元璋、王元琪、吳之微、姚韻漪、陸仰蘇六人，和不兼教職的校董黃九如、朱文央二君，同來訪我。
他們都是省立杭女中舊人，其中隻陸仰蘇（欽轼）一人是男子。
我被邀參加校董會，且被推為董事長。
除我之外，另一位不與杭女中有關的校董為高君珊，時在重慶中大任課。
立案先要有發起人，同人推季肅和我二人，于是我又成為發起人。
全部校董都分擔開辦費，除君珊與我，都兼教課。
薪水甚薄，季肅第一年所受校長薪水，除去她擔任之費，每月不過十餘元，她兼課不兼薪。
我提議，何不向浙江省教育廳立案？我一向以為杭州的風氣比上海好，她們願在上海立案。
戰時，鄰近幾省的教育廳、教育局都在上海留有辦事處。
私立杭女中，向上海教育局辦事處接洽立案，時期甚久，約晤地點常在“茶室”等類，表格填之又填。
照章私立學校須有若幹數月公債作基金，我拿出自有之公債票，照數借用。
我不知蓋了多少圖章，對季肅說：“事至此，瞎着眼睛蓋章。
”立案終無消息，而辦事處已經介紹教員。
于是同人商量，改計向重慶臨時首都教育部立案，請君珊代表接洽。
我寫過一封信，請有關當局早予核準，維持此向心力。
教育部職員葛成慧，與君珊、季肅和我均同過學，給許多指點和幫助，後來我們請她亦參加校董會，她不肯；她是先學産科，後來考取官費留美學公共衛生的。
在決定遠向重慶教育部立案之際，我們想到杭州女中雖加上“私立”二字，總帶着地方性，何不改名，一勞永逸。
同人相與拟名稱，季肅不主張迂闊或誇大，電話又到吾家。
我尊重同人從杭州輾轉到滬一段曆史，第一期的師生都同此曆史，因此從杭州地理、曆史想，提拟“南屏”二字，同人一緻贊成。
從此“南屏女中”一個名稱，印在千百個同事同學心上，永遠覺其可愛，感到光榮，我無論在地角天涯，不忘記她。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的元旦，君珊由重慶電告立案核準，遂以此日為南屏誕日，年年在此日舉行校慶。
季肅與我相約，各服務十年，她為校長，我為董事長，時時留意與培養後繼人。
學生不滿足于半日上課，屋主的嚴格更令人不快，時間未到，逢天雨，南屏學生隻能候在門外，教職員沒有固定辦公與休息處。
一日，季肅來電話，有鎮江中學将遷居，房子出頂，明早九時前須決定，言下甚急，我聽得出她要我去看，我極少出門，親友家有事均熙治或大綱代緻人情。
我雖然已經是南屏發起人與董事長，然事皆季肅電話或來訪決定，還始終沒有到過校門。
這日為時間緊迫，我匆匆答應，借了親戚的車，獨自到校，由當時惟一男教員陸仰蘇君偕往看屋，一路窪地泥濘，陸君頻頻以手電筒探路，始步行到鎮江中學。
看後區域和頂費都不合，未成議。
我所以獨自作此行之故，倘合适，我将大膽決定也。
我家裡大綱和仰先嫂看我認真，都對南屏熱心起來，每日注意報上招租廣告。
租金尚可，頂費都大得驚人，上海二房東在國難中以頂費剝削人而獲利者不在少數。
南屏覓屋久而不得。
适大綱工作的一家綢廠附近，有孫姓租地造屋，有可容四五百人之廳，有樓足夠作教室，有小園勉強能作操場。
屋甚講究，租約廿五年，尚餘十三年幾個月可用，但隻賣不租。
以建築及地點言，索價不算太貴。
南屏覓屋既成實逼處此之勢，一切規模須視校舍之先決。
遂請大綱奔走成交，我們惟一條件要屋主提早讓屋。
這次雙方奔走之人都不收傭金，大綱以公益号召而得此。
廿八年（一九三九）的春季，南屏學生歡呼進入自己的講堂，整日上課。
這間校舍的地點在膠州路四四五号，抗戰時，名義尚為我有，戰後我正式函贈南屏女中。
所以如此，防校舍可能被征用，而私産則尚可與理論。
我出國時，南屏還在這所校舍。
隻有過一件小不愉快之事，時勢變易，小學部有人以為中學有賴于小學，拟分家而獨占校舍，幸而季肅有我贈屋原函為證，我隻寫中學，此實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