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莫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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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假樓亦可置榻。
業主去世，太太在滬急等錢用。
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獨返滬成交，即帶行李，攜熙治到山；無論如何，這個夏天決計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盡濕，到滬即做雨衣兩件，為自己與膺白各一。
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輪原定下午四時可抵三橋埠，因河水高漲，幾處橋洞不能通過，繞道而行，至晚八時始到埠。
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兩件，下山接我們，我們冒雨登山，坐着藤轎，轎夫涉水而行，以樹葉掩護手提燈籠，行路甚慢，到旅館已午夜十二時。
熙治坐我懷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來，見山頭屋宇都在眼下，以為“與天已近”，她時年六歲。
莫幹山一共三個山頂，都在一望之中。
五百〇九号英人“瓊司”家的屋在東頂，種有不少楓樹，入春滿園紅葉，原名“春園”。
這些楓樹，我們進屋時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後一次到山&mdash&mdash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蔭可蔽園。
屋内器具都現成，床榻碗盞俱備，我們喜其簡樸，一切保存使用。
若幹年中，僅添藤沙發椅一套，各人書桌一張。
其後吾家在山上添築客舍，山麓建藏書樓，向上海搬來用具均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終是瓊司家舊物。
我們不能不除去瓊司家原有門牌；這舊主遺物，後來我們以之砌入園中一處石座，以存紀念。
膺白同我商量給這屋一個新稱，得來全不費功夫。
在這以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整理由天津運來的書箱；一向我們書放在書架，搬家則裝大木箱，書架已一再放棄，書籍裝卸亦苦費手續。
膺白想起舊時以小木箱置書之法，平時疊疊如櫥，搬動時原箱加上夾闆。
伯樵介紹其素識利通木器店，價目公道，主人頗有匠心。
膺白和他讨論，他建議在書箱門上标明書類，并刻上一個齋名。
膺白沒有用過别号或書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過一個宿願：“他日終老山間，讀書為樂”，不期脫口而出“白雲山館”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書箱。
此時要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雲山館”是先有其名而後有其處。
人不難有淡泊之志，而難有甯靜之心，我同膺白時時互相勉勵。
君怡有一年送過我幾種商務書館出售的石印對聯，中有一幅康有為寫的“天爵自尊吾自貴，此心無怨亦無尤”，我很喜歡。
山上霧多濕重，普通字畫易黴易蛀，我們舍不得用。
這幅石印的對聯我拿到山館挂着，挂在膺白書房，亦即在我們卧室門口。
我們已把大卧房隔分為二，成為一間書房，一間卧室。
後來又把假樓改為真樓，則我亦有一間和熙治合用的書房在樓上。
熙治在課卷裡天真的寫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個朋友李曉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學有心得，常以此來慰藉我們。
在他以前，膺白曾有兩個佛門朋友，那還在我們居天津時，一個是太虛和尚，一個是韓達齋（玉辰）先生。
太虛和尚并不向膺白說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經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說《四十二章經》。
韓先生來吾家時常講“瑜伽”“因明”，膺白聽得不耐煩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廳裡剩我一人，我并不懂，隻為禮貌而陪客。
到上海後，李先生送給我們幾種佛書均未開看。
我們在滬之日，每至傍晚有點寂寞時，膺白常問我：“叫車去接菩薩來談談如何？”“菩薩”是我們給李先生的綽号。
李家的傭人傳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蓋被，然後退出；遇着自己遲睡，或風雨之夕，還要進去看看。
這些話由我家傭人傳到我們耳朵。
膺白雖和李先生有數十年交誼，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聞此，我們二人都有點感動。
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們對他所說法，因其人而漸漸聽受。
任何宗教是雙軌的，以佛法言，一條是“上求菩提”，一條是“普濟衆生”。
前者亦稱“自求解脫”，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學佛而隻為此，佛家稱為“自了漢”，遠非究竟。
我們上山時的心境，幸虧有過這點因緣，一日一日平安起來。
我記山館之事，曾有“東頂頻添舍利座，春園買作維摩室”，“更年年攜手白雲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寫實。
我們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鄉掃墓後上山，冬季下雪後返滬。
山上沒有生産，食品都從三橋埠肩挑而至，冰雪載途之日，販夫不能按期而來。
跟我們的傭人亦歲晚思歸，故每年最冷幾個月不得不回城裡住。
在山日常生活，我以教熙治書為主；我以自己幼年新舊參半的讀書方法教她。
性情不同，我講得好點的功課，未必她所喜歡。
時代亦不同，我有機會讀書是很幸福，等于有伴娛樂；她的時代已經學校林立，同學成群，而我将她與我困在一間書房，我們師生成績都不大好，我成為嚴師而非慈母。
膺白獨在樓下書房，他每日早餐以前，已經跑過一回山。
“塔山”是莫幹山中間一個山頭，亦是最高點，他通常晨起出繞塔山一周而歸早餐。
我和膺白開始學靜是臨帖，他寫隸書，我臨魏碑。
他書法并不佳，我的字是性急塗鴉，無可再糟，用功已來不及。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言“我心有神，我手有鬼”，我看了懔然，寫字，我豈隻手有鬼，心亦然。
包安吳和康南海的書都看了，所述碑帖路數，有機會亦買來看了，終是無用。
我們寫了一時字，手依然故我，然心境則大為改變
業主去世，太太在滬急等錢用。
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獨返滬成交，即帶行李，攜熙治到山；無論如何，這個夏天決計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盡濕，到滬即做雨衣兩件，為自己與膺白各一。
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輪原定下午四時可抵三橋埠，因河水高漲，幾處橋洞不能通過，繞道而行，至晚八時始到埠。
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兩件，下山接我們，我們冒雨登山，坐着藤轎，轎夫涉水而行，以樹葉掩護手提燈籠，行路甚慢，到旅館已午夜十二時。
熙治坐我懷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來，見山頭屋宇都在眼下，以為“與天已近”，她時年六歲。
莫幹山一共三個山頂，都在一望之中。
五百〇九号英人“瓊司”家的屋在東頂，種有不少楓樹，入春滿園紅葉，原名“春園”。
這些楓樹，我們進屋時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後一次到山&mdash&mdash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蔭可蔽園。
屋内器具都現成，床榻碗盞俱備，我們喜其簡樸，一切保存使用。
若幹年中，僅添藤沙發椅一套，各人書桌一張。
其後吾家在山上添築客舍，山麓建藏書樓，向上海搬來用具均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終是瓊司家舊物。
我們不能不除去瓊司家原有門牌；這舊主遺物，後來我們以之砌入園中一處石座，以存紀念。
膺白同我商量給這屋一個新稱，得來全不費功夫。
在這以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整理由天津運來的書箱；一向我們書放在書架，搬家則裝大木箱，書架已一再放棄，書籍裝卸亦苦費手續。
膺白想起舊時以小木箱置書之法，平時疊疊如櫥，搬動時原箱加上夾闆。
伯樵介紹其素識利通木器店，價目公道，主人頗有匠心。
膺白和他讨論，他建議在書箱門上标明書類，并刻上一個齋名。
膺白沒有用過别号或書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過一個宿願：“他日終老山間，讀書為樂”，不期脫口而出“白雲山館”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書箱。
此時要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雲山館”是先有其名而後有其處。
人不難有淡泊之志，而難有甯靜之心，我同膺白時時互相勉勵。
君怡有一年送過我幾種商務書館出售的石印對聯，中有一幅康有為寫的“天爵自尊吾自貴，此心無怨亦無尤”，我很喜歡。
山上霧多濕重，普通字畫易黴易蛀，我們舍不得用。
這幅石印的對聯我拿到山館挂着，挂在膺白書房，亦即在我們卧室門口。
我們已把大卧房隔分為二，成為一間書房，一間卧室。
後來又把假樓改為真樓，則我亦有一間和熙治合用的書房在樓上。
熙治在課卷裡天真的寫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個朋友李曉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學有心得，常以此來慰藉我們。
在他以前，膺白曾有兩個佛門朋友，那還在我們居天津時，一個是太虛和尚，一個是韓達齋（玉辰）先生。
太虛和尚并不向膺白說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經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說《四十二章經》。
韓先生來吾家時常講“瑜伽”“因明”，膺白聽得不耐煩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廳裡剩我一人，我并不懂，隻為禮貌而陪客。
到上海後，李先生送給我們幾種佛書均未開看。
我們在滬之日，每至傍晚有點寂寞時，膺白常問我：“叫車去接菩薩來談談如何？”“菩薩”是我們給李先生的綽号。
李家的傭人傳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蓋被，然後退出；遇着自己遲睡，或風雨之夕，還要進去看看。
這些話由我家傭人傳到我們耳朵。
膺白雖和李先生有數十年交誼，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聞此，我們二人都有點感動。
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們對他所說法，因其人而漸漸聽受。
任何宗教是雙軌的，以佛法言，一條是“上求菩提”，一條是“普濟衆生”。
前者亦稱“自求解脫”，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學佛而隻為此，佛家稱為“自了漢”，遠非究竟。
我們上山時的心境，幸虧有過這點因緣，一日一日平安起來。
我記山館之事，曾有“東頂頻添舍利座，春園買作維摩室”，“更年年攜手白雲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寫實。
我們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鄉掃墓後上山，冬季下雪後返滬。
山上沒有生産，食品都從三橋埠肩挑而至，冰雪載途之日，販夫不能按期而來。
跟我們的傭人亦歲晚思歸，故每年最冷幾個月不得不回城裡住。
在山日常生活，我以教熙治書為主；我以自己幼年新舊參半的讀書方法教她。
性情不同，我講得好點的功課，未必她所喜歡。
時代亦不同，我有機會讀書是很幸福，等于有伴娛樂；她的時代已經學校林立，同學成群，而我将她與我困在一間書房，我們師生成績都不大好，我成為嚴師而非慈母。
膺白獨在樓下書房，他每日早餐以前，已經跑過一回山。
“塔山”是莫幹山中間一個山頭，亦是最高點，他通常晨起出繞塔山一周而歸早餐。
我和膺白開始學靜是臨帖，他寫隸書，我臨魏碑。
他書法并不佳，我的字是性急塗鴉，無可再糟，用功已來不及。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言“我心有神，我手有鬼”，我看了懔然，寫字，我豈隻手有鬼，心亦然。
包安吳和康南海的書都看了，所述碑帖路數，有機會亦買來看了，終是無用。
我們寫了一時字，手依然故我，然心境則大為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