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愚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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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紀結束時，麻瘋病從西方世界消失了。
在社會群落的邊緣，在各個城市的入口，展現着一片片廢墟曠野。
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卻荒無人煙。
多少世紀以來，這些地方就屬于“非人”世界。
從14世紀到17世紀，它們将用一種奇異的魔法召喚出一種新的疾病、另一種猙獰的鬼臉，等待着社會清洗和排斥的習俗卷土重來。
從中世紀盛期到十字軍東征結束，麻瘋病院成倍的增加，有麻瘋病人的城市遍及整個歐洲。
根據帕裡斯的說法，整個基督教世界的麻瘋病院多達一萬九千個。
在1226年路易八世頒布麻瘋病院法前後，法國官方登記的麻瘋病院超過9千個。
僅在巴黎主教區就有43個，其中包括雷納堡、科爾貝、聖瓦萊雷和罪惡的尚布利（Champ－Pourri，意為污濁之地）；還包括沙朗通。
兩個最大的病院就在巴黎城邊，它們是聖日耳曼和聖拉紮爾門。
這兩個名字我們在另一種病史中還會見到。
這是因為自15世紀起，它們都空無病人了。
在16世紀，聖日耳曼成為少年罪犯教養院。
到聖文森（Saint－Vincent）21時期之前，聖拉紮爾隻剩下一個麻瘋病人，他是“朗格盧瓦先生，民事法庭的律師”。
南錫麻瘋病院是歐洲最大的麻瘋病院之一，但是在麥笛錫（MariedeM6dcis）攝政時期，僅僅收容過4個病人。
根據卡泰爾（Catel）的《回憶錄》，中世紀末在圖盧茲有29所醫院，其中7所是麻瘋病院。
但是到17世紀初，隻有3所還被人提到。
它們是聖西普裡安、阿爾諾一貝爾納和聖米歇爾。
人們對麻瘋病的消失感到歡欣鼓舞。
1635年，蘭斯的居民舉行隆重的遊行，感激上帝使該城市免除了這種瘟疫。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王權就開始控制和整頓捐贈給麻瘋病院的巨大财産。
1543年12月9日，弗朗索瓦一世下令進行人口調查和财産清查，“以糾正目前麻瘋病院的嚴重混亂”。
1606年，亨利四世頒布敕令，要求重新核查麻瘋病院的财産，“将這次調查出來的多餘财産用以贍養貧困貴族和傷殘士兵”。
1612年12月24日的敕令提出同樣的要求，但這次多餘的收入被用于救濟窮人。
實際上，直到17世紀末，法國麻瘋病院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由于這個問題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因此引起多次沖突。
直到1677年，僅在多菲内省還有44個麻瘋病院。
1672年2月20日，路易十四把所有的軍事和醫護教團的動産都劃歸聖拉紮爾和蒙特一卡梅爾教團，它們被授權管理王國的全部麻瘋病院。
大約二十年後，1672年敕令被廢止。
自1693年3月至1695年7月，經過一系列左右搖擺的措施，麻瘋病院的财産最後被劃歸給其他的醫院和福利機構。
分散在遺存的一千二百所麻瘋病院的少數病人，被集中到奧爾良附近的聖梅曼病院。
這些法令首先在巴黎實行，最高法院将有關收入轉交給總醫院的各機構。
各省當局也效仿這一做法。
圖盧茲将麻瘋病院的财産轉交給絕症患者醫院（1696年）；諾曼底的博利俄麻瘋病院的财産轉交給康城的主官醫院；沃裡麻瘋病院的财産劃歸給聖福瓦醫院。
隻有聖梅曼病院和波爾多附近的加涅茨病室保留下來。
在12世紀，僅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英格蘭和蘇格蘭就開設了220個麻瘋病院。
但是，早在14世紀，這些病院就開始逐漸閑置了。
1342年，愛德華三世下令調查裡彭的麻瘋病院（此時該醫院已無麻瘋病人），把該機構的财産分給窮人。
12世紀末，大主教普依塞爾創建了一所醫院，到1434年，該醫院隻有兩個床位供麻瘋病人用。
1348年，聖奧爾本斯大麻瘋病院僅收容着三個病人；二十四年後，肯特的羅默納爾醫院因無麻瘋病人而被廢棄。
在查塔姆，建于1078年的聖巴托羅級麻瘋病院曾經是英格蘭最重要的病院之一；但是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它隻收容了兩個病人；到1627年，它終于關閉。
在德國，麻瘋病也同樣在消退，或許隻是稍微緩慢一些；然而，宗教改革運動加速了麻瘋病院的改造。
結果，由市政當局掌管了福利和醫護設施。
在萊比錫、慕尼黑和漢堡都是如此。
1542年，石勒斯威希一霍爾斯坦的麻瘋病院的财産轉交給了醫院。
在斯圖加特，1589年的一份地方行政長官的報告表明，五十年以來該地麻瘋病院中一直沒有這種病人。
在利普林根，麻瘋病院也很快被絕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
麻瘋病的奇異消失，無疑不是長期以來簡陋的醫療實踐的結果，而是實行隔離，以及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切斷了東方病源的結果。
麻瘋病退隐了，但是它不僅留下這些下賤的場所，而且留下了一些習俗。
這些習俗不是要撲滅這種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種神聖的距離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傳之中。
在麻瘋病院被閑置多年之後，有些東西無疑比麻瘋病存留得更長久，而且還将延續存在。
這就是附着于麻瘋病人形象上的價值觀和意象，排斥麻瘋病人的意義，即那種觸目驚心的可怕形象的社會意義。
這種形象必須首先劃入一個神聖的圈子裡，然後才能加以排斥。
雖然麻瘋病人被排斥在這個世界、這個有形教會的社會之外，但是他們的存在依然是對k帝的一個可靠證明，因為這是上帝憤怒和恩寵的一個表征。
維也納教會的儀式書上說：“我的朋友，主高興讓你染上這種疾病，你蒙受着主的極大恩寵，因為他願意因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罪惡而懲罰你。
”就在牧師及其助手将麻瘋病人倒拖出教會時，還在讓病人相信自己依然是對上帝的證明：“不論你是否會離開教會和健康人的陪伴，你依然沒有離開上帝的恩寵。
”在勃魯蓋爾（Bruesnel）的畫上，在卡爾瓦裡，人群圍在基督身邊，而麻瘋病人與他仍保持着一定距離，但永遠是在爬向卡爾瓦裡。
他們是罪惡的神聖證明。
他們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并透過這種排斥實現自己的拯救。
透過一種與善行和祈禱相反的、奇異的厄運的作用，麻瘋病人被沒有伸過來的手所拯救。
将麻瘋病人遺棄在門外的罪人卻給他打開了通向天國之路。
“因為他們對你的疾病保持了克制；因為主不會因此而恨你，而要使你不脫離他的陪伴；如果你能忍耐，你便會得救，正如麻瘋病人死于富人門外但卻被直接送入天堂。
”遺棄就是對他的拯救，排斥給了他另一種聖餐。
麻瘋病消失了，麻瘋病人也幾乎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但是這些結構卻保留下來。
兩三個世紀之後，往往在同樣的地方，人們将會使用驚人相似的排斥方法。
一貧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錯亂者”将接替麻瘋病人的角色。
我們将會看到，他們和那些排斥他們的人期待着從這種排斥中得到什麼樣的拯救。
這種方式将帶着全新的意義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續下去。
實際上，這種嚴格區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種社會排斥，又是一種精神上的重新統一。
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想像圖景上出現了一種新東西；這種東西很快就占據了一個特殊位置。
這就是“愚人船”。
這種奇異的“醉漢之舟”沿着平靜的萊茵河和佛蘭芒運河巡遊。
當然，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個文學詞語，可能出自古老的亞爾古英雄傳奇呼。
此時，這個重大的神話主題獲得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會中廣為流傳。
時尚歡迎這些舟船的故事：這些船載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會的典範，開始偉大的象征性航行。
透過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沒有獲得财富，至少也會成為命運或其理的化身。
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ChamPier）。
1502年創作了《五公之舟和貴族之戰》，于1503年創作了《淑女船》。
另外還有《健康者之舟》、奧斯特沃倫（JacobvanOestvoren）于1413年創作的《藍舟》、布蘭特（SebastianBrant）（用于1494年創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
當然，博斯的繪畫也屬于這個夢幻船隊之列。
然而，在所有這些具有浪漫色彩或諷刺意味的舟船中，隻有愚人船是唯一真實的，因為它們确實存在過。
這種船載着那些神經錯亂的乘客從一個城鎮航行到另一個城鎮。
瘋人因此便過着一種輕松自在的流浪生活。
城鎮将他們驅逐出去；在沒有把他們托付給商旅或香客隊伍時，他們被準許在空曠的農村流浪。
這種習俗在德國尤為常見。
15世紀上半葉，紐倫堡有63個瘋子登記在冊，其中31人被驅逐。
其後50年間，據記載至少有ZI人被迫出走。
這些僅僅是被市政當局拘捕的病人。
他們通常被交給船工。
1399年，在法蘭克福，海員受命帶走一個赤身裸體在街巷中遊走的病人。
15世紀初，美因茨以同樣方式驅逐了一個瘋人罪犯。
有時，水手們剛剛承諾，下來，轉身便又把這些招惹麻煩的乘客打發上岸。
法蘭克福有一個鐵匠兩次被逐，但兩次返回，直到最後被送到克羅茲納赫。
歐洲的許多城市肯定經常看到“愚人船”馳入它們的港口。
揭示這種習俗的确切含義并非一件易事。
有人會設想，這是一種很普通的引渡手段，市政當局以此把遊蕩的瘋人遣送出自己的管界。
這種假設沒有考慮到下列事實：甚至在專門的瘋人病院設立之前，有些瘋人已經被送進醫院或受到類似的看護；巴黎的主官醫院當時已在病房裡為他們設置了床位。
在整個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歐洲大多數城市都有專門的瘋人拘留所，如默倫的沙特萊堡，康城著名的瘋人塔。
在德國有數不勝數的瘋人塔，如呂貝克的城關，漢堡的處女塔。
因此，瘋人不一定會被驅逐。
有人會設想，隻有外鄉瘋人才會被驅逐，各個城市都隻照看自己市民中的病人。
我們不是發現一些中世紀城市的賬簿上有病人救濟金或用以照料病人的捐款記錄嗎？但是。
問題并不這麼簡單。
在集中收容病人的地方，病人大多不是本地人。
最先集中收容瘋人的是一些聖地：聖馬蒂蘭·德·拉爾尚，聖希爾德維爾·德·古奈，貝桑松和吉爾。
去這些地方朝聖是由城市或醫院組織的。
往往還得到城市或醫院的資助。
這些素擾着整個文藝複興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聖船。
那些具有強烈象征意義的瘋人乘客是去尋找自己的理性。
有些船是沿萊茵河順流而下到比利時和吉爾。
另一些船是沿萊茵河上行到汝拉和貝桑松。
另外有一些城市，如紐倫堡，肯定不是聖地，但也聚集着大量的瘋人。
其數目之大，絕非該城市本身所能産生的。
這些瘋人的食宿都從城市财政中開支，但是他們未受到醫治，而是被投入監獄。
我們可以推測，在某些重要城市——旅遊和貿易中心，有相當多的瘋人是被商人和水手帶來的，而在這裡“丢失”了。
這就使他們的家鄉擺脫了他們。
很可能的是，這些“非朝聖地”與那些将病人當作香客來接待的地方逐漸被人混同了。
求醫的願望和排斥的願望重合在一起，于是病人被禁閉在某個奇迹顯靈的聖地。
吉爾（Gheel）村很可能就是這樣
在社會群落的邊緣，在各個城市的入口，展現着一片片廢墟曠野。
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卻荒無人煙。
多少世紀以來，這些地方就屬于“非人”世界。
從14世紀到17世紀，它們将用一種奇異的魔法召喚出一種新的疾病、另一種猙獰的鬼臉，等待着社會清洗和排斥的習俗卷土重來。
從中世紀盛期到十字軍東征結束，麻瘋病院成倍的增加，有麻瘋病人的城市遍及整個歐洲。
根據帕裡斯的說法，整個基督教世界的麻瘋病院多達一萬九千個。
在1226年路易八世頒布麻瘋病院法前後，法國官方登記的麻瘋病院超過9千個。
僅在巴黎主教區就有43個，其中包括雷納堡、科爾貝、聖瓦萊雷和罪惡的尚布利（Champ－Pourri，意為污濁之地）；還包括沙朗通。
兩個最大的病院就在巴黎城邊，它們是聖日耳曼和聖拉紮爾門。
這兩個名字我們在另一種病史中還會見到。
這是因為自15世紀起，它們都空無病人了。
在16世紀，聖日耳曼成為少年罪犯教養院。
到聖文森（Saint－Vincent）21時期之前，聖拉紮爾隻剩下一個麻瘋病人，他是“朗格盧瓦先生，民事法庭的律師”。
南錫麻瘋病院是歐洲最大的麻瘋病院之一，但是在麥笛錫（MariedeM6dcis）攝政時期，僅僅收容過4個病人。
根據卡泰爾（Catel）的《回憶錄》，中世紀末在圖盧茲有29所醫院，其中7所是麻瘋病院。
但是到17世紀初，隻有3所還被人提到。
它們是聖西普裡安、阿爾諾一貝爾納和聖米歇爾。
人們對麻瘋病的消失感到歡欣鼓舞。
1635年，蘭斯的居民舉行隆重的遊行，感激上帝使該城市免除了這種瘟疫。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王權就開始控制和整頓捐贈給麻瘋病院的巨大财産。
1543年12月9日，弗朗索瓦一世下令進行人口調查和财産清查，“以糾正目前麻瘋病院的嚴重混亂”。
1606年，亨利四世頒布敕令，要求重新核查麻瘋病院的财産，“将這次調查出來的多餘财産用以贍養貧困貴族和傷殘士兵”。
1612年12月24日的敕令提出同樣的要求，但這次多餘的收入被用于救濟窮人。
實際上，直到17世紀末，法國麻瘋病院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由于這個問題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因此引起多次沖突。
直到1677年，僅在多菲内省還有44個麻瘋病院。
1672年2月20日，路易十四把所有的軍事和醫護教團的動産都劃歸聖拉紮爾和蒙特一卡梅爾教團，它們被授權管理王國的全部麻瘋病院。
大約二十年後，1672年敕令被廢止。
自1693年3月至1695年7月，經過一系列左右搖擺的措施，麻瘋病院的财産最後被劃歸給其他的醫院和福利機構。
分散在遺存的一千二百所麻瘋病院的少數病人，被集中到奧爾良附近的聖梅曼病院。
這些法令首先在巴黎實行，最高法院将有關收入轉交給總醫院的各機構。
各省當局也效仿這一做法。
圖盧茲将麻瘋病院的财産轉交給絕症患者醫院（1696年）；諾曼底的博利俄麻瘋病院的财産轉交給康城的主官醫院；沃裡麻瘋病院的财産劃歸給聖福瓦醫院。
隻有聖梅曼病院和波爾多附近的加涅茨病室保留下來。
在12世紀，僅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英格蘭和蘇格蘭就開設了220個麻瘋病院。
但是，早在14世紀，這些病院就開始逐漸閑置了。
1342年，愛德華三世下令調查裡彭的麻瘋病院（此時該醫院已無麻瘋病人），把該機構的财産分給窮人。
12世紀末，大主教普依塞爾創建了一所醫院，到1434年，該醫院隻有兩個床位供麻瘋病人用。
1348年，聖奧爾本斯大麻瘋病院僅收容着三個病人；二十四年後，肯特的羅默納爾醫院因無麻瘋病人而被廢棄。
在查塔姆，建于1078年的聖巴托羅級麻瘋病院曾經是英格蘭最重要的病院之一；但是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它隻收容了兩個病人；到1627年，它終于關閉。
在德國，麻瘋病也同樣在消退，或許隻是稍微緩慢一些；然而，宗教改革運動加速了麻瘋病院的改造。
結果，由市政當局掌管了福利和醫護設施。
在萊比錫、慕尼黑和漢堡都是如此。
1542年，石勒斯威希一霍爾斯坦的麻瘋病院的财産轉交給了醫院。
在斯圖加特，1589年的一份地方行政長官的報告表明，五十年以來該地麻瘋病院中一直沒有這種病人。
在利普林根，麻瘋病院也很快被絕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
麻瘋病的奇異消失，無疑不是長期以來簡陋的醫療實踐的結果，而是實行隔離，以及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切斷了東方病源的結果。
麻瘋病退隐了，但是它不僅留下這些下賤的場所，而且留下了一些習俗。
這些習俗不是要撲滅這種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種神聖的距離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傳之中。
在麻瘋病院被閑置多年之後，有些東西無疑比麻瘋病存留得更長久，而且還将延續存在。
這就是附着于麻瘋病人形象上的價值觀和意象，排斥麻瘋病人的意義，即那種觸目驚心的可怕形象的社會意義。
這種形象必須首先劃入一個神聖的圈子裡，然後才能加以排斥。
雖然麻瘋病人被排斥在這個世界、這個有形教會的社會之外，但是他們的存在依然是對k帝的一個可靠證明，因為這是上帝憤怒和恩寵的一個表征。
維也納教會的儀式書上說：“我的朋友，主高興讓你染上這種疾病，你蒙受着主的極大恩寵，因為他願意因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罪惡而懲罰你。
”就在牧師及其助手将麻瘋病人倒拖出教會時，還在讓病人相信自己依然是對上帝的證明：“不論你是否會離開教會和健康人的陪伴，你依然沒有離開上帝的恩寵。
”在勃魯蓋爾（Bruesnel）的畫上，在卡爾瓦裡，人群圍在基督身邊，而麻瘋病人與他仍保持着一定距離，但永遠是在爬向卡爾瓦裡。
他們是罪惡的神聖證明。
他們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并透過這種排斥實現自己的拯救。
透過一種與善行和祈禱相反的、奇異的厄運的作用，麻瘋病人被沒有伸過來的手所拯救。
将麻瘋病人遺棄在門外的罪人卻給他打開了通向天國之路。
“因為他們對你的疾病保持了克制；因為主不會因此而恨你，而要使你不脫離他的陪伴；如果你能忍耐，你便會得救，正如麻瘋病人死于富人門外但卻被直接送入天堂。
”遺棄就是對他的拯救，排斥給了他另一種聖餐。
麻瘋病消失了，麻瘋病人也幾乎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但是這些結構卻保留下來。
兩三個世紀之後，往往在同樣的地方，人們将會使用驚人相似的排斥方法。
一貧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錯亂者”将接替麻瘋病人的角色。
我們将會看到，他們和那些排斥他們的人期待着從這種排斥中得到什麼樣的拯救。
這種方式将帶着全新的意義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續下去。
實際上，這種嚴格區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種社會排斥，又是一種精神上的重新統一。
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想像圖景上出現了一種新東西；這種東西很快就占據了一個特殊位置。
這就是“愚人船”。
這種奇異的“醉漢之舟”沿着平靜的萊茵河和佛蘭芒運河巡遊。
當然，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個文學詞語，可能出自古老的亞爾古英雄傳奇呼。
此時，這個重大的神話主題獲得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會中廣為流傳。
時尚歡迎這些舟船的故事：這些船載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會的典範，開始偉大的象征性航行。
透過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沒有獲得财富，至少也會成為命運或其理的化身。
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ChamPier）。
1502年創作了《五公之舟和貴族之戰》，于1503年創作了《淑女船》。
另外還有《健康者之舟》、奧斯特沃倫（JacobvanOestvoren）于1413年創作的《藍舟》、布蘭特（SebastianBrant）（用于1494年創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
當然，博斯的繪畫也屬于這個夢幻船隊之列。
然而，在所有這些具有浪漫色彩或諷刺意味的舟船中，隻有愚人船是唯一真實的，因為它們确實存在過。
這種船載着那些神經錯亂的乘客從一個城鎮航行到另一個城鎮。
瘋人因此便過着一種輕松自在的流浪生活。
城鎮将他們驅逐出去；在沒有把他們托付給商旅或香客隊伍時，他們被準許在空曠的農村流浪。
這種習俗在德國尤為常見。
15世紀上半葉，紐倫堡有63個瘋子登記在冊，其中31人被驅逐。
其後50年間，據記載至少有ZI人被迫出走。
這些僅僅是被市政當局拘捕的病人。
他們通常被交給船工。
1399年，在法蘭克福，海員受命帶走一個赤身裸體在街巷中遊走的病人。
15世紀初，美因茨以同樣方式驅逐了一個瘋人罪犯。
有時，水手們剛剛承諾，下來，轉身便又把這些招惹麻煩的乘客打發上岸。
法蘭克福有一個鐵匠兩次被逐，但兩次返回，直到最後被送到克羅茲納赫。
歐洲的許多城市肯定經常看到“愚人船”馳入它們的港口。
揭示這種習俗的确切含義并非一件易事。
有人會設想，這是一種很普通的引渡手段，市政當局以此把遊蕩的瘋人遣送出自己的管界。
這種假設沒有考慮到下列事實：甚至在專門的瘋人病院設立之前，有些瘋人已經被送進醫院或受到類似的看護；巴黎的主官醫院當時已在病房裡為他們設置了床位。
在整個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歐洲大多數城市都有專門的瘋人拘留所，如默倫的沙特萊堡，康城著名的瘋人塔。
在德國有數不勝數的瘋人塔，如呂貝克的城關，漢堡的處女塔。
因此，瘋人不一定會被驅逐。
有人會設想，隻有外鄉瘋人才會被驅逐，各個城市都隻照看自己市民中的病人。
我們不是發現一些中世紀城市的賬簿上有病人救濟金或用以照料病人的捐款記錄嗎？但是。
問題并不這麼簡單。
在集中收容病人的地方，病人大多不是本地人。
最先集中收容瘋人的是一些聖地：聖馬蒂蘭·德·拉爾尚，聖希爾德維爾·德·古奈，貝桑松和吉爾。
去這些地方朝聖是由城市或醫院組織的。
往往還得到城市或醫院的資助。
這些素擾着整個文藝複興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聖船。
那些具有強烈象征意義的瘋人乘客是去尋找自己的理性。
有些船是沿萊茵河順流而下到比利時和吉爾。
另一些船是沿萊茵河上行到汝拉和貝桑松。
另外有一些城市，如紐倫堡，肯定不是聖地，但也聚集着大量的瘋人。
其數目之大，絕非該城市本身所能産生的。
這些瘋人的食宿都從城市财政中開支，但是他們未受到醫治，而是被投入監獄。
我們可以推測，在某些重要城市——旅遊和貿易中心，有相當多的瘋人是被商人和水手帶來的，而在這裡“丢失”了。
這就使他們的家鄉擺脫了他們。
很可能的是，這些“非朝聖地”與那些将病人當作香客來接待的地方逐漸被人混同了。
求醫的願望和排斥的願望重合在一起，于是病人被禁閉在某個奇迹顯靈的聖地。
吉爾（Gheel）村很可能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