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第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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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争論哪一種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而沒有想到每一種形式的政府都可以在某種情況下成為最好的政府，而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又成為最壞的政府。
在我們看來，如果承認各個國家行政官的人數應當同公民的人數成反比這個看法是正确的，那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般地說，民主政府适用于小國，寡頭政府适用于中等的國家，而君主政府則适用于大國。
隻有根據這樣一個探讨的線索，我們才能徹底了解公民究竟有哪些權利和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不是可以分開；才能了解什麼是祖國，它實際上是由什麼組成的，每一個人憑什麼來判斷他有祖國還是沒有祖國。
我們就每一種文明社會的本身對它們進行了這樣一番研究之後，我們還要把它們加以比較，以便探讨它們之間種種的不同的關系：它們之中有大有小，有強有弱；它們彼此攻擊、互相侵犯和互相摧殘；在這接連不斷的一來一往的侵害行為中，造成了許多的悲慘事件和喪失了許多人的生命，所以，如果讓人們保持他們原始的自由的話，也許還不至于遭到這樣大的犧牲。
我們要研究：我們在社會制度中行使的自由是太多還是太少；當各個社會各自保持其自然的獨立的時候，受法律和多數人制約的個人是不是就既不受兩種狀态的害處，也得不到兩種狀态的益處；在這個世界上是不是與其有幾個文明社會，毋甯連一個文明社會都沒有還好些。
這種混合的狀态豈不是本想使人分享兩種狀态的益處，結果是一種狀态的益處都得不到，"既不讓人做戰争時期的準備，也不讓人享受和平時期的安甯"麼？這樣一種部分的和不完全的聯合，不是要産生暴政和戰争嗎？而暴政和戰争不是人類最大的災難嗎？ 最後，我們還要研究：要醫治這些弊病，是不是可以采取聯盟和聯邦的辦法，讓每一個國家對内自主，對外以武裝去抵抗一切強暴的侵略。
我們要研究怎樣才能建立一個良好的聯盟，怎樣才能使這種聯盟維持久遠，怎樣才能使聯盟的權利盡量擴大而又不損害各國的主權。
聖皮埃爾神父主張歐洲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以便在它們之間保持持久的和平。
這種聯合辦不辦得到？即使說辦得到，我們能不能夠斷定它可以維持長久？這樣去探讨，必然會直接地促使我們去研究國際法，從而達到闡明我們在國内法中難以闡明的問題。
最後，我們還要闡述戰争法的真正的原理，并且要研究為什麼格勞修斯和其的人所說的原理完全是錯誤的。
我一點也不奇怪：正當我闡述這些問題的時候，聰明的愛彌兒會打斷我的話向我說："當我們按照法則，十分嚴密地一步一步地修起這座大廈的時候，也許人們還以為我們用的是木材而不是人哩！""是的，我的朋友；不過你要知道，法則是不會向人的欲念屈服的，對我們來說，問題首先是要論證政治學的真正原理。
現在，我們的基礎已經打好了，且來看一看人們在這個基礎上修建的東西，你将看到許多有趣的情景咧！" 于是，我叫他閱讀《太累馬庫斯奇遇記》，走太累馬庫斯所走過的路，我們尋找快樂的薩郎特和幾經憂患而變得很聰明練達的伊多梅内。
一路之上，我們發現了很多的普洛太西拉斯，而菲洛克勒斯則一個也沒有找到。
象多尼人的國王阿德臘斯特那樣的人并不是沒有的。
不過，我們且讓讀者去想象我們旅途的經過，或者，象我們這樣随身帶着一本《太累馬庫斯奇遇記》去遊曆；至于作者本人想避免或者在不知不覺中所走的一番彎路，在這裡就不提了。
不過，愛彌兒并不是王子，而我也不是神，所以，盡管我們不能摹仿太累馬庫斯和門特那樣施恩于人，我們也不感到難過，因為沒有哪一個人比我們更善于按自己的身分做事，也沒有哪一個人比我們更不願意作不符合我們的身分的行為了。
我們知道所有的人都負有同樣的使命，任何一個人，隻要真心愛善和全力為善，就能完成他的使命。
我們知道太累馬庫斯和門特都是虛構的人物。
愛彌兒在旅途中并不是那樣懶懶散散、一點事都不做的，假如他是王子的話，他還做不出他所做的那些事哩。
如果我們都是國王，我們就不能成為行善的人了。
如果我們既是國王又是行善的人，我們就會每做一件好事（其實是我們從表面上看來認為是好事），就會做出千百件真正的壞事。
如果我們既是國王又是賢人，則我們要為我們自己和為别人所做的頭一件好事，就是放棄王位，重新變成我們現在這樣的人。
我已經講過為什麼遊曆對許多人是有害的。
對青年人來說，遊曆之所以更加有害，是我們使他們在遊曆的過程中采取的方法不對。
由于一般的教師所關心的是遊曆的樂趣而不是遊曆對青年人所給予的教育，所以他們帶着青年人從這個城市跑到那個城市，看了這個宮廷又看那個宮廷，會見了這一界的人又會見那一界的人；或者，如果教師是一個學者或文學家，他就會使青年人把他們的時間消磨于涉獵圖書，消磨于觀賞古迹，研究古老的碑文和翻錄古老的文獻。
他們每到一個國家，就去鑽研前一個世紀發生的事情，以為這樣就是在研究那一個國家。
因此，他們花了許多旅費，跑遍了整個的歐洲，研究了許多雞毛蒜皮的事情，或者把自己弄得十分厭倦之後回來，仍然是沒有看到任何一樣可能使他們感到興趣的東西，沒有學到任何一樣可能對他們有用的事情。
各國的首都都是差不多的，在那裡混雜不清地居住着各種各樣的人和流行着各種各樣的風氣，所以是不能夠到首都地方去研究一個國家的人民的。
巴黎和倫敦在我看來是一個樣子。
居住在巴黎和居住在倫敦的人盡管有某些不同的偏見，但他們彼此相同的偏見卻也不少，而他們實際的作法也完全是一樣的。
我深深知道出入于這兩個地方的宮廷裡的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我也知道人口的聚集和财富的不平等将産生怎樣的風氣。
隻要你把一個擁有二十萬居民的城市的名字告訴我，我馬上就知道那裡的人是怎樣生活的。
即使說那裡還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也值不得我跑到那裡去研究。
在邊遠各省，人民的活動比較少，通商和外邦人士的往來沒有那麼頻繁，同時居民的流動也沒有那樣多，财産和社會地位的變動也沒有那樣大，所以，我們要研究一個民族的天才和風尚的話，是應該到邊遠的省份去研究的。
在首都地方，你可以走馬看花地看一下；但在遠離首都的地方，你就要仔仔細細地觀察了。
真正的法國人不在巴黎而在土倫；麥西亞的英國人比倫敦的更具有英國的風味；加利西亞的西班牙人比馬德裡的更帶有西班牙的特點。
正是在遠離首都的地方才能看出一個民族的特性和沒有混雜一點外國色彩的地地道道的樣子，正如在最大的半徑的尖端才能最準确地量出一個弧形的面積一樣，我們在邊遠的省份才最能看出一個政府的好壞。
關于風俗和政府的必要的關系，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有極其詳細的闡述，所以，要研究這種關系的話，最好是閱讀這本著作。
但一般地說，我們可以用兩個明顯的标準來判斷政府的相對的好。
一個标準是人口。
凡是人口日見減少的國家，它就是在趨向于滅亡的；而人口日見興旺的國家，即使是很貧窮，它也是治理得很好的。
不過，這裡所說的人口，必須是由于政府和風俗而自然達到的結果；因為，如果人口的數字是由于殖民地的人民湊起來的，或者，是由于偶然的或暫時的原因而達到的，則殖民地和這些偶然的和暫時的原因正好表明那個國家是治理得不善的。
當奧古斯都頒布種種取締單身漢的法律的時候，這些條例的本身就表明羅馬帝國在衰亡了。
正當的作法是，應當用政府的善政去促使人民結婚，而不能用法律去強迫他們結婚；用暴力的辦法而達到人口的增長，我們是用不着去研究的，因為人們對違反天性的法律會想辦法逃避，使它變成一紙空文的。
我們要研究的是因風俗的影響和政府的自然的傾向而達到的人口增長，因為隻有風俗和政府才能産生永恒的效果。
好心的聖皮埃爾神父主張對每一個個别的弊病采取小小的補救的辦法，他不追究它們共同的根源，看是不是能夠把它們一下子同時加以糾正。
對于一個病人身上的爛瘡，我們不能采取一個一個地分别去治療的辦法，而應當使他生長那些爛瘡的血液通通變得很幹淨。
據說，英國用獎勵的辦法去發展農業，我看不出這個辦法有什麼好處，這恰恰證明那個國家的農業是不能長久發達的。
第二個表明政府和法律的相對的好的标準也是體現在人口上的，不過體現的方式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它不體現在人口的數量上而體現在人口的分布上。
兩個面積和人口都完全相等的國家，很可能在力量上是極其懸殊的；其中比較強盛的那個國家，其人口是很均勻地分布在它的領土上的；沒有大城市，因此也沒有那種表面的繁華的國家，終究是能夠打敗它的對手的。
一個國家之所以弄得很貧窮，正是由于它有大城市的緣故，因為大城市所生産的财富是一種表面的和虛假的财富，也就是說，金錢雖多，而實際的益處卻很少。
有些人說巴黎這個城市抵得上法蘭西國王的一個省，而我卻認為它反而是花掉了他幾個省的收入；巴黎在各個方面都是由外省供給的，外省的收入大部分都流入了這個城市，而且一流入之後，就再也不能到達老百姓和國王的手中了。
說來也真是想象不到的，在本世紀的理财家中，竟沒有一
在我們看來，如果承認各個國家行政官的人數應當同公民的人數成反比這個看法是正确的，那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般地說，民主政府适用于小國，寡頭政府适用于中等的國家，而君主政府則适用于大國。
隻有根據這樣一個探讨的線索，我們才能徹底了解公民究竟有哪些權利和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不是可以分開；才能了解什麼是祖國，它實際上是由什麼組成的，每一個人憑什麼來判斷他有祖國還是沒有祖國。
我們就每一種文明社會的本身對它們進行了這樣一番研究之後，我們還要把它們加以比較，以便探讨它們之間種種的不同的關系：它們之中有大有小，有強有弱；它們彼此攻擊、互相侵犯和互相摧殘；在這接連不斷的一來一往的侵害行為中，造成了許多的悲慘事件和喪失了許多人的生命，所以，如果讓人們保持他們原始的自由的話，也許還不至于遭到這樣大的犧牲。
我們要研究：我們在社會制度中行使的自由是太多還是太少；當各個社會各自保持其自然的獨立的時候，受法律和多數人制約的個人是不是就既不受兩種狀态的害處，也得不到兩種狀态的益處；在這個世界上是不是與其有幾個文明社會，毋甯連一個文明社會都沒有還好些。
這種混合的狀态豈不是本想使人分享兩種狀态的益處，結果是一種狀态的益處都得不到，"既不讓人做戰争時期的準備，也不讓人享受和平時期的安甯"麼？這樣一種部分的和不完全的聯合，不是要産生暴政和戰争嗎？而暴政和戰争不是人類最大的災難嗎？ 最後，我們還要研究：要醫治這些弊病，是不是可以采取聯盟和聯邦的辦法，讓每一個國家對内自主，對外以武裝去抵抗一切強暴的侵略。
我們要研究怎樣才能建立一個良好的聯盟，怎樣才能使這種聯盟維持久遠，怎樣才能使聯盟的權利盡量擴大而又不損害各國的主權。
聖皮埃爾神父主張歐洲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以便在它們之間保持持久的和平。
這種聯合辦不辦得到？即使說辦得到，我們能不能夠斷定它可以維持長久？這樣去探讨，必然會直接地促使我們去研究國際法，從而達到闡明我們在國内法中難以闡明的問題。
最後，我們還要闡述戰争法的真正的原理，并且要研究為什麼格勞修斯和其的人所說的原理完全是錯誤的。
我一點也不奇怪：正當我闡述這些問題的時候，聰明的愛彌兒會打斷我的話向我說："當我們按照法則，十分嚴密地一步一步地修起這座大廈的時候，也許人們還以為我們用的是木材而不是人哩！""是的，我的朋友；不過你要知道，法則是不會向人的欲念屈服的，對我們來說，問題首先是要論證政治學的真正原理。
現在，我們的基礎已經打好了，且來看一看人們在這個基礎上修建的東西，你将看到許多有趣的情景咧！" 于是，我叫他閱讀《太累馬庫斯奇遇記》，走太累馬庫斯所走過的路，我們尋找快樂的薩郎特和幾經憂患而變得很聰明練達的伊多梅内。
一路之上，我們發現了很多的普洛太西拉斯，而菲洛克勒斯則一個也沒有找到。
象多尼人的國王阿德臘斯特那樣的人并不是沒有的。
不過，我們且讓讀者去想象我們旅途的經過，或者，象我們這樣随身帶着一本《太累馬庫斯奇遇記》去遊曆；至于作者本人想避免或者在不知不覺中所走的一番彎路，在這裡就不提了。
不過，愛彌兒并不是王子，而我也不是神，所以，盡管我們不能摹仿太累馬庫斯和門特那樣施恩于人，我們也不感到難過，因為沒有哪一個人比我們更善于按自己的身分做事，也沒有哪一個人比我們更不願意作不符合我們的身分的行為了。
我們知道所有的人都負有同樣的使命，任何一個人，隻要真心愛善和全力為善，就能完成他的使命。
我們知道太累馬庫斯和門特都是虛構的人物。
愛彌兒在旅途中并不是那樣懶懶散散、一點事都不做的，假如他是王子的話，他還做不出他所做的那些事哩。
如果我們都是國王，我們就不能成為行善的人了。
如果我們既是國王又是行善的人，我們就會每做一件好事（其實是我們從表面上看來認為是好事），就會做出千百件真正的壞事。
如果我們既是國王又是賢人，則我們要為我們自己和為别人所做的頭一件好事，就是放棄王位，重新變成我們現在這樣的人。
我已經講過為什麼遊曆對許多人是有害的。
對青年人來說，遊曆之所以更加有害，是我們使他們在遊曆的過程中采取的方法不對。
由于一般的教師所關心的是遊曆的樂趣而不是遊曆對青年人所給予的教育，所以他們帶着青年人從這個城市跑到那個城市，看了這個宮廷又看那個宮廷，會見了這一界的人又會見那一界的人；或者，如果教師是一個學者或文學家，他就會使青年人把他們的時間消磨于涉獵圖書，消磨于觀賞古迹，研究古老的碑文和翻錄古老的文獻。
他們每到一個國家，就去鑽研前一個世紀發生的事情，以為這樣就是在研究那一個國家。
因此，他們花了許多旅費，跑遍了整個的歐洲，研究了許多雞毛蒜皮的事情，或者把自己弄得十分厭倦之後回來，仍然是沒有看到任何一樣可能使他們感到興趣的東西，沒有學到任何一樣可能對他們有用的事情。
各國的首都都是差不多的，在那裡混雜不清地居住着各種各樣的人和流行着各種各樣的風氣，所以是不能夠到首都地方去研究一個國家的人民的。
巴黎和倫敦在我看來是一個樣子。
居住在巴黎和居住在倫敦的人盡管有某些不同的偏見，但他們彼此相同的偏見卻也不少，而他們實際的作法也完全是一樣的。
我深深知道出入于這兩個地方的宮廷裡的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我也知道人口的聚集和财富的不平等将産生怎樣的風氣。
隻要你把一個擁有二十萬居民的城市的名字告訴我，我馬上就知道那裡的人是怎樣生活的。
即使說那裡還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也值不得我跑到那裡去研究。
在邊遠各省，人民的活動比較少，通商和外邦人士的往來沒有那麼頻繁，同時居民的流動也沒有那樣多，财産和社會地位的變動也沒有那樣大，所以，我們要研究一個民族的天才和風尚的話，是應該到邊遠的省份去研究的。
在首都地方，你可以走馬看花地看一下；但在遠離首都的地方，你就要仔仔細細地觀察了。
真正的法國人不在巴黎而在土倫；麥西亞的英國人比倫敦的更具有英國的風味；加利西亞的西班牙人比馬德裡的更帶有西班牙的特點。
正是在遠離首都的地方才能看出一個民族的特性和沒有混雜一點外國色彩的地地道道的樣子，正如在最大的半徑的尖端才能最準确地量出一個弧形的面積一樣，我們在邊遠的省份才最能看出一個政府的好壞。
關于風俗和政府的必要的關系，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有極其詳細的闡述，所以，要研究這種關系的話，最好是閱讀這本著作。
但一般地說，我們可以用兩個明顯的标準來判斷政府的相對的好。
一個标準是人口。
凡是人口日見減少的國家，它就是在趨向于滅亡的；而人口日見興旺的國家，即使是很貧窮，它也是治理得很好的。
不過，這裡所說的人口，必須是由于政府和風俗而自然達到的結果；因為，如果人口的數字是由于殖民地的人民湊起來的，或者，是由于偶然的或暫時的原因而達到的，則殖民地和這些偶然的和暫時的原因正好表明那個國家是治理得不善的。
當奧古斯都頒布種種取締單身漢的法律的時候，這些條例的本身就表明羅馬帝國在衰亡了。
正當的作法是，應當用政府的善政去促使人民結婚，而不能用法律去強迫他們結婚；用暴力的辦法而達到人口的增長，我們是用不着去研究的，因為人們對違反天性的法律會想辦法逃避，使它變成一紙空文的。
我們要研究的是因風俗的影響和政府的自然的傾向而達到的人口增長，因為隻有風俗和政府才能産生永恒的效果。
好心的聖皮埃爾神父主張對每一個個别的弊病采取小小的補救的辦法，他不追究它們共同的根源，看是不是能夠把它們一下子同時加以糾正。
對于一個病人身上的爛瘡，我們不能采取一個一個地分别去治療的辦法，而應當使他生長那些爛瘡的血液通通變得很幹淨。
據說，英國用獎勵的辦法去發展農業，我看不出這個辦法有什麼好處，這恰恰證明那個國家的農業是不能長久發達的。
第二個表明政府和法律的相對的好的标準也是體現在人口上的，不過體現的方式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它不體現在人口的數量上而體現在人口的分布上。
兩個面積和人口都完全相等的國家，很可能在力量上是極其懸殊的；其中比較強盛的那個國家，其人口是很均勻地分布在它的領土上的；沒有大城市，因此也沒有那種表面的繁華的國家，終究是能夠打敗它的對手的。
一個國家之所以弄得很貧窮，正是由于它有大城市的緣故，因為大城市所生産的财富是一種表面的和虛假的财富，也就是說，金錢雖多，而實際的益處卻很少。
有些人說巴黎這個城市抵得上法蘭西國王的一個省，而我卻認為它反而是花掉了他幾個省的收入；巴黎在各個方面都是由外省供給的，外省的收入大部分都流入了這個城市，而且一流入之後，就再也不能到達老百姓和國王的手中了。
說來也真是想象不到的，在本世紀的理财家中，竟沒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