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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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三年《都爾的本堂神甫》初次出版，題目叫作《獨身者》。
獨身者一字用的是多數，因為書中幾個主角都是單身人。
作品未寫成時，巴爾紮克曾想命名為《老姑娘》。
用《獨身者》為書題出版以後，一度又有意改為《脫羅倍神甫》。
直到一八四三年以《人間喜劇》為全部小說總名的計劃完全确定的時候，才改作《都爾的本堂神甫》，而把《獨身者》作為《比哀蘭德》《攪水女人》和這篇小說的總标題。
作者身後，一切版本都合《都爾的本堂神甫》與《比哀蘭德》為一冊，《攪水女人》單獨一冊；隻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為一冊。
這部小說的三個主要人物，一個是老姑娘，一個是脫羅倍神甫，一個原來為大堂的副堂長，後來降級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
作者一再更動題目，足見他對于小說的重心所在有過長時期的猶豫，最後方始采用他對待《賽查·皮羅多盛衰記》和《邦斯舅舅》（《邦斯》一書原來他想題作《兩個朋友》）的辦法，決定以不幸的犧牲者，無辜受辱的可憐蟲作為故事的主體。
迦瑪小姐是承包脫羅倍和皮羅多兩個神甫膳宿的房東，她氣量狹小，睚眦必報，又抱着虛榮的幻想。
脫羅倍是工于心計的陰謀家，隻想在教會中抓權勢。
皮羅多則是天真無知的享樂主義者，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
同居的摩擦使迦瑪小姐和脫羅倍通同一氣，花了很大的力量，使盡卑鄙惡毒的手段，迫害一個忠厚無用，不堪一擊的弱者。
瑣碎無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釀成一幕悲慘的戲劇，還促發了内地貴族和布爾喬亞的黨争，甚至影響到遠在巴黎的政客。
不管内容多麼單調平凡，巴爾紮克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節，用極樸素而極深刻的手法寫出的人情世故和社會的真相，使這個中篇成為一個非常有力和悲怆動人的故事，在《人間喜劇》中占着重要地位。
正如作者用過幾個不同的書名，我們研究的時候也可以有幾個不同的線索：老處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脫羅倍的陰狠殘忍，皮羅多的懦弱與愚蠢，都可作為探讨各種典型面貌的中心。
像巴爾紮克那樣的作家，幾乎沒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幾個人物刻畫得同樣深刻，性格發展得同樣充分，每個角色都能單獨成為一個主體的。
但我們現在看來，最有意義的或許并不在于分析單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教會的内幕。
出家人而如此熱衷于名位，對起居飲食的舒适如此戀戀不舍，脫羅倍為此而不擇手段（他除了在教會中希圖高位以外，還觊觎皮羅多的住屋），皮羅多為此而身敗名裂：豈不寫盡了教士的可笑可憐，可鄙可憎！開口慈悲，閉口仁愛，永遠以地獄吓唬人的道學家，原來幹得出殺人不見血的勾當！自命為挽救世道，超度衆生的教會，不僅允許宣教師與政府相互勾結利用，為了滿足私欲而颠倒是非，陷害無辜，教會本身還做脫羅倍的幫兇，降了皮羅多的級位，還要宣布他為騙子。
雖然巴爾紮克又是保王黨，又是熱心的舊教徒，事實所在，他也不能不揭發君主政體的腐敗與教會的黑暗。
即使他不願，也不敢明白指出教會的僞善便是宗教的僞善，作品留給讀者的印象終究逃不過這樣一個結論。
《比哀蘭德》是另一情調的凄涼的詩篇，像田間可愛的野花遭到風雨摧殘一樣令人扼腕，歎息，同時也是牛鬼蛇神争權奪利的寫照。
主要事實很簡單，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卻是光怪陸離。
因為人的外部表現可能很單純，行事可能很無聊，不值一談，他的精神與情緒的波動永
獨身者一字用的是多數，因為書中幾個主角都是單身人。
作品未寫成時，巴爾紮克曾想命名為《老姑娘》。
用《獨身者》為書題出版以後，一度又有意改為《脫羅倍神甫》。
直到一八四三年以《人間喜劇》為全部小說總名的計劃完全确定的時候，才改作《都爾的本堂神甫》，而把《獨身者》作為《比哀蘭德》《攪水女人》和這篇小說的總标題。
作者身後，一切版本都合《都爾的本堂神甫》與《比哀蘭德》為一冊，《攪水女人》單獨一冊；隻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為一冊。
這部小說的三個主要人物，一個是老姑娘，一個是脫羅倍神甫，一個原來為大堂的副堂長，後來降級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
作者一再更動題目，足見他對于小說的重心所在有過長時期的猶豫，最後方始采用他對待《賽查·皮羅多盛衰記》和《邦斯舅舅》（《邦斯》一書原來他想題作《兩個朋友》）的辦法，決定以不幸的犧牲者，無辜受辱的可憐蟲作為故事的主體。
迦瑪小姐是承包脫羅倍和皮羅多兩個神甫膳宿的房東，她氣量狹小，睚眦必報，又抱着虛榮的幻想。
脫羅倍是工于心計的陰謀家，隻想在教會中抓權勢。
皮羅多則是天真無知的享樂主義者，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
同居的摩擦使迦瑪小姐和脫羅倍通同一氣，花了很大的力量，使盡卑鄙惡毒的手段，迫害一個忠厚無用，不堪一擊的弱者。
瑣碎無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釀成一幕悲慘的戲劇，還促發了内地貴族和布爾喬亞的黨争，甚至影響到遠在巴黎的政客。
不管内容多麼單調平凡，巴爾紮克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節，用極樸素而極深刻的手法寫出的人情世故和社會的真相，使這個中篇成為一個非常有力和悲怆動人的故事，在《人間喜劇》中占着重要地位。
正如作者用過幾個不同的書名，我們研究的時候也可以有幾個不同的線索：老處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脫羅倍的陰狠殘忍，皮羅多的懦弱與愚蠢，都可作為探讨各種典型面貌的中心。
像巴爾紮克那樣的作家，幾乎沒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幾個人物刻畫得同樣深刻，性格發展得同樣充分，每個角色都能單獨成為一個主體的。
但我們現在看來，最有意義的或許并不在于分析單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教會的内幕。
出家人而如此熱衷于名位，對起居飲食的舒适如此戀戀不舍，脫羅倍為此而不擇手段（他除了在教會中希圖高位以外，還觊觎皮羅多的住屋），皮羅多為此而身敗名裂：豈不寫盡了教士的可笑可憐，可鄙可憎！開口慈悲，閉口仁愛，永遠以地獄吓唬人的道學家，原來幹得出殺人不見血的勾當！自命為挽救世道，超度衆生的教會，不僅允許宣教師與政府相互勾結利用，為了滿足私欲而颠倒是非，陷害無辜，教會本身還做脫羅倍的幫兇，降了皮羅多的級位，還要宣布他為騙子。
雖然巴爾紮克又是保王黨，又是熱心的舊教徒，事實所在，他也不能不揭發君主政體的腐敗與教會的黑暗。
即使他不願，也不敢明白指出教會的僞善便是宗教的僞善，作品留給讀者的印象終究逃不過這樣一個結論。
《比哀蘭德》是另一情調的凄涼的詩篇，像田間可愛的野花遭到風雨摧殘一樣令人扼腕，歎息，同時也是牛鬼蛇神争權奪利的寫照。
主要事實很簡單，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卻是光怪陸離。
因為人的外部表現可能很單純，行事可能很無聊，不值一談，他的精神與情緒的波動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