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抗日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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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各地來浙江遊客可能轉到莫幹山，需要車間。
王有芳年事已高，在安慶工人中為前輩，受人尊重，他的後輩雖已讀書，本人識字無多，對這些公文不甚了了，但知不是好意。
來見膺白，看前後公文，顯屬有意為難，問他意欲如何。
他堅求莫幹小學收買其地。
膺白問：“既肯出賣，何妨估價讓公路局收買，或者并不吃虧亦未可知。
”他意有未平，言即使高價亦不願讓，于是膺白照其價買歸學校，将四間小車房無代價借給公路局使用，以一年為期，而以大車間改成倉庫。
吾家在鄉間不管公家閑事，隻此一次救王有芳之急，然仍借給小車房，不使公路局難堪。
這倉庫與車間，抗戰時毀為一片瓦礫，我迄無力恢複之。
浙江大學竺校長藕舫（可桢）夫婦到山來訪，他們正在打算浙大遷徙的問題。
我自己在山雖未萌退志，然莫幹非可久安，于大學不宜，據實以告。
他們想把孩子送“臨中”寄宿，我答應照顧，後來局勢急轉，未成事實。
我想起杭州的“圖書”應早搬開，請其向有關的人陳述。
他談起我所捐屋，謂聞有人提議發彩票出售，問我意見。
我說：“為抗戰用，已經提出，但憑政府處置。
個人則不取賭博方法的。
” 同學趙佩文（懋雲）由她家鄉四川榮昌縣來信，謂江浙恐不守，請到她家避難，這是第一個來邀我的朋友。
後來還有武漢方面膺白的朋友，都令我感激。
我函謝佩文，我以為江浙駐有重兵，且築有極堅固之防禦工事“興登堡線”，不想半年的堅守都不能的。
白雲山館石砌前有一棵大楓樹，為全國最大的一棵，入冬葉褪深紅色，以前我們在此時都已返滬，故未見過。
這一年滿樹紅葉，扶搖上天，婆娑蓋地，景色正對着“臨中”高年級的講堂。
我常常想，這小小山頭，能作“避秦的桃源”，亦能作“亡秦的三戶”。
同居的計太太、樓先生漸漸以避地之說打動我，她們聽到幾家人家的遠行計劃。
一日我對她們說，在山我還可以做一點自己以外的事，出門将何之？人地生疏，累朋友于心不安，無人照應，寸步難移。
于是我們心又定下來，不作任何準備，但我從不勸别人留在山上。
即我們學校的安排，亦隻使人在山一日有一日書讀，始終給人以流動自如的。
伯樵、仲完曾來山上，伯樵為京滬滬杭兩路局長，已在夜間疏散重要物資，暗渡錢江大橋。
仲完想留在山上，又想勸我走。
他們離山赴杭，我又清靜下來。
浙江省政府決定撤退之前日夜間，财政廳長程遠帆偕王大綱到山，告我明日将離杭，在杭與伯樵等談過，恐我出門無人照顧，與大綱商，願否再來吾家，大綱一口答應，故立刻請他攜鋪蓋及一小皮包，随同上山。
危難中許多故人不忘我，令我感激。
從此，大綱等于吾家一個子弟，助我各種事務，在抗戰時及抗戰後，我所經手之公私各事，無不有其一臂之勞，到一九五〇年我全家離香港到美國為止。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一個深夜，庾村來電話，說話者是吾舅葛振民（敬康），他剛由南京到庾村，有卡車一輛來接我，是伯樵等所安排。
他告訴我，白日有空襲，在京杭國道上車須夜行，他們深夜到此，拟次日夜間回京，要我在傍晚以前下山到庾村起程。
他另有小車來接敬安姨母返京。
我斟酌之下，時勢至此，不再以無用之身，仆仆道途。
與仰先嫂商，請她攜德容，并代我将熙治帶走，我仍留山。
康舅再來電話，我不下山，他亦不歸，請勿固執。
我的妹夫錢乙藜，與仲完複由南京來長途電話，謂此系最後且難得借通之軍用電話，請勿負朋友之情。
仲完說話等于哀求我離山，她們在乙藜家候我。
一日之間，仰先嫂代為整理各人行李，女教師無家在山者均同走。
性白、競心都主張我走，減少山上目标，說我可為之事他們必繼續為之。
遂與性白商必要時學校、農場種種措置，我告訴他，同人安全為第一，身外之物請勿顧惜，屬于我私人者更勿措意。
我堅守此約，抗戰八年中，性白夫婦及其他往來山滬之人，我從未幹以私事。
對于文件，托以不能保則毀，此事性白夫婦為我辛苦妥善保存，使我今日還有一點可貢獻的史料，連裝置藏山的工友，我終生感激不忘。
性白夫人名李雪鈞，亦屬莫小教師，後亦參加我們校董會。
終抗戰之世，她夫婦堅守崗位，直接保全了莫幹小學，間接保全了莫幹山。
在夜色蒼茫中，我們一行人到庾村“文治藏書樓”，此時吾家在杭州的書亦已搬到此地，我曾與浙大竺校長談杭州圖書館的書，而我們自己的書我一點未有安排。
這時莫幹小學的小朋友們已放學回家，都未得見。
經過膺白的墳，我默念：萬一被炮毀如何？繼思普天之下，何處非先人廬墓！膺白若不死，正欲“拼此一命”，則何惜此白骨？忽然一個奇想湧上心頭，我托性白：此地若為敵占，臨走請用泥土掩蓋石碑，不留名姓于淪陷之區。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卷第六期）
王有芳年事已高，在安慶工人中為前輩，受人尊重，他的後輩雖已讀書，本人識字無多，對這些公文不甚了了，但知不是好意。
來見膺白，看前後公文，顯屬有意為難，問他意欲如何。
他堅求莫幹小學收買其地。
膺白問：“既肯出賣，何妨估價讓公路局收買，或者并不吃虧亦未可知。
”他意有未平，言即使高價亦不願讓，于是膺白照其價買歸學校，将四間小車房無代價借給公路局使用，以一年為期，而以大車間改成倉庫。
吾家在鄉間不管公家閑事，隻此一次救王有芳之急，然仍借給小車房，不使公路局難堪。
這倉庫與車間，抗戰時毀為一片瓦礫，我迄無力恢複之。
浙江大學竺校長藕舫（可桢）夫婦到山來訪，他們正在打算浙大遷徙的問題。
我自己在山雖未萌退志，然莫幹非可久安，于大學不宜，據實以告。
他們想把孩子送“臨中”寄宿，我答應照顧，後來局勢急轉，未成事實。
我想起杭州的“圖書”應早搬開，請其向有關的人陳述。
他談起我所捐屋，謂聞有人提議發彩票出售，問我意見。
我說：“為抗戰用，已經提出，但憑政府處置。
個人則不取賭博方法的。
” 同學趙佩文（懋雲）由她家鄉四川榮昌縣來信，謂江浙恐不守，請到她家避難，這是第一個來邀我的朋友。
後來還有武漢方面膺白的朋友，都令我感激。
我函謝佩文，我以為江浙駐有重兵，且築有極堅固之防禦工事“興登堡線”，不想半年的堅守都不能的。
白雲山館石砌前有一棵大楓樹，為全國最大的一棵，入冬葉褪深紅色，以前我們在此時都已返滬，故未見過。
這一年滿樹紅葉，扶搖上天，婆娑蓋地，景色正對着“臨中”高年級的講堂。
我常常想，這小小山頭，能作“避秦的桃源”，亦能作“亡秦的三戶”。
同居的計太太、樓先生漸漸以避地之說打動我，她們聽到幾家人家的遠行計劃。
一日我對她們說，在山我還可以做一點自己以外的事，出門将何之？人地生疏，累朋友于心不安，無人照應，寸步難移。
于是我們心又定下來，不作任何準備，但我從不勸别人留在山上。
即我們學校的安排，亦隻使人在山一日有一日書讀，始終給人以流動自如的。
伯樵、仲完曾來山上，伯樵為京滬滬杭兩路局長，已在夜間疏散重要物資，暗渡錢江大橋。
仲完想留在山上，又想勸我走。
他們離山赴杭，我又清靜下來。
浙江省政府決定撤退之前日夜間，财政廳長程遠帆偕王大綱到山，告我明日将離杭，在杭與伯樵等談過，恐我出門無人照顧，與大綱商，願否再來吾家，大綱一口答應，故立刻請他攜鋪蓋及一小皮包，随同上山。
危難中許多故人不忘我，令我感激。
從此，大綱等于吾家一個子弟，助我各種事務，在抗戰時及抗戰後，我所經手之公私各事，無不有其一臂之勞，到一九五〇年我全家離香港到美國為止。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一個深夜，庾村來電話，說話者是吾舅葛振民（敬康），他剛由南京到庾村，有卡車一輛來接我，是伯樵等所安排。
他告訴我，白日有空襲，在京杭國道上車須夜行，他們深夜到此，拟次日夜間回京，要我在傍晚以前下山到庾村起程。
他另有小車來接敬安姨母返京。
我斟酌之下，時勢至此，不再以無用之身，仆仆道途。
與仰先嫂商，請她攜德容，并代我将熙治帶走，我仍留山。
康舅再來電話，我不下山，他亦不歸，請勿固執。
我的妹夫錢乙藜，與仲完複由南京來長途電話，謂此系最後且難得借通之軍用電話，請勿負朋友之情。
仲完說話等于哀求我離山，她們在乙藜家候我。
一日之間，仰先嫂代為整理各人行李，女教師無家在山者均同走。
性白、競心都主張我走，減少山上目标，說我可為之事他們必繼續為之。
遂與性白商必要時學校、農場種種措置，我告訴他，同人安全為第一，身外之物請勿顧惜，屬于我私人者更勿措意。
我堅守此約，抗戰八年中，性白夫婦及其他往來山滬之人，我從未幹以私事。
對于文件，托以不能保則毀，此事性白夫婦為我辛苦妥善保存，使我今日還有一點可貢獻的史料，連裝置藏山的工友，我終生感激不忘。
性白夫人名李雪鈞，亦屬莫小教師，後亦參加我們校董會。
終抗戰之世，她夫婦堅守崗位，直接保全了莫幹小學，間接保全了莫幹山。
在夜色蒼茫中，我們一行人到庾村“文治藏書樓”，此時吾家在杭州的書亦已搬到此地，我曾與浙大竺校長談杭州圖書館的書，而我們自己的書我一點未有安排。
這時莫幹小學的小朋友們已放學回家，都未得見。
經過膺白的墳，我默念：萬一被炮毀如何？繼思普天之下，何處非先人廬墓！膺白若不死，正欲“拼此一命”，則何惜此白骨？忽然一個奇想湧上心頭，我托性白：此地若為敵占，臨走請用泥土掩蓋石碑，不留名姓于淪陷之區。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