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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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在再寫這篇雜記的回憶前，我必須向讀者道謝和解說一下，因為我停了幾期未寫，收到很多來信和問我為何不接着寫下去，并且朋友們見面又總問這個，我不能一一答複，這個毛病就是我不能動筆，因為幾個月前我的右手大姆指骨忽然高起半寸多來，并且右膀時時麻痛，我自己恐怕是骨癌，經醫生多少次的檢查和照X光線，照相上并無癌症的症狀，說是字寫的太多了，我自己覺得可笑的很。
照我寫東西和一般著者來比，不知要少多少倍，實情就是因為在美國的家庭主婦一天到晚的雜事不知有多少，從無一刻鐘能坐定下來不動的。
近年來更因為趙先生趕寫他自己的書，又加他的腰部背部近來不能做重工作，因為會影響到他的胃，所以一切粗細瑣事都是由我來擔任了&mdash&mdash除了每早他做早飯和來客由他配雞尾酒(那個他認為是“輕工作”)。
并且我寫回憶這種事，要麼沒有動筆則可，若是想到了來寫就得一口氣連寫下去。
在美國的困難，将來我寫住美四十多年的雜記和各方面觀感時，我再都給描寫出來。
現在不能一一的回信，就在這兒總道歉一下了。
前文提過一下，入中央研究院的來源，因為從有中央研究院起元任就和它發生了關系，一是楊杏佛答應元任不任行政可以，但是永不許辭職，元任還說笑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變了也不準離去嗎？沒想到變成谶語：他不久死了；二是傅孟真說他在研究院一日，元任一日不能離院，此雖默契，自然不能告訴外人的，而孟真又知元任絕對不幹行政事和争權，所以屢次有人提元任做總幹事等等，孟真總阻止，别人還誤認為孟真反對元任在他上頭，并且有些不知道的人因此妒忌元任的就由此設法離間。
而孟真對于語言組所以永不願換主任也是這個緣故。
這些事實我以前始終沒有宣布過的。
在那時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半在上海，元任提議曆史語言所應在北平好點(那時北京已改稱北平)，可以就各處書籍文化機關等等，并且全院在南北都有研究所，比較全國性一點。
孟真也贊成，那時因孟真還未完全離開中山大學，就和元任商談，讓元任回到北平後先開始語言所，曆史等他到後再說，所以我們回北平後就由清華園搬出來，先租了東單牌樓羊益胡同四十号住了幾個月，但是一到城裡我們的事就多起來了。
我們也覺得各事比住在清華便當的多，但是還是安穩不下來，大家很多人組織了一個小劇院，元任做董事長，可是負責最多的還是餘上沅和熊佛西他們，大家有寫劇本的，有譯劇本的，有上台的，我們好些太太們在裡面做各種的雜事，我是幫忙化裝也夾在裡面撰劇等等，有一次在協和大禮堂表演，熊佛西和元任兩個人親自上台，那次演的《挂号信》，是元任在美國時寫了玩的，在學生會演過，可是這次連北平的電車頭上都大登起廣告來了。
預演的第一天元任戴了兩付重複的眼鏡，熊以前沒知道，在對話時忽然看見到那種怪形狀，就大笑不止，都演不下去了，幸虧不是正演的時候，隻是化裝排演，可是那次還賣票呢。
想到當日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自從中日戰争起，在國内人的苦境給些人都苦惱的無興趣了，并且多數的聽說已死了，每想到當日情形都曆曆如在目前。
那時我還正懷着第三個孩子，(就是懷着我們這個天才的怪物來思Lensey，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她生在這個房子裡的。
)我那時大肚便便的還是終日忙來忙去的跟着他們忙，有一天叫大二兩女孩唱熊寫的《愛神與詩人》裡的一首歌，她們兩個人也不知道字義，當中有一句是“三個分不開的和聲”，她們唱成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台下大家都問熊你的歌怎麼寫出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來了，我簡直笑的頭都擡不起來了。
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北海公園唱茶，忽然我的侄女楊若憲說：“你看，三個分不開的和尚”。
一看，果有三個和尚在一道走路。
這個笑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所以以後大女如蘭在美國劍橋指揮學生會和唱，那時哈佛和麻省工業學校兩校
照我寫東西和一般著者來比，不知要少多少倍，實情就是因為在美國的家庭主婦一天到晚的雜事不知有多少，從無一刻鐘能坐定下來不動的。
近年來更因為趙先生趕寫他自己的書，又加他的腰部背部近來不能做重工作，因為會影響到他的胃，所以一切粗細瑣事都是由我來擔任了&mdash&mdash除了每早他做早飯和來客由他配雞尾酒(那個他認為是“輕工作”)。
并且我寫回憶這種事，要麼沒有動筆則可，若是想到了來寫就得一口氣連寫下去。
在美國的困難，将來我寫住美四十多年的雜記和各方面觀感時，我再都給描寫出來。
現在不能一一的回信，就在這兒總道歉一下了。
前文提過一下，入中央研究院的來源，因為從有中央研究院起元任就和它發生了關系，一是楊杏佛答應元任不任行政可以，但是永不許辭職，元任還說笑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變了也不準離去嗎？沒想到變成谶語：他不久死了；二是傅孟真說他在研究院一日，元任一日不能離院，此雖默契，自然不能告訴外人的，而孟真又知元任絕對不幹行政事和争權，所以屢次有人提元任做總幹事等等，孟真總阻止，别人還誤認為孟真反對元任在他上頭，并且有些不知道的人因此妒忌元任的就由此設法離間。
而孟真對于語言組所以永不願換主任也是這個緣故。
這些事實我以前始終沒有宣布過的。
在那時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半在上海，元任提議曆史語言所應在北平好點(那時北京已改稱北平)，可以就各處書籍文化機關等等，并且全院在南北都有研究所，比較全國性一點。
孟真也贊成，那時因孟真還未完全離開中山大學，就和元任商談，讓元任回到北平後先開始語言所，曆史等他到後再說，所以我們回北平後就由清華園搬出來，先租了東單牌樓羊益胡同四十号住了幾個月，但是一到城裡我們的事就多起來了。
我們也覺得各事比住在清華便當的多，但是還是安穩不下來，大家很多人組織了一個小劇院，元任做董事長，可是負責最多的還是餘上沅和熊佛西他們，大家有寫劇本的，有譯劇本的，有上台的，我們好些太太們在裡面做各種的雜事，我是幫忙化裝也夾在裡面撰劇等等，有一次在協和大禮堂表演，熊佛西和元任兩個人親自上台，那次演的《挂号信》，是元任在美國時寫了玩的，在學生會演過，可是這次連北平的電車頭上都大登起廣告來了。
預演的第一天元任戴了兩付重複的眼鏡，熊以前沒知道，在對話時忽然看見到那種怪形狀，就大笑不止，都演不下去了，幸虧不是正演的時候，隻是化裝排演，可是那次還賣票呢。
想到當日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自從中日戰争起，在國内人的苦境給些人都苦惱的無興趣了，并且多數的聽說已死了，每想到當日情形都曆曆如在目前。
那時我還正懷着第三個孩子，(就是懷着我們這個天才的怪物來思Lensey，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她生在這個房子裡的。
)我那時大肚便便的還是終日忙來忙去的跟着他們忙，有一天叫大二兩女孩唱熊寫的《愛神與詩人》裡的一首歌，她們兩個人也不知道字義，當中有一句是“三個分不開的和聲”，她們唱成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台下大家都問熊你的歌怎麼寫出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來了，我簡直笑的頭都擡不起來了。
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北海公園唱茶，忽然我的侄女楊若憲說：“你看，三個分不開的和尚”。
一看，果有三個和尚在一道走路。
這個笑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所以以後大女如蘭在美國劍橋指揮學生會和唱，那時哈佛和麻省工業學校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