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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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我跟皮利上校的關系。
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這裡來住。
我并不急于要跟他認識，因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帥勳爵跟前都處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見勳爵的面。
然而，因為他來看我，并且對我有很多客氣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
這種來往繼續下去了，我們有時還彼此邀請在家裡吃吃飯。
我在他家認識了貝魯先生，後來我跟貝魯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談談。
貝魯先生是個美洲人，蘇裡南的一個司令官的兒子，司令官死後，繼任人讷沙泰爾籍的尚伯裡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遺孀。
這位遺孀再度寡居後，便帶兒子到後夫的故鄉來落戶。
貝魯是獨子，十分富有，受到母親的百般疼愛，得到精心的撫養，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
他掌握許多一知半解的知識，對藝術有一定程度的愛好，特别以長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學家的荷蘭人的神氣，他那黝黑的膚色，他那沉默而收斂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個思想家。
他年紀雖輕，可是又聾又鬧痛風，這就使他的一切動作都很穩重、嚴肅；而且，雖然他很愛争吵，甚至有時吵得時間過長，但一般說來，他還是說話不多，因為他耳朵聽不見。
他的整個這副外表都使我肅然起敬，我心裡想：&ldquo這是位思想家，是個明哲的人，有這樣一個人做朋友會是很幸福的。
&rdquo為着徹底使我拜倒，他時常跟我說話，始終不帶任何恭維語。
他不大談到我，不大談到我的書，也很少談到他自己；他不是沒有見解，相反，所說的話都相當正确、這種正确和準确就吸引了我。
在思想上，他沒有元帥勳爵那樣高超精細，但是有同樣的樸實；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勳爵的代表。
我并沒有對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産生了感情，慢慢地，這敬佩之情就帶來了友誼。
我跟他相處，完全忘了我當初反對跟霍爾巴赫男爵交朋友時的那句話：他太富有了；我現在相信我當時是錯了。
經驗一直使我懷疑，一個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論他是誰，會真誠地喜歡我那些原則和這些原則的制訂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我很少見到貝魯，因為我不到讷沙泰爾去，而他又每年隻到皮利上校的山上來一次。
為什麼我不到讷沙泰爾去呢？這是一種孩子氣，不應該避而不談。
雖然我受到了普魯士國王和元帥勳爵的保護，總算避免了我在避難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沒能避免公衆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師們的嘀嘀咕咕。
自從法國向我發動攻擊以來，誰要是不至少給我一點侮辱，就不能顯得是好樣兒的，人們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樣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贊成那種做法。
讷沙泰爾的上層分子，也就是說該城的牧師集團，首先發難，企圖策動邦議會來對付我。
這個企圖未能得逞，牧師們就去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立刻禁了我的書。
他是一有機會就要不客氣地對待我的，他透出話風，甚至明白直說，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裡，人們也是不會容忍的。
牧師們在他們辦的《信使》雜志裡塞滿了荒謬言論和最無聊的僞善之談，這些言論，盡管使頭腦清楚的人為之齒冷，卻也煽動了民衆起來反對我。
但是聽了他們那些話，我畢竟還該感激涕零呢，因為他們能讓我在莫蒂埃住下來，也算是一種不同凡響的恩典了&mdash&mdash實際上，莫蒂埃是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的。
他們恨不得用品脫量空氣給我，要我付高價來買。
他們要我感謝他們的保護，而這種保護，是國王不顧他們的反對給我的，也是他們不斷努力要給我剝奪掉的。
最後，由于他們辦不到這一點，便在盡力損害我、毀謗我之後，拿他們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個功勞，向我誇示他們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們的國土上住下。
我原該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們生起氣來，并且荒謬到決心不到讷沙泰爾城裡去，還把這個決心堅持了近兩年之久。
殊不知他們的态度，不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終是受别人推動的。
我若注意到他們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們了。
再說，那批既無教養又無知識的人，隻看重地位、權力和金錢的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對才智之士應該有所尊重，想不到誰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臉。
有一個什麼村長，曾因貪污撤職的，竟對我那伊薩貝爾的丈夫、特拉維爾谷地的警官說：&ldquo人家都說那個盧梭如何如何聰明，你把他帶來給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rdquo當然啰，說這種話的人所表示的不滿，是不會叫遭到這種不滿的人怎樣生氣的。
根據我在巴黎、日内瓦、伯爾尼乃至讷沙泰爾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當地的牧師對我能給點什麼照顧。
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介紹給他的，他也曾對我表示歡迎。
不過在這地方，人們對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無意義的。
那時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個新教國家，我就不能不參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開活動，否則就要違背我的誓願和我作為公民的義務，所以我得去參加聖事。
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聖體台前被人拒絕，遭到難堪。
看樣子，日内瓦的議會，讷沙泰爾的宗教界都已鬧得滿城風雨了，此地的牧師簡直不可能讓我安安靜靜地走進他的教堂裡去領聖餐的。
所以我看聖餐禮快到的時候，就決定寫封信給蒙莫朗先生（這就是那個牧師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願，并且向他聲明，我心裡始終是歸附新教教會的；同時，我對他說，為了避免有關信條的無謂争辯，我不願個别地對信條作任何解釋。
這個手續一辦，我就放心了，認為蒙莫朗先生一定會拒絕我去，因為他絕不肯讓我不經過事先的個别解釋就去參加聖餐，而我又決不願意進行事先的個别解釋，這樣一來，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
誰知道事情完全不是這樣：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蒙莫朗先生來了，不但向我說明，他在我提出的條件下容許我去領聖餐，并且還說，他和老教友們都以有我這樣一個信徒而引為極大的光榮。
我從來沒有這樣地驚訝過，也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欣慰。
我覺得老是孤獨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種十分凄涼的命運，特别是處于逆境的時候。
在這麼多的通緝與迫害之中，我能對自己說：&ldquo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們在一起。
&rdquo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領了聖餐，這時我内心的感動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淚也許是人們在領聖餐時最能使上帝滿意的精神狀态了。
不久之後，勳爵派人給我送來了布弗萊夫人的一封信，據我推測，這封信至少是通過達朗貝轉來的，因為他認識元帥勳爵。
這是這位夫人自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給我寫的第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她痛切地責備我不該給蒙莫朗先生寫那封信，尤其不該去領聖餐。
我真不懂她是跟誰發這頓脾氣，特别因為，自從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來，我一直就公開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衆目睽睽之下到過荷蘭教堂，誰也沒覺得我這事做得不對。
布弗萊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問題上指導我的信仰，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
不過，我并不懷疑她的用心是好到無以複加的&mdash&mdash雖然我一點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對這種離奇的譴責絕不生氣，心平氣和地複了她的信，給她說明我的理由。
這時，辱罵我的印刷品方興未艾，它們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責怪權力機關對我太溫和了。
主謀者繼續在幕後指揮的這種吠影吠聲的大合唱，很有點陰森可怕的樣子。
我呢，讓他們說去，絲毫不為所動。
有人跟我說，索爾朋神學院發出過一個譴責書。
我根本不信。
這件事，索爾朋有什麼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嗎？這是衆所周知的事。
它想證明我不是好的喀爾文派教徒嗎？這又與它有何相幹？操這種心真是太離奇了，簡直是要頂替我們的牧師了。
看到那個文件之前，我以為是别人假索爾朋的名義把它傳播出去，以便譏笑索爾朋的，讀了那個文件之後，我更相信是這樣。
最後，當我不能再懷疑那個文件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千想萬想都隻想到這一點：應該把整個索爾朋的人都送到瘋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為它來自我所始終敬仰的一個人；這個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堅定，卻惋惜他的行動盲目。
我說的是巴黎總主教反對我的那份訓谕。
我覺得我義不容辭，必須予以答複。
我可以答複得不失身份，這和我當年答複波蘭國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的。
我從來不喜歡伏爾泰式的粗暴的争吵。
我隻知道在保持尊嚴的條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擊我的人能不辱沒我的打擊時，才肯自衛。
我毫不懷疑那篇訓谕是耶稣會教士的手筆，雖然他們當時自己已經成了落水狗，但我在這份訓谕裡還看得出他們打落水狗的那個老信條。
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條行事：一面尊重名義上的作者，一面給作品以緻命的打擊。
我就是這樣幹的，并且相信幹得相當成功。
我覺得住在莫蒂埃很惬意，要想終老于此，隻缺一個可靠的生活來源。
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于我原來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個新家，一切家具，賣的賣，丢的丢，再加上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費，我原來的計劃全給推翻了。
眼看我面前的那筆小資金一天天在減少，再有兩三年就會把剩下的那點錢消耗淨盡，而除了再去寫書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積起這樣一筆小資金，而寫書是個不祥的職業，我又早已放棄了。
我深信，形勢不久會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轉變的，社會大衆從他們的瘋狂中覺悟過來之後，會使權力者也為自己的瘋狂而感到羞慚，所以我隻想設法把我的生活資源維持到那個時來運轉的時候，将來有了這種轉變，我就能在各種送上門來的生活資源中加以選擇。
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樂辭典》。
這部辭典，我費了十年工夫，已經搞得差不多了，隻差最後的修改和譽清。
不久前别人給我寄來的我的書籍為我提供了完成這個工作所需的資料；同時寄來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夠開始寫我的《回憶錄》，從此以後，我要集中精力專搞這部著作了。
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轉抄到一個集子裡，以便引導我的記憶力，弄清事實與時間的順序。
我早已把我要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選擇好了，次序的銜接差不多十年都沒有間斷。
然而，當我清理轉抄的時候，發現裡面有個漏洞，很使我驚訝。
這漏洞有近乎六個月之久，從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
我清楚地記得我把狄德羅、德萊爾、埃皮奈夫人、舍農索夫人等等的許多信都挑選出來了，這些信正好填滿這個漏洞，而現在卻找不到了。
都到哪裡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盧森堡公館裡的那幾個月當中有人動過嗎？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曾看到元帥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個房間的鑰匙。
因為有好幾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羅的信都沒有日期，又因為我曾被迫憑着記憶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還以為我曾把日期弄錯了，特意把無日期的信或經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來，&mdash一加以檢查，看看在這裡面是不是真找不到應該填補這個漏洞的信件。
這個嘗試沒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實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
誰偷去了呢？為什麼要偷呢？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幾場大争吵之前、在我為《朱麗》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時候寫的，跟誰也沒有利害關系。
内容至多也隻是狄德羅的一些糾纏、德萊爾的一些挖苦、舍農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mdash&mdash那時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間的關系非常之好&mdash&mdash一些友誼的表示。
這種信對誰又有什麼用呢？拿去幹什麼呢？七年之後，我才猜想到這一盜竊的醜惡目的。
這個缺欠查實了，我就檢查文稿，看看是不是還會發現其他缺欠。
我又發現了幾個，而這幾個缺欠，又因為我的記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還會有其他的缺欠。
我發現《感性倫理學》的草稿沒有了，《愛德華爵士奇遇記》提要的草稿也沒有了。
這後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認，使我有些懷疑是盧森堡夫人幹的。
這些文件是她的随身侍從拉·羅什寄給我的，我想天下也隻有她能關心這點廢紙；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還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麼值得她關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個人懷有惡意，也不能利用來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僞造。
至于盧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對我的友誼也是真實的，我不能有一時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這種疑心就落在元帥夫人身上。
我為尋找這個竊犯傷了很久的腦筋，最後覺得隻有一個想法比較合理，就是把這個偷竊行為歸咎于達朗貝。
他那時已經鑽到盧森堡夫人家裡去了，很可能想了個什麼辦法去看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東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給我添點麻煩，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東西據為已有。
我想，《感性倫理學》這個名稱可能迷惑了他，以為是發現了一部真正的論唯物主義的著作的綱要。
大家都不難想象，他會怎樣利用這種綱要來對付我。
我深信他細閱草稿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想錯了；而且我既已決定完全脫離文壇，所以對于這次扒竊，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mdash&mdash這次的扒竊已經不是同一隻手所犯的第一次，過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沒有發過一句牢騷。
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這種不老實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過這種事一樣；我就開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專心寫我的《忏悔錄》了。
我很久以來就認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對通緝我的那道命令裡違反教會法的地方會提出抗議的。
可是一切都平靜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實際上卻有一種普遍的不滿，隻等機會一到就表現出來。
我的許多朋友，或者自稱為朋友的人們，一封接一封地寫信給我，催我去領導他們，保證公衆會糾正議會的過失。
我怕我一到場就會引起紛亂和騷動，所以沒有接受他們的請求；我是忠于我過去的誓言的，永遠不插手我國的任何内亂，所以我甯願讓侮辱繼續下去，在祖國以外流亡，而不願用暴烈而危險的手段返回祖國。
誠然，我原來期待市民方面對一個與他們有極大利害關系的違法行為會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實上卻一點也沒有。
領導市民階級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機會顯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們在暗中搗鬼，卻默不作聲，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們、假虔誠和自稱虔誠的人們吵翻了天，這些人都是議會推出來打前陣的，為的是使無知的小民覺得我醜惡不堪，而把他們的胡作非為看作是出于宗教熱忱。
我原以為有人會出來對非法的裁決程序提出抗議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後，我作出了決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棄了，就決心放棄我那忘恩負義的祖國。
本來我就一直沒有在祖國生活過，也沒有得到祖國的任何好處、任何幫助，而作為我努力為它争光的報答，我竟被這樣卑鄙地對待了，而且是舉國一緻的對待，那些應該說話的人什麼也沒有說。
因此，我就給那一年的首席執行委員&mdash&mdash我想就是法弗爾先生，寫了一封信，正式放棄我的市民權，不過在這封信裡，我還是顧到了禮數，保持着克制。
敵人的殘暴常迫使我在災難中做出豪邁的舉動，而我在做出豪邁的舉動時始終是注意到禮數和克制的。
我這種做法終于使公民們睜開了眼：他們感覺到，他們為自身利益計也大不該放棄對我的保衛，因此他們就起來保衛我了，但是為時已經太晚。
他們還有别的一些不滿，都拿來和這項不滿合在一起，構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見書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
議會自恃有法國政府做後台，便予他們以嚴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絕，這樣一來，他們越發感到議會要奴役他們，所以也就越發擴大意見書的範圍，加強意見書的份量。
這種反複争辯曾産生出各種小冊子，直到《鄉間來信》突然發表時，都毫無決定性的效果。
《鄉間來信》是袒護議會的作品，寫得無限巧妙，國民代表這一派被它弄得啞口無言，一時算是被打垮了。
這個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傳世佳作，出自檢察長特龍香的手筆。
特龍香是個聰明的有知識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國的政體。
Siluitterra。
國民代表派經過一度氣餒之後又打起精神來了，便想寫一篇答辯。
他們費了不少時間，寫得還算過得去。
但是大家都屬意于我，認為我是唯一可以跟這樣一個對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
我承認，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
我的舊同胞們認為他們這個困難是為我而引起的，我有責任拿我這支筆來給他們幫忙。
我在他們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駁斥《鄉間來信》；我把原作的名稱戲改為《山中來信》，用來作為我的作品的名稱。
這個工作，我計劃并且執行得那麼秘密，以至我在托農跟國民代表派的首領會晤，專門談他們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把他們的答辯綱要拿給我看了，我卻一字不提我的答辯；這時我的答辯已經寫好了，隻怕稍微漏點風聲，不論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敵的耳朵裡，付印都會出現障礙。
然而，我并沒能避免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國就有人看到；但是人們甯願讓它出版，也不願讓我清楚知道他們是怎樣發現了我的秘密。
關于這一點，我知道多少就将說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屬揣測之詞，我将一概不說。
在莫蒂埃，來拜訪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廬和蒙莫朗西的時候一樣多，但是來訪的性質卻迥然不同。
在這以前，來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愛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關系，所以他們就以這些關系為借口來找我，使我一見面就能開門見山，談我能夠跟他們談的事。
在莫蒂埃就不是這樣了，從法國方面來的人尤其如此。
他們都是些軍官，或者是其他對文學絕無愛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沒有讀過我的作品，但據他們自己說，卻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裡約來看我，瞻仰瞻仰我這個聞人、名人、大名人、大偉人，等等。
從那時起，人們就不斷對我進行最無恥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來跟我接觸的人對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這種罪的。
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報姓名，也不肯說明身份，又由于他們的知識和我的知識都落不到相同的對象上去，還由于他們沒有讀過甚至沒有翻過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們說些什麼才好。
我等他們自己開腔，因為隻有他們才知道為什麼來訪，應該由他們向我說明來意。
可想而知，我對這種談話是不會很感興趣的，他們也許會感興趣，這就看他們想打聽的是什麼了。
我這個人沒有什麼防人之心，無保留地暢談他們認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問題；通常，他們回去的時候，對我的處境的一切細節，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樣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這樣接待了範斯先生，他是王後的侍從兼王後衛隊的騎兵隊長，他竟有那樣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幾天，甚至牽着他的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費裡埃爾，而我們兩人除了都認識菲爾小姐，都會玩小轉球以外，沒有其他共同之處。
在範斯先生以前和以後，我還受到過另一次拜訪，這次更離奇了。
兩個人步行來了，每人牽着一頭騾子，馱着他的小行李。
他們到小客棧裡住下，自己把騾子刷洗幹淨，接着就要來看我。
人們看到這兩個騾伕的裝束，都以為他們是走私販，消息立刻傳了出去，說有走私販來看我了。
但是他們接近我的那種神氣就告訴我，他們不是那一類人，不過，他們雖不是走私販，卻也很可能是冒險家，這個懷疑使我一時頗有戒心。
但他們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來一個是蒙多邦先生，又稱杜爾·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個紳士；另一個是達斯蒂埃先生，卡爾邦特拉人，曾任軍職，他把聖路易勳章揣在兜裡，省得顯出來。
這兩位先生都很親切，都很有才華，他們的談話隽雅而又有趣，他們那種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國紳士的習尚，所以就使我對他們産生了感情，而他們的風度又隻能使這種感情加強。
我跟他們的相識并不到此為止，現在還在繼續下去，他們後來還來看過我好幾次，不過就不再是步行來的了&mdash&mdash以步行開個頭不失為一件雅事。
但是我越看這兩位先生，就越發現他們的愛好與我的愛好之間很少有共同之處，越覺得他們的信條不是我的信條，越覺得他們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們和我之間沒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鳴。
那麼，他們何所求于我呢？為什麼穿那種裝束來看我呢？為什麼待了好幾天呢？為什麼又來了好幾次呢？為什麼那麼切盼我到他們那裡去作客呢？我當時并沒想到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
可是從那以後，我有時就這樣自己問自己。
我被他們盛意的表現感動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給了達斯蒂埃先生，因為他的态度比較開朗些，使我更加喜悅。
我甚至後來還一直和他通信，并且，當我要印《山中來信》的時候，我還想找他幫忙，好騙過那班在去荷蘭的路上窺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們。
他曾跟我屢次談到，而且也許是有意地談到，出版事業在阿維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奮勇地對我說，如果我有東西拿到那裡去印，他願為我效勞。
所以我就借重他，陸續把我的手稿的頭幾分冊郵給他了。
他把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後，又給我寄了回來，說沒有一個書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冊一冊一冊地寄出去，沒有接到前冊已經收到的通知，後冊就不放手。
在該書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們的辦公室裡曾被人看到過；讷沙泰爾人埃斯什爾尼跟我談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書，說霍爾巴赫曾告訴他是我寫的。
我向他保證說，我從來沒有寫過有這個名字的書，因為事實确是如此。
《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他憤怒極了，罵我說謊，雖然我對他說的全是真話。
以上是說明，我是怎樣确實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過。
我确信雷伊是忠實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種種推測，而我傾向于肯定下來的推測，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郵寄途中被人拆閱了。
另外一個人差不多是與此同時認識的，但是開始是通過寫信，這就是拉利奧先生。
他是尼姆人，從巴黎寫信給我，請我把我的側面剪影像寄給他，因為他打算拿這張像給勒·穆瓦納，讓他雕一個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圖書室裡。
如果那是為馴服我而想出來的一種奉承辦法，那可是太成功了。
我判斷，一個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圖書室裡，一定是飽讀過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學說的，他一定愛我，因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
這種想法當然很難不誘惑我。
後來我見到拉利奧先生了，我發現他急于要給我幫點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許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在他生平所讀的那幾本書裡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個圖書室，倘若有，對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過是一個蹩腳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納做的，并且還在上面雕了一個奇醜的人像。
他用我的名字到處宣揚它，仿佛這個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處似的。
我覺得似乎是出于愛好我的見解和著作而來看我的唯一的法國人，是利穆贊團隊的一個青年軍官，名叫塞吉埃·德·聖布裡松先生，他曾經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當令人愛慕的才氣和自命不凡出過風頭，也許現在還是這樣。
他曾在我大禍臨頭前的那個冬天到蒙莫朗西來看我，我覺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愛。
後來他又寫信到莫蒂埃來，并且，也許是想阿谀我，也許是讀《愛彌兒》真讀得暈頭轉向了，告訴我說，他要脫離部隊，過獨立生活，并且說，他正在學木匠手藝。
他有個哥哥在同一團隊裡當上尉，是母親的唯一寵愛對象，母親是個過分虔誠的信徒，不曉得是由一個什麼僞善的神父教導的，對小兒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說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關系。
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親斷絕關系，走上我方才說過的那條路，為的是做個小&ldquo愛彌兒&rdquo。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勁兒就着慌了，趕緊寫信給他，叫他回心轉意，經過我苦口婆心的敦勸，他總算聽了我的話。
他對母親又恢複了子職，并且從他的上校手裡把辭呈收了回來。
他遞了這份辭呈之後，上校總算審慎從事，當時沒有作任何處理，好給他留下進一步考慮的時間。
聖布裡松從他那些怪念頭裡醒悟過來之後，又動了一個雖然不那麼荒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頭，要當作家。
他接連出了兩三本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并不顯得作者是個無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沒有給他鼓舞人心的褒獎，使他繼續搞下去，所以我于心無愧。
不多時之後，他來看我了，我們一同去聖·皮埃爾島遊玩。
在這次旅行中，我發現他跟在蒙莫朗西時候不同了。
他有一副說不出的裝腔作勢的神氣，我起先還不感到怎樣刺眼，但是以後我就時常回想起來。
他在我路過巴黎到英國去的時候，又到聖西蒙旅館來看了我一次。
我在那裡聽說&mdash&mdash他并沒有告訴我&mdash&mdash他生活在上流社會中，并且相當勤地去看盧森堡夫人。
我在特利時，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親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鄰居，對我似乎始終沒有多大好感）給我一點消息。
總之，聖布裡松先生對我的傾慕，和範斯先生的那段關系一樣，一下子就完結了；但是範斯不曾得過我的任何好處，而他卻欠了我一點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隻是他耍出來的一種把戲：實際上倒很可能是這樣的。
從日内瓦方面來看我的人也隻多不少。
德呂克父子就先後選我當了他們的護士。
父親是在路上病倒的，兒子從日内瓦動身時就病倒了，兩人都住在我家裡休養。
什麼牧師呀、親戚呀、僞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從日内瓦和瑞士來了，他們不象從法國來的那些人是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來，他們是為着責罵我教訓我而來的。
唯一使我高興的是穆爾杜，他來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時候。
在所有那些人當中，最有耐心、最固執、把我麻煩得不能不聽任擺布的，是狄維爾諾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國難民，和讷沙泰爾的檢察長是親戚。
這位狄維爾諾瓦先生每年特意從日内瓦到莫蒂埃來看我兩趟，接連好幾天在我家裡從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給我帶來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話，凡是我的事情都要問一問，而在他與我之間卻又沒有任何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識。
我懷疑他一輩子任何一類書也沒有讀完過一整本，甚至我的書裡談的是什麼東西他也不知道。
我開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時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對于這種消遣并不愛好，一路上他沒有一句話對我說，我也沒有一句話對他說。
他甚至有勇氣在古穆安地方的一個小酒店裡跟我對坐三整天，我還以為讓他覺得無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麼使我厭煩就會促使他離開小店的，而這一切竟始終不能挫敗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從哪裡來的。
所有這些來往關系都是被迫開始和被迫維持下去的。
在這些關系之中，我不應該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暢并真正關切的一個：
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這裡來住。
我并不急于要跟他認識，因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帥勳爵跟前都處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見勳爵的面。
然而，因為他來看我，并且對我有很多客氣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
這種來往繼續下去了，我們有時還彼此邀請在家裡吃吃飯。
我在他家認識了貝魯先生，後來我跟貝魯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談談。
貝魯先生是個美洲人，蘇裡南的一個司令官的兒子，司令官死後，繼任人讷沙泰爾籍的尚伯裡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遺孀。
這位遺孀再度寡居後，便帶兒子到後夫的故鄉來落戶。
貝魯是獨子，十分富有，受到母親的百般疼愛，得到精心的撫養，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
他掌握許多一知半解的知識，對藝術有一定程度的愛好，特别以長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學家的荷蘭人的神氣，他那黝黑的膚色，他那沉默而收斂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個思想家。
他年紀雖輕，可是又聾又鬧痛風，這就使他的一切動作都很穩重、嚴肅；而且，雖然他很愛争吵，甚至有時吵得時間過長，但一般說來，他還是說話不多，因為他耳朵聽不見。
他的整個這副外表都使我肅然起敬，我心裡想：&ldquo這是位思想家，是個明哲的人，有這樣一個人做朋友會是很幸福的。
&rdquo為着徹底使我拜倒，他時常跟我說話，始終不帶任何恭維語。
他不大談到我，不大談到我的書，也很少談到他自己；他不是沒有見解，相反，所說的話都相當正确、這種正确和準确就吸引了我。
在思想上，他沒有元帥勳爵那樣高超精細，但是有同樣的樸實；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勳爵的代表。
我并沒有對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産生了感情，慢慢地，這敬佩之情就帶來了友誼。
我跟他相處，完全忘了我當初反對跟霍爾巴赫男爵交朋友時的那句話：他太富有了；我現在相信我當時是錯了。
經驗一直使我懷疑，一個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論他是誰，會真誠地喜歡我那些原則和這些原則的制訂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我很少見到貝魯，因為我不到讷沙泰爾去，而他又每年隻到皮利上校的山上來一次。
為什麼我不到讷沙泰爾去呢？這是一種孩子氣，不應該避而不談。
雖然我受到了普魯士國王和元帥勳爵的保護，總算避免了我在避難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沒能避免公衆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師們的嘀嘀咕咕。
自從法國向我發動攻擊以來，誰要是不至少給我一點侮辱，就不能顯得是好樣兒的，人們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樣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贊成那種做法。
讷沙泰爾的上層分子，也就是說該城的牧師集團，首先發難，企圖策動邦議會來對付我。
這個企圖未能得逞，牧師們就去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立刻禁了我的書。
他是一有機會就要不客氣地對待我的，他透出話風，甚至明白直說，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裡，人們也是不會容忍的。
牧師們在他們辦的《信使》雜志裡塞滿了荒謬言論和最無聊的僞善之談，這些言論，盡管使頭腦清楚的人為之齒冷，卻也煽動了民衆起來反對我。
但是聽了他們那些話，我畢竟還該感激涕零呢，因為他們能讓我在莫蒂埃住下來，也算是一種不同凡響的恩典了&mdash&mdash實際上，莫蒂埃是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的。
他們恨不得用品脫量空氣給我，要我付高價來買。
他們要我感謝他們的保護，而這種保護，是國王不顧他們的反對給我的，也是他們不斷努力要給我剝奪掉的。
最後，由于他們辦不到這一點，便在盡力損害我、毀謗我之後，拿他們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個功勞，向我誇示他們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們的國土上住下。
我原該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們生起氣來，并且荒謬到決心不到讷沙泰爾城裡去，還把這個決心堅持了近兩年之久。
殊不知他們的态度，不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終是受别人推動的。
我若注意到他們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們了。
再說，那批既無教養又無知識的人，隻看重地位、權力和金錢的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對才智之士應該有所尊重，想不到誰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臉。
有一個什麼村長，曾因貪污撤職的，竟對我那伊薩貝爾的丈夫、特拉維爾谷地的警官說：&ldquo人家都說那個盧梭如何如何聰明，你把他帶來給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rdquo當然啰，說這種話的人所表示的不滿，是不會叫遭到這種不滿的人怎樣生氣的。
根據我在巴黎、日内瓦、伯爾尼乃至讷沙泰爾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當地的牧師對我能給點什麼照顧。
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介紹給他的，他也曾對我表示歡迎。
不過在這地方，人們對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無意義的。
那時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個新教國家，我就不能不參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開活動，否則就要違背我的誓願和我作為公民的義務，所以我得去參加聖事。
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聖體台前被人拒絕，遭到難堪。
看樣子，日内瓦的議會，讷沙泰爾的宗教界都已鬧得滿城風雨了，此地的牧師簡直不可能讓我安安靜靜地走進他的教堂裡去領聖餐的。
所以我看聖餐禮快到的時候，就決定寫封信給蒙莫朗先生（這就是那個牧師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願，并且向他聲明，我心裡始終是歸附新教教會的；同時，我對他說，為了避免有關信條的無謂争辯，我不願個别地對信條作任何解釋。
這個手續一辦，我就放心了，認為蒙莫朗先生一定會拒絕我去，因為他絕不肯讓我不經過事先的個别解釋就去參加聖餐，而我又決不願意進行事先的個别解釋，這樣一來，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
誰知道事情完全不是這樣：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蒙莫朗先生來了，不但向我說明，他在我提出的條件下容許我去領聖餐，并且還說，他和老教友們都以有我這樣一個信徒而引為極大的光榮。
我從來沒有這樣地驚訝過，也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欣慰。
我覺得老是孤獨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種十分凄涼的命運，特别是處于逆境的時候。
在這麼多的通緝與迫害之中，我能對自己說：&ldquo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們在一起。
&rdquo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領了聖餐，這時我内心的感動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淚也許是人們在領聖餐時最能使上帝滿意的精神狀态了。
不久之後，勳爵派人給我送來了布弗萊夫人的一封信，據我推測，這封信至少是通過達朗貝轉來的，因為他認識元帥勳爵。
這是這位夫人自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給我寫的第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她痛切地責備我不該給蒙莫朗先生寫那封信，尤其不該去領聖餐。
我真不懂她是跟誰發這頓脾氣，特别因為，自從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來，我一直就公開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衆目睽睽之下到過荷蘭教堂，誰也沒覺得我這事做得不對。
布弗萊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問題上指導我的信仰，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
不過，我并不懷疑她的用心是好到無以複加的&mdash&mdash雖然我一點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對這種離奇的譴責絕不生氣，心平氣和地複了她的信，給她說明我的理由。
這時，辱罵我的印刷品方興未艾，它們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責怪權力機關對我太溫和了。
主謀者繼續在幕後指揮的這種吠影吠聲的大合唱，很有點陰森可怕的樣子。
我呢，讓他們說去，絲毫不為所動。
有人跟我說，索爾朋神學院發出過一個譴責書。
我根本不信。
這件事，索爾朋有什麼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嗎？這是衆所周知的事。
它想證明我不是好的喀爾文派教徒嗎？這又與它有何相幹？操這種心真是太離奇了，簡直是要頂替我們的牧師了。
看到那個文件之前，我以為是别人假索爾朋的名義把它傳播出去，以便譏笑索爾朋的，讀了那個文件之後，我更相信是這樣。
最後，當我不能再懷疑那個文件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千想萬想都隻想到這一點：應該把整個索爾朋的人都送到瘋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為它來自我所始終敬仰的一個人；這個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堅定，卻惋惜他的行動盲目。
我說的是巴黎總主教反對我的那份訓谕。
我覺得我義不容辭，必須予以答複。
我可以答複得不失身份，這和我當年答複波蘭國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的。
我從來不喜歡伏爾泰式的粗暴的争吵。
我隻知道在保持尊嚴的條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擊我的人能不辱沒我的打擊時，才肯自衛。
我毫不懷疑那篇訓谕是耶稣會教士的手筆，雖然他們當時自己已經成了落水狗，但我在這份訓谕裡還看得出他們打落水狗的那個老信條。
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條行事：一面尊重名義上的作者，一面給作品以緻命的打擊。
我就是這樣幹的，并且相信幹得相當成功。
我覺得住在莫蒂埃很惬意，要想終老于此，隻缺一個可靠的生活來源。
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于我原來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個新家，一切家具，賣的賣，丢的丢，再加上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費，我原來的計劃全給推翻了。
眼看我面前的那筆小資金一天天在減少，再有兩三年就會把剩下的那點錢消耗淨盡，而除了再去寫書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積起這樣一筆小資金，而寫書是個不祥的職業，我又早已放棄了。
我深信，形勢不久會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轉變的，社會大衆從他們的瘋狂中覺悟過來之後，會使權力者也為自己的瘋狂而感到羞慚，所以我隻想設法把我的生活資源維持到那個時來運轉的時候，将來有了這種轉變，我就能在各種送上門來的生活資源中加以選擇。
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樂辭典》。
這部辭典，我費了十年工夫，已經搞得差不多了，隻差最後的修改和譽清。
不久前别人給我寄來的我的書籍為我提供了完成這個工作所需的資料；同時寄來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夠開始寫我的《回憶錄》，從此以後，我要集中精力專搞這部著作了。
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轉抄到一個集子裡，以便引導我的記憶力，弄清事實與時間的順序。
我早已把我要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選擇好了，次序的銜接差不多十年都沒有間斷。
然而，當我清理轉抄的時候，發現裡面有個漏洞，很使我驚訝。
這漏洞有近乎六個月之久，從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
我清楚地記得我把狄德羅、德萊爾、埃皮奈夫人、舍農索夫人等等的許多信都挑選出來了，這些信正好填滿這個漏洞，而現在卻找不到了。
都到哪裡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盧森堡公館裡的那幾個月當中有人動過嗎？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曾看到元帥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個房間的鑰匙。
因為有好幾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羅的信都沒有日期，又因為我曾被迫憑着記憶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還以為我曾把日期弄錯了，特意把無日期的信或經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來，&mdash一加以檢查，看看在這裡面是不是真找不到應該填補這個漏洞的信件。
這個嘗試沒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實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
誰偷去了呢？為什麼要偷呢？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幾場大争吵之前、在我為《朱麗》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時候寫的，跟誰也沒有利害關系。
内容至多也隻是狄德羅的一些糾纏、德萊爾的一些挖苦、舍農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mdash&mdash那時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間的關系非常之好&mdash&mdash一些友誼的表示。
這種信對誰又有什麼用呢？拿去幹什麼呢？七年之後，我才猜想到這一盜竊的醜惡目的。
這個缺欠查實了，我就檢查文稿，看看是不是還會發現其他缺欠。
我又發現了幾個，而這幾個缺欠，又因為我的記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還會有其他的缺欠。
我發現《感性倫理學》的草稿沒有了，《愛德華爵士奇遇記》提要的草稿也沒有了。
這後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認，使我有些懷疑是盧森堡夫人幹的。
這些文件是她的随身侍從拉·羅什寄給我的，我想天下也隻有她能關心這點廢紙；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還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麼值得她關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個人懷有惡意，也不能利用來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僞造。
至于盧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對我的友誼也是真實的，我不能有一時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這種疑心就落在元帥夫人身上。
我為尋找這個竊犯傷了很久的腦筋，最後覺得隻有一個想法比較合理，就是把這個偷竊行為歸咎于達朗貝。
他那時已經鑽到盧森堡夫人家裡去了，很可能想了個什麼辦法去看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東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給我添點麻煩，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東西據為已有。
我想，《感性倫理學》這個名稱可能迷惑了他，以為是發現了一部真正的論唯物主義的著作的綱要。
大家都不難想象，他會怎樣利用這種綱要來對付我。
我深信他細閱草稿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想錯了；而且我既已決定完全脫離文壇，所以對于這次扒竊，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mdash&mdash這次的扒竊已經不是同一隻手所犯的第一次，過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沒有發過一句牢騷。
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這種不老實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過這種事一樣；我就開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專心寫我的《忏悔錄》了。
我很久以來就認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對通緝我的那道命令裡違反教會法的地方會提出抗議的。
可是一切都平靜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實際上卻有一種普遍的不滿，隻等機會一到就表現出來。
我的許多朋友，或者自稱為朋友的人們，一封接一封地寫信給我，催我去領導他們，保證公衆會糾正議會的過失。
我怕我一到場就會引起紛亂和騷動，所以沒有接受他們的請求；我是忠于我過去的誓言的，永遠不插手我國的任何内亂，所以我甯願讓侮辱繼續下去，在祖國以外流亡，而不願用暴烈而危險的手段返回祖國。
誠然，我原來期待市民方面對一個與他們有極大利害關系的違法行為會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實上卻一點也沒有。
領導市民階級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機會顯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們在暗中搗鬼，卻默不作聲，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們、假虔誠和自稱虔誠的人們吵翻了天，這些人都是議會推出來打前陣的，為的是使無知的小民覺得我醜惡不堪，而把他們的胡作非為看作是出于宗教熱忱。
我原以為有人會出來對非法的裁決程序提出抗議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後，我作出了決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棄了，就決心放棄我那忘恩負義的祖國。
本來我就一直沒有在祖國生活過，也沒有得到祖國的任何好處、任何幫助，而作為我努力為它争光的報答，我竟被這樣卑鄙地對待了，而且是舉國一緻的對待，那些應該說話的人什麼也沒有說。
因此，我就給那一年的首席執行委員&mdash&mdash我想就是法弗爾先生，寫了一封信，正式放棄我的市民權，不過在這封信裡，我還是顧到了禮數，保持着克制。
敵人的殘暴常迫使我在災難中做出豪邁的舉動，而我在做出豪邁的舉動時始終是注意到禮數和克制的。
我這種做法終于使公民們睜開了眼：他們感覺到，他們為自身利益計也大不該放棄對我的保衛，因此他們就起來保衛我了，但是為時已經太晚。
他們還有别的一些不滿，都拿來和這項不滿合在一起，構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見書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
議會自恃有法國政府做後台，便予他們以嚴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絕，這樣一來，他們越發感到議會要奴役他們，所以也就越發擴大意見書的範圍，加強意見書的份量。
這種反複争辯曾産生出各種小冊子，直到《鄉間來信》突然發表時，都毫無決定性的效果。
《鄉間來信》是袒護議會的作品，寫得無限巧妙，國民代表這一派被它弄得啞口無言，一時算是被打垮了。
這個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傳世佳作，出自檢察長特龍香的手筆。
特龍香是個聰明的有知識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國的政體。
Siluitterra。
國民代表派經過一度氣餒之後又打起精神來了，便想寫一篇答辯。
他們費了不少時間，寫得還算過得去。
但是大家都屬意于我，認為我是唯一可以跟這樣一個對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
我承認，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
我的舊同胞們認為他們這個困難是為我而引起的，我有責任拿我這支筆來給他們幫忙。
我在他們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駁斥《鄉間來信》；我把原作的名稱戲改為《山中來信》，用來作為我的作品的名稱。
這個工作，我計劃并且執行得那麼秘密，以至我在托農跟國民代表派的首領會晤，專門談他們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把他們的答辯綱要拿給我看了，我卻一字不提我的答辯；這時我的答辯已經寫好了，隻怕稍微漏點風聲，不論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敵的耳朵裡，付印都會出現障礙。
然而，我并沒能避免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國就有人看到；但是人們甯願讓它出版，也不願讓我清楚知道他們是怎樣發現了我的秘密。
關于這一點，我知道多少就将說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屬揣測之詞，我将一概不說。
在莫蒂埃，來拜訪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廬和蒙莫朗西的時候一樣多，但是來訪的性質卻迥然不同。
在這以前，來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愛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關系，所以他們就以這些關系為借口來找我，使我一見面就能開門見山，談我能夠跟他們談的事。
在莫蒂埃就不是這樣了，從法國方面來的人尤其如此。
他們都是些軍官，或者是其他對文學絕無愛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沒有讀過我的作品，但據他們自己說，卻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裡約來看我，瞻仰瞻仰我這個聞人、名人、大名人、大偉人，等等。
從那時起，人們就不斷對我進行最無恥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來跟我接觸的人對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這種罪的。
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報姓名，也不肯說明身份，又由于他們的知識和我的知識都落不到相同的對象上去，還由于他們沒有讀過甚至沒有翻過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們說些什麼才好。
我等他們自己開腔，因為隻有他們才知道為什麼來訪，應該由他們向我說明來意。
可想而知，我對這種談話是不會很感興趣的，他們也許會感興趣，這就看他們想打聽的是什麼了。
我這個人沒有什麼防人之心，無保留地暢談他們認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問題；通常，他們回去的時候，對我的處境的一切細節，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樣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這樣接待了範斯先生，他是王後的侍從兼王後衛隊的騎兵隊長，他竟有那樣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幾天，甚至牽着他的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費裡埃爾，而我們兩人除了都認識菲爾小姐，都會玩小轉球以外，沒有其他共同之處。
在範斯先生以前和以後，我還受到過另一次拜訪，這次更離奇了。
兩個人步行來了，每人牽着一頭騾子，馱着他的小行李。
他們到小客棧裡住下，自己把騾子刷洗幹淨，接着就要來看我。
人們看到這兩個騾伕的裝束，都以為他們是走私販，消息立刻傳了出去，說有走私販來看我了。
但是他們接近我的那種神氣就告訴我，他們不是那一類人，不過，他們雖不是走私販，卻也很可能是冒險家，這個懷疑使我一時頗有戒心。
但他們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來一個是蒙多邦先生，又稱杜爾·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個紳士；另一個是達斯蒂埃先生，卡爾邦特拉人，曾任軍職，他把聖路易勳章揣在兜裡，省得顯出來。
這兩位先生都很親切，都很有才華，他們的談話隽雅而又有趣，他們那種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國紳士的習尚，所以就使我對他們産生了感情，而他們的風度又隻能使這種感情加強。
我跟他們的相識并不到此為止，現在還在繼續下去，他們後來還來看過我好幾次，不過就不再是步行來的了&mdash&mdash以步行開個頭不失為一件雅事。
但是我越看這兩位先生，就越發現他們的愛好與我的愛好之間很少有共同之處，越覺得他們的信條不是我的信條，越覺得他們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們和我之間沒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鳴。
那麼，他們何所求于我呢？為什麼穿那種裝束來看我呢？為什麼待了好幾天呢？為什麼又來了好幾次呢？為什麼那麼切盼我到他們那裡去作客呢？我當時并沒想到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
可是從那以後，我有時就這樣自己問自己。
我被他們盛意的表現感動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給了達斯蒂埃先生，因為他的态度比較開朗些，使我更加喜悅。
我甚至後來還一直和他通信，并且，當我要印《山中來信》的時候，我還想找他幫忙，好騙過那班在去荷蘭的路上窺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們。
他曾跟我屢次談到，而且也許是有意地談到，出版事業在阿維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奮勇地對我說，如果我有東西拿到那裡去印，他願為我效勞。
所以我就借重他，陸續把我的手稿的頭幾分冊郵給他了。
他把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後，又給我寄了回來，說沒有一個書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冊一冊一冊地寄出去，沒有接到前冊已經收到的通知，後冊就不放手。
在該書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們的辦公室裡曾被人看到過；讷沙泰爾人埃斯什爾尼跟我談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書，說霍爾巴赫曾告訴他是我寫的。
我向他保證說，我從來沒有寫過有這個名字的書，因為事實确是如此。
《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他憤怒極了，罵我說謊，雖然我對他說的全是真話。
以上是說明，我是怎樣确實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過。
我确信雷伊是忠實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種種推測，而我傾向于肯定下來的推測，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郵寄途中被人拆閱了。
另外一個人差不多是與此同時認識的，但是開始是通過寫信，這就是拉利奧先生。
他是尼姆人，從巴黎寫信給我，請我把我的側面剪影像寄給他，因為他打算拿這張像給勒·穆瓦納，讓他雕一個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圖書室裡。
如果那是為馴服我而想出來的一種奉承辦法，那可是太成功了。
我判斷，一個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圖書室裡，一定是飽讀過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學說的，他一定愛我，因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
這種想法當然很難不誘惑我。
後來我見到拉利奧先生了，我發現他急于要給我幫點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許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在他生平所讀的那幾本書裡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個圖書室，倘若有，對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過是一個蹩腳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納做的，并且還在上面雕了一個奇醜的人像。
他用我的名字到處宣揚它，仿佛這個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處似的。
我覺得似乎是出于愛好我的見解和著作而來看我的唯一的法國人，是利穆贊團隊的一個青年軍官，名叫塞吉埃·德·聖布裡松先生，他曾經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當令人愛慕的才氣和自命不凡出過風頭，也許現在還是這樣。
他曾在我大禍臨頭前的那個冬天到蒙莫朗西來看我，我覺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愛。
後來他又寫信到莫蒂埃來，并且，也許是想阿谀我，也許是讀《愛彌兒》真讀得暈頭轉向了，告訴我說，他要脫離部隊，過獨立生活，并且說，他正在學木匠手藝。
他有個哥哥在同一團隊裡當上尉，是母親的唯一寵愛對象，母親是個過分虔誠的信徒，不曉得是由一個什麼僞善的神父教導的，對小兒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說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關系。
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親斷絕關系，走上我方才說過的那條路，為的是做個小&ldquo愛彌兒&rdquo。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勁兒就着慌了，趕緊寫信給他，叫他回心轉意，經過我苦口婆心的敦勸，他總算聽了我的話。
他對母親又恢複了子職，并且從他的上校手裡把辭呈收了回來。
他遞了這份辭呈之後，上校總算審慎從事，當時沒有作任何處理，好給他留下進一步考慮的時間。
聖布裡松從他那些怪念頭裡醒悟過來之後，又動了一個雖然不那麼荒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頭，要當作家。
他接連出了兩三本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并不顯得作者是個無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沒有給他鼓舞人心的褒獎，使他繼續搞下去，所以我于心無愧。
不多時之後，他來看我了，我們一同去聖·皮埃爾島遊玩。
在這次旅行中，我發現他跟在蒙莫朗西時候不同了。
他有一副說不出的裝腔作勢的神氣，我起先還不感到怎樣刺眼，但是以後我就時常回想起來。
他在我路過巴黎到英國去的時候，又到聖西蒙旅館來看了我一次。
我在那裡聽說&mdash&mdash他并沒有告訴我&mdash&mdash他生活在上流社會中，并且相當勤地去看盧森堡夫人。
我在特利時，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親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鄰居，對我似乎始終沒有多大好感）給我一點消息。
總之，聖布裡松先生對我的傾慕，和範斯先生的那段關系一樣，一下子就完結了；但是範斯不曾得過我的任何好處，而他卻欠了我一點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隻是他耍出來的一種把戲：實際上倒很可能是這樣的。
從日内瓦方面來看我的人也隻多不少。
德呂克父子就先後選我當了他們的護士。
父親是在路上病倒的，兒子從日内瓦動身時就病倒了，兩人都住在我家裡休養。
什麼牧師呀、親戚呀、僞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從日内瓦和瑞士來了，他們不象從法國來的那些人是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來，他們是為着責罵我教訓我而來的。
唯一使我高興的是穆爾杜，他來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時候。
在所有那些人當中，最有耐心、最固執、把我麻煩得不能不聽任擺布的，是狄維爾諾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國難民，和讷沙泰爾的檢察長是親戚。
這位狄維爾諾瓦先生每年特意從日内瓦到莫蒂埃來看我兩趟，接連好幾天在我家裡從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給我帶來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話，凡是我的事情都要問一問，而在他與我之間卻又沒有任何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識。
我懷疑他一輩子任何一類書也沒有讀完過一整本，甚至我的書裡談的是什麼東西他也不知道。
我開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時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對于這種消遣并不愛好，一路上他沒有一句話對我說，我也沒有一句話對他說。
他甚至有勇氣在古穆安地方的一個小酒店裡跟我對坐三整天，我還以為讓他覺得無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麼使我厭煩就會促使他離開小店的，而這一切竟始終不能挫敗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從哪裡來的。
所有這些來往關系都是被迫開始和被迫維持下去的。
在這些關系之中，我不應該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暢并真正關切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