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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本消遣性讀物，雖然開頭部分可能會給人以這樣的印象。
它是一本日記，是一個真實情況的報告。
我寫這本日記并且把它整理出來，不是為公衆，隻是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
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話，必須事先取得德國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
書中所有報告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緻日本大使館的公函，以及與美國當局的往來信函都是由我從英文譯成德文的。
約翰·拉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親愛的讀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說，成為活菩薩即使對一個西藏人來說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對一個"漢堡人"來說就更是絕對不可能了。
盡管如此，當我把我的日記說成是"一個活菩薩的日記"時，為了不緻被認為是自大狂，或者像漢堡人說的"高興得要發瘋"，我必須委婉地指出，加給我的這個稱謂，如同接受勳章一般，無法予以拒絕。
我不想被人們視為理智不正常。
這一稱呼是怎麼來的，請您傾聽下面的叙述。
我從來都不是特别的悲觀主義者。
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預蔔吉兇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罵成是"不祥的烏鴉"(譯注："烏鴉"在德語中和"拉貝"為同一個詞。
)。
雖然我健全的理智不會總是百分之百地冤枉這些悲觀估計者，但我在最後一刻總會用一句"得啦，約翰尼(譯注：拉貝的呢稱)，别害怕"來寬慰自己，躲進樂觀主義者的陣營裡去。
不這樣，我怎能在這個遠東地區堅持30年！這裡軍閥和各省當權者之間的戰争與革命，就像一條轉動的傳送帶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對商業也産生了影響。
上海和天津之間的交通動脈——津浦鐵路，由于戰事不斷，已完全癱瘓了兩年之久，就是一個小小的例子。
戰事不止一次地切斷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聯系達幾周或數月之久，但我并沒有因此産生某種"特别的"擔心。
我們對自己說，這些戰争隻是中國人的事，我們歐洲人是不會因此受到真正威脅的，但我們必須忍受這些，就像人們忍受夏季的炎熱、塵暴和"赤色分子"那樣。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區盧溝橋發生所謂的"中日摩擦"時，在南京的我們曾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以調停解決的。
後來天津也遭厄運，去北方的鐵路因此而中斷，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變得十分炎熱。
因此在七八月間，人們都到青島海濱、煙台(譯注：原文系"芝罘"，煙台舊稱。
以下統譯為煙台。
)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陽之間的美麗的北戴河去度假。
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
因為從陸路(津浦鐵路)不再能駛到天津，我便乘坐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機輪船去秦皇島。
施密特先生的兩個女兒對此非常高興，因為她們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沒有男人的保護就不許她們從上海去北戴河。
後來她們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縮短了我的行程和時間。
輪船相當肮髒，但我的艙房寬敞而涼快。
要是我早知道艙房裡的那張外交官辦公桌是兩用的，掀開桌面就是一個盟洗台的話，那我就會更好地享受這次旅行，而不用經常到洗澡間去了。
人們在真正認識這艘破舊的小内燃機船之前，決不應該咒罵它。
帶着家眷的挪威船長對他的旅客感到很興奮(我們是他船上僅有的旅客)，抵達秦皇島後，他邀請我們到煤礦管理局的俱樂部去喝咖啡。
這天晚上的小聚後來發展成了一場音樂茶會，過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島有聲望的人也陸續都來了。
在這個茶會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個經理，我開玩笑地向他打聽與他共事的日本經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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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本日記，是一個真實情況的報告。
我寫這本日記并且把它整理出來，不是為公衆，隻是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
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話，必須事先取得德國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
書中所有報告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緻日本大使館的公函，以及與美國當局的往來信函都是由我從英文譯成德文的。
約翰·拉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親愛的讀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說，成為活菩薩即使對一個西藏人來說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對一個"漢堡人"來說就更是絕對不可能了。
盡管如此，當我把我的日記說成是"一個活菩薩的日記"時，為了不緻被認為是自大狂，或者像漢堡人說的"高興得要發瘋"，我必須委婉地指出，加給我的這個稱謂，如同接受勳章一般，無法予以拒絕。
我不想被人們視為理智不正常。
這一稱呼是怎麼來的，請您傾聽下面的叙述。
我從來都不是特别的悲觀主義者。
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預蔔吉兇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罵成是"不祥的烏鴉"(譯注："烏鴉"在德語中和"拉貝"為同一個詞。
)。
雖然我健全的理智不會總是百分之百地冤枉這些悲觀估計者，但我在最後一刻總會用一句"得啦，約翰尼(譯注：拉貝的呢稱)，别害怕"來寬慰自己，躲進樂觀主義者的陣營裡去。
不這樣，我怎能在這個遠東地區堅持30年！這裡軍閥和各省當權者之間的戰争與革命，就像一條轉動的傳送帶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對商業也産生了影響。
上海和天津之間的交通動脈——津浦鐵路，由于戰事不斷，已完全癱瘓了兩年之久，就是一個小小的例子。
戰事不止一次地切斷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聯系達幾周或數月之久，但我并沒有因此産生某種"特别的"擔心。
我們對自己說，這些戰争隻是中國人的事，我們歐洲人是不會因此受到真正威脅的，但我們必須忍受這些，就像人們忍受夏季的炎熱、塵暴和"赤色分子"那樣。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區盧溝橋發生所謂的"中日摩擦"時，在南京的我們曾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以調停解決的。
後來天津也遭厄運，去北方的鐵路因此而中斷，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變得十分炎熱。
因此在七八月間，人們都到青島海濱、煙台(譯注：原文系"芝罘"，煙台舊稱。
以下統譯為煙台。
)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陽之間的美麗的北戴河去度假。
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
因為從陸路(津浦鐵路)不再能駛到天津，我便乘坐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機輪船去秦皇島。
施密特先生的兩個女兒對此非常高興，因為她們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沒有男人的保護就不許她們從上海去北戴河。
後來她們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縮短了我的行程和時間。
輪船相當肮髒，但我的艙房寬敞而涼快。
要是我早知道艙房裡的那張外交官辦公桌是兩用的，掀開桌面就是一個盟洗台的話，那我就會更好地享受這次旅行，而不用經常到洗澡間去了。
人們在真正認識這艘破舊的小内燃機船之前，決不應該咒罵它。
帶着家眷的挪威船長對他的旅客感到很興奮(我們是他船上僅有的旅客)，抵達秦皇島後，他邀請我們到煤礦管理局的俱樂部去喝咖啡。
這天晚上的小聚後來發展成了一場音樂茶會，過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島有聲望的人也陸續都來了。
在這個茶會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個經理，我開玩笑地向他打聽與他共事的日本經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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