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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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陶先生和鄧演達先生。
其時安徽、江蘇、浙江還都在北軍之手，正是勁敵當前，而武漢已開始内讧，蔣先生時時憂勤見于面色。
我隻知其下山系赴前敵，為保密規矩，連其他各人到何處都不相問。
膺白與我是到漢口的。
事先隻知道一件事，季陶先生的任務是往日本。
在車上，他和鄧演達坐在一起，别人問他，他說和擇生同往漢口，并說他的鋪蓋行李都是擇生的當差代為料理，擇生者，鄧演達的号。
我暗想戴先生東行的消息不确，難道要西至漢口再向東行？直到過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然肚痛，将到九江，他說不能再走，請鄧演達叫當差把他的鋪蓋行李放下。
這段盤馬彎弓之計，至此方才明白。
膺白在漢口一次演說稱中山先生，次日報上大加攻擊，謂為大不敬，我問該如何稱，說稱“總理”。
膺白兩個朋友的兄弟，後來都遇害的：李曉垣的弟漢俊，耿伯钊（觐文）的弟仲钊，此時都在漢口。
漢俊死後，太太不白冤不肯出武昌城。
仲钊死後，太太出家為尼。
我們同情兩個哥哥的傷心，痛惜兩個弟弟的慘死。
曉垣先生因此學佛，我們因勸他而反被他勸得亦學佛，這是後來的事。
我們所住旅館德明飯店，據說本來設備甚好，此時幾乎水電皆不周，将關門情況。
耿仲钊先生還是第一個來看我們，他問旅館裡有何不便，我幾乎訴苦，忽然想起這是小資産階級習慣，而即縮回不說。
他請我到婦女會演講，我不知應該說什麼，而且我有偏見，男女同隸于四民，沒有男子會何以要有婦女會，故亦遜謝了。
李家的弟弟我沒有見，膺白和他談過。
當時國民革命軍每個軍隊裡，都有政治部主任，大概是仿蘇聯辦法，後來首被清除的是這批人。
我們在漢口先住旅館，後搬市政府工務局的宿舍，伯樵、仲完是我們的主人。
市長劉塵蘇（文島）夫婦原亦住在那裡，他們搬出，空出的房間讓我們住。
蘇聯的一個歌舞劇團剛到過漢口，大概其中的女主角馬露西很漂亮，輕松的談天就是舞團和馬露西的事，仲完還有其照片。
街上常聽到“打倒列強，打倒列強，國民革命成功，齊奮鬥”之歌。
有人聽錯廣東音“齊奮鬥”三字為“吃飯茶”，說革命成功大家有飯吃有茶喝。
一個社會在窮則思變的時候，人們心理往往一面興奮，一面恐懼。
伯樵為市工務局長，常有人來報告“逆産”可以沒收，其時大家正要覓屋，仲完很怕伯樵被引動，她曾不安而私告我：“逆”豈可随意加人身上？沒收私産亦不可随便。
工務局到底沒有做這些事。
仲完自己卻做一件極孩子氣的事，她大概受蘇聯舞團的影響，買了一個廣東貨黑綢繡五彩花四圍纓絡的台毯，對合成三角形可作圍巾。
我一到她要我承認這是我送她之物，她當時亦在做事，自己有收入，不必用伯樵薪水，因伯樵不贊成這裝束，故推作是我所送。
和我們同住在市工務局宿舍的，除伯樵、仲完夫婦，還有吾弟君怡，和塵蘇夫人廖世劭之姊世勃。
世勃是我北洋女師同學，且是好友。
一日，她由婦女會工作回來告訴我，每次拟标語計無所出，該打倒的東西已都寫了出來，這日寫了幾張打倒蚊子蒼蠅的标語。
打倒人類之敵，或社會之敵，要緊在行動不在寫說，而行動的方法和後果，都要算計得有條有理。
這些洩憤式的标語，打草不驚蛇，徒長自己虛驕之氣，養成許多浮躁不負責任，以消極為積極的人，國家受累很久。
那時應酬場中，最時髦而顯得重要是提起鮑先生、鮑夫人；鮑先生就是蘇聯顧問鮑羅廷。
據聞政治會議最後的決定由他，他并不出席會議，開會要決議時，主席起來打電話給他，然後定議。
有一次幾個熟人坐着談天，我不知如何談到土耳其，膺白急用眼色止我。
我少時讀書，世界上有兩個不可救藥的老大帝國：一是中國，一即土耳其。
對土耳其的革命，我一向瞻望着以蔔我們自己國家的命運，老早看關于凱末爾的書。
鮑羅廷未來中國以前，先在土耳其幫他們革命，土耳其革命成功，厭惡蘇聯壓迫，将鮑趕走，所以提到土耳其是犯諱的。
那時要人們紛紛送子弟往蘇聯去，不去的嘴裡亦說着要去，沒有兒子的想送侄兒去。
市上百業蕭條，一件小事我甚奇怪，色彩極“左”的婦女還要在被打倒之列強店鋪買應用品，不禁感到身體力行之難。
然國民革命軍治下，婦女地位之提高，是一件大事。
職業婦女亦日漸多起來。
蔣先生和總司令部在南昌，而膺白到漢口，他到漢口的任務為何？他沒有分析告訴我，他的動作和方向，大概是外交和經濟。
此時國民革命軍的方向是東征而不是北伐，一到上海，這兩個問題不但不能避免，而須面對。
且為國民政府成立最要緊的事。
這兩個問題亦分不開，國民黨若要改變一面倒與蘇聯的辦法，日英兩國是不能不首謀諒解的。
此事不但共産黨和左派所不喜，即右派亦未必能統籌全局，注意到此。
蔣先生是當家人，見到最早。
上述戴季陶先生赴日之事，即
其時安徽、江蘇、浙江還都在北軍之手，正是勁敵當前，而武漢已開始内讧，蔣先生時時憂勤見于面色。
我隻知其下山系赴前敵，為保密規矩，連其他各人到何處都不相問。
膺白與我是到漢口的。
事先隻知道一件事，季陶先生的任務是往日本。
在車上，他和鄧演達坐在一起，别人問他，他說和擇生同往漢口，并說他的鋪蓋行李都是擇生的當差代為料理，擇生者，鄧演達的号。
我暗想戴先生東行的消息不确，難道要西至漢口再向東行？直到過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然肚痛，将到九江，他說不能再走，請鄧演達叫當差把他的鋪蓋行李放下。
這段盤馬彎弓之計，至此方才明白。
膺白在漢口一次演說稱中山先生，次日報上大加攻擊，謂為大不敬，我問該如何稱，說稱“總理”。
膺白兩個朋友的兄弟，後來都遇害的：李曉垣的弟漢俊，耿伯钊（觐文）的弟仲钊，此時都在漢口。
漢俊死後，太太不白冤不肯出武昌城。
仲钊死後，太太出家為尼。
我們同情兩個哥哥的傷心，痛惜兩個弟弟的慘死。
曉垣先生因此學佛，我們因勸他而反被他勸得亦學佛，這是後來的事。
我們所住旅館德明飯店，據說本來設備甚好，此時幾乎水電皆不周，将關門情況。
耿仲钊先生還是第一個來看我們，他問旅館裡有何不便，我幾乎訴苦，忽然想起這是小資産階級習慣，而即縮回不說。
他請我到婦女會演講，我不知應該說什麼，而且我有偏見，男女同隸于四民，沒有男子會何以要有婦女會，故亦遜謝了。
李家的弟弟我沒有見，膺白和他談過。
當時國民革命軍每個軍隊裡，都有政治部主任，大概是仿蘇聯辦法，後來首被清除的是這批人。
我們在漢口先住旅館，後搬市政府工務局的宿舍，伯樵、仲完是我們的主人。
市長劉塵蘇（文島）夫婦原亦住在那裡，他們搬出，空出的房間讓我們住。
蘇聯的一個歌舞劇團剛到過漢口，大概其中的女主角馬露西很漂亮，輕松的談天就是舞團和馬露西的事，仲完還有其照片。
街上常聽到“打倒列強，打倒列強，國民革命成功，齊奮鬥”之歌。
有人聽錯廣東音“齊奮鬥”三字為“吃飯茶”，說革命成功大家有飯吃有茶喝。
一個社會在窮則思變的時候，人們心理往往一面興奮，一面恐懼。
伯樵為市工務局長，常有人來報告“逆産”可以沒收，其時大家正要覓屋，仲完很怕伯樵被引動，她曾不安而私告我：“逆”豈可随意加人身上？沒收私産亦不可随便。
工務局到底沒有做這些事。
仲完自己卻做一件極孩子氣的事，她大概受蘇聯舞團的影響，買了一個廣東貨黑綢繡五彩花四圍纓絡的台毯，對合成三角形可作圍巾。
我一到她要我承認這是我送她之物，她當時亦在做事，自己有收入，不必用伯樵薪水，因伯樵不贊成這裝束，故推作是我所送。
和我們同住在市工務局宿舍的，除伯樵、仲完夫婦，還有吾弟君怡，和塵蘇夫人廖世劭之姊世勃。
世勃是我北洋女師同學，且是好友。
一日，她由婦女會工作回來告訴我，每次拟标語計無所出，該打倒的東西已都寫了出來，這日寫了幾張打倒蚊子蒼蠅的标語。
打倒人類之敵，或社會之敵，要緊在行動不在寫說，而行動的方法和後果，都要算計得有條有理。
這些洩憤式的标語，打草不驚蛇，徒長自己虛驕之氣，養成許多浮躁不負責任，以消極為積極的人，國家受累很久。
那時應酬場中，最時髦而顯得重要是提起鮑先生、鮑夫人；鮑先生就是蘇聯顧問鮑羅廷。
據聞政治會議最後的決定由他，他并不出席會議，開會要決議時，主席起來打電話給他，然後定議。
有一次幾個熟人坐着談天，我不知如何談到土耳其，膺白急用眼色止我。
我少時讀書，世界上有兩個不可救藥的老大帝國：一是中國，一即土耳其。
對土耳其的革命，我一向瞻望着以蔔我們自己國家的命運，老早看關于凱末爾的書。
鮑羅廷未來中國以前，先在土耳其幫他們革命，土耳其革命成功，厭惡蘇聯壓迫，将鮑趕走，所以提到土耳其是犯諱的。
那時要人們紛紛送子弟往蘇聯去，不去的嘴裡亦說着要去，沒有兒子的想送侄兒去。
市上百業蕭條，一件小事我甚奇怪，色彩極“左”的婦女還要在被打倒之列強店鋪買應用品，不禁感到身體力行之難。
然國民革命軍治下，婦女地位之提高，是一件大事。
職業婦女亦日漸多起來。
蔣先生和總司令部在南昌，而膺白到漢口，他到漢口的任務為何？他沒有分析告訴我，他的動作和方向，大概是外交和經濟。
此時國民革命軍的方向是東征而不是北伐，一到上海，這兩個問題不但不能避免，而須面對。
且為國民政府成立最要緊的事。
這兩個問題亦分不開，國民黨若要改變一面倒與蘇聯的辦法，日英兩國是不能不首謀諒解的。
此事不但共産黨和左派所不喜，即右派亦未必能統籌全局，注意到此。
蔣先生是當家人，見到最早。
上述戴季陶先生赴日之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