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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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什麼時候到這裡的？”她又問道。
“噢，對了，是在昨天你找房子的那個時候吧。
” “是的，昨天晚些時候。
” “是從巴黎來？” “是的，我隻在巴黎逗留了一會兒。
我有朋友在巴黎。
” “昨天晚上你告訴我，你來這裡是治病的。
你的病沒患多久吧？” 他不知該如何回答她才好。
他隻是說：“時好時壞地已經七年了。
” “是什麼使你最終下定了決心到這裡來的？是關于聖母重新顯靈的新聞吧？” “我想是這新聞促使我來的。
它使我很好奇，我想我可以來試一試。
” “你不會失去什麼，”她用輕快的口氣說，“可能你将得到一切。
” “但願如此。
” “這一周你都呆在這兒嗎？” “如果必要的話，我想最遲下星期一之前回家，我的假期快要結束了。
” “家，”她說着，眼睛仍盯着路面。
“你的家在美國什麼地方，塔利先生？” 他的大腦在飛快地轉着。
在這以前他沒有估計到會有人問這種有關個人私事方面的問題，因此也就沒有仔細斟酌過，他隻好全神貫注地在記憶中搜尋他在美國東部地區他曾訪問過的一些偏遠小鎮，因為隻有這些地方才符合塞缪爾-塔利的身份。
他終于想起了，有一次周末度假時，他曾到過佛蒙特州一個叫做伍茲塔克的小鎮。
“我是從佛蒙特來，”他說，“我妻子同我在伍茲塔克有一個中等大小的農場。
” “我以前聽說過那地方，”她說，“聽說那地方很美。
” “是的，是的，”季霍諾夫心裡很着急，不知道她從他說英文時的語調中覺察出什麼沒有。
他最好彌補一下，于是他漫不經心地說道：“實際上，我父母是從俄國移民去的美國，那時我母親才14歲，父親才18歲。
他們是在紐約的一次社交活動見面的，一見鐘情，立刻墜入情網，最後結了婚。
我父親在此之前曾務過農，他很快就在佛蒙特掙得一筆财産買下了這個農場。
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
”接下來，更是信手拈來。
“我慢慢地長大了，并且學會了說俄語，這是很自然的事。
因為在家裡，除了說英語，還經常說俄語。
” “我很喜歡學語言，”吉塞爾說，“我會說四國語言，但不會說俄語。
” “這沒什麼，”季霍諾夫說。
“那你在農場幹活嗎？”吉塞爾又刨根問底。
這姑娘也太愛饒舌了，而且也很精明。
看來撒謊是沒有用的了。
她已經看到了他那雙十分柔軟細膩的手，斷定他不是那種幹農活的人。
他勉強地笑了笑。
“你問我在農場幹活嗎？不，不幹，實際上我是一個教授。
”他感到現在一切都很得心應手。
“噢，我是一個俄文教授。
我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的書，專修俄文和語言學，獲得博士學位，我就成了哥倫比亞大學語言系教授，在那兒教授俄文。
” “你是怎麼安排的呢？我的意思是，你住在伍茲塔克，但卻在紐約任教。
” 漏洞，到處都有漏洞。
不過，作為外交家，季霍諾夫過去也常常做些亡羊補牢的事。
“這很簡單，”他說，“我在曼哈頓有一個小公寓，上課期間使用，而我的家是佛蒙特的伍茲塔克，無論什麼時候我都能來往于它們之問。
這幾天我妻子大概呆在佛蒙特家中。
她可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我們有一個兒子，是在——是在南加州大學念書。
他學的是戲劇藝術專業。
”為了讓這些他杜撰的故事盡快過去，他話鋒一轉，談起了目前的一些情況。
“我的妻子是個天主教徒，因此我也就成了一個天主教徒。
不過我不是那麼狂熱和虔誠，就像我昨天談到的那樣。
但是，我還是有一定的激情，要不我就不會來盧爾德了。
” “不過，你是在紐約工作，是吧？”她緊追不舍。
“是的，當然。
” “我喜歡紐約，絕對地愛它。
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那兒。
” 季霍諾夫又一次擔心起來。
“你曾經在紐約呆過？” “我曾在那裡住過，”她興高采烈地說，“我曾在那裡度過一段好時光。
在紐約要做的事太多。
我在那裡呆了一年多。
” 季霍諾夫竭力表現對此毫無興趣。
“你在那兒住過？你在那裡幹什麼呢？” “我在聯合國幹秘書工作。
” “在聯合國？” “是在為法國代表團做事。
我曾在盧爾德遇到過法國駐聯合國大使。
他雇傭我給他做一名秘書，當他去紐約時便帶着我一塊去了。
那是一段難以忘懷的經曆。
我真想立刻就返回去。
在那裡我結交了許多朋友。
許多最要好的朋友是美國人。
其中有一個是在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做事。
事實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就是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研究生。
也許他就是你的一名學生，他叫羅伊-齊姆博格，你有印象嗎？你有沒有一個名叫羅伊-齊姆博格的學生？” 又是一個大漏洞，而且很可能是個陷阱。
“我的學生大多了，要我記住每個學生的名字實在是太難了。
或許他沒有學習俄文吧？” “也許沒有，”吉塞爾說。
季霍諾夫看到他們就快要到達盧爾德了，這時他才松了一口氣。
他想立刻離開這個曾在紐約呆過、并在聯合國做過事的鄉村姑娘，因為他經常在那兒露面。
她的這種刨根問底和沒完沒了的窺探使他感到很不自在，遲早她會發現他的一兩個漏洞或牛頭不對馬嘴的談話。
因此他必須盡
“噢，對了，是在昨天你找房子的那個時候吧。
” “是的，昨天晚些時候。
” “是從巴黎來？” “是的，我隻在巴黎逗留了一會兒。
我有朋友在巴黎。
” “昨天晚上你告訴我，你來這裡是治病的。
你的病沒患多久吧？” 他不知該如何回答她才好。
他隻是說：“時好時壞地已經七年了。
” “是什麼使你最終下定了決心到這裡來的？是關于聖母重新顯靈的新聞吧？” “我想是這新聞促使我來的。
它使我很好奇，我想我可以來試一試。
” “你不會失去什麼，”她用輕快的口氣說，“可能你将得到一切。
” “但願如此。
” “這一周你都呆在這兒嗎？” “如果必要的話，我想最遲下星期一之前回家，我的假期快要結束了。
” “家，”她說着，眼睛仍盯着路面。
“你的家在美國什麼地方，塔利先生？” 他的大腦在飛快地轉着。
在這以前他沒有估計到會有人問這種有關個人私事方面的問題，因此也就沒有仔細斟酌過，他隻好全神貫注地在記憶中搜尋他在美國東部地區他曾訪問過的一些偏遠小鎮，因為隻有這些地方才符合塞缪爾-塔利的身份。
他終于想起了，有一次周末度假時，他曾到過佛蒙特州一個叫做伍茲塔克的小鎮。
“我是從佛蒙特來，”他說，“我妻子同我在伍茲塔克有一個中等大小的農場。
” “我以前聽說過那地方，”她說，“聽說那地方很美。
” “是的，是的，”季霍諾夫心裡很着急，不知道她從他說英文時的語調中覺察出什麼沒有。
他最好彌補一下，于是他漫不經心地說道：“實際上，我父母是從俄國移民去的美國，那時我母親才14歲，父親才18歲。
他們是在紐約的一次社交活動見面的，一見鐘情，立刻墜入情網，最後結了婚。
我父親在此之前曾務過農，他很快就在佛蒙特掙得一筆财産買下了這個農場。
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
”接下來，更是信手拈來。
“我慢慢地長大了，并且學會了說俄語，這是很自然的事。
因為在家裡，除了說英語，還經常說俄語。
” “我很喜歡學語言，”吉塞爾說，“我會說四國語言，但不會說俄語。
” “這沒什麼，”季霍諾夫說。
“那你在農場幹活嗎？”吉塞爾又刨根問底。
這姑娘也太愛饒舌了，而且也很精明。
看來撒謊是沒有用的了。
她已經看到了他那雙十分柔軟細膩的手，斷定他不是那種幹農活的人。
他勉強地笑了笑。
“你問我在農場幹活嗎？不，不幹，實際上我是一個教授。
”他感到現在一切都很得心應手。
“噢，我是一個俄文教授。
我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的書，專修俄文和語言學，獲得博士學位，我就成了哥倫比亞大學語言系教授，在那兒教授俄文。
” “你是怎麼安排的呢？我的意思是，你住在伍茲塔克，但卻在紐約任教。
” 漏洞，到處都有漏洞。
不過，作為外交家，季霍諾夫過去也常常做些亡羊補牢的事。
“這很簡單，”他說，“我在曼哈頓有一個小公寓，上課期間使用，而我的家是佛蒙特的伍茲塔克，無論什麼時候我都能來往于它們之問。
這幾天我妻子大概呆在佛蒙特家中。
她可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我們有一個兒子，是在——是在南加州大學念書。
他學的是戲劇藝術專業。
”為了讓這些他杜撰的故事盡快過去，他話鋒一轉，談起了目前的一些情況。
“我的妻子是個天主教徒，因此我也就成了一個天主教徒。
不過我不是那麼狂熱和虔誠，就像我昨天談到的那樣。
但是，我還是有一定的激情，要不我就不會來盧爾德了。
” “不過，你是在紐約工作，是吧？”她緊追不舍。
“是的，當然。
” “我喜歡紐約，絕對地愛它。
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那兒。
” 季霍諾夫又一次擔心起來。
“你曾經在紐約呆過？” “我曾在那裡住過，”她興高采烈地說，“我曾在那裡度過一段好時光。
在紐約要做的事太多。
我在那裡呆了一年多。
” 季霍諾夫竭力表現對此毫無興趣。
“你在那兒住過？你在那裡幹什麼呢？” “我在聯合國幹秘書工作。
” “在聯合國？” “是在為法國代表團做事。
我曾在盧爾德遇到過法國駐聯合國大使。
他雇傭我給他做一名秘書，當他去紐約時便帶着我一塊去了。
那是一段難以忘懷的經曆。
我真想立刻就返回去。
在那裡我結交了許多朋友。
許多最要好的朋友是美國人。
其中有一個是在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做事。
事實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就是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研究生。
也許他就是你的一名學生，他叫羅伊-齊姆博格，你有印象嗎？你有沒有一個名叫羅伊-齊姆博格的學生？” 又是一個大漏洞，而且很可能是個陷阱。
“我的學生大多了，要我記住每個學生的名字實在是太難了。
或許他沒有學習俄文吧？” “也許沒有，”吉塞爾說。
季霍諾夫看到他們就快要到達盧爾德了，這時他才松了一口氣。
他想立刻離開這個曾在紐約呆過、并在聯合國做過事的鄉村姑娘，因為他經常在那兒露面。
她的這種刨根問底和沒完沒了的窺探使他感到很不自在，遲早她會發現他的一兩個漏洞或牛頭不對馬嘴的談話。
因此他必須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