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爾之死 ◎藍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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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請求貝利亞準許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來：“有描寫烏克蘭農業集體化和集體農莊的手稿、記述高爾基談話和活動的材料、幾十篇短篇小說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劇本。
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勞動的成果，其中一部分準備今年發表。
”他的請求貝利亞未予理睬，因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燒毀。
盧比揚卡監獄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傳世佳作，化為青煙。
哲學家弗洛連斯基得知手稿被沒收後哀歎道：“我一生的勞動全完了，這比肉體上的死亡更可怕。
”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别爾上書總檢察長：“前作協會員、在押犯巴别爾緻函蘇聯總檢察長。
從審訊員話中獲悉我的案子已轉交蘇聯檢察院審核。
我将發表涉及案件實質的聲明，我的聲明極為重要——請讓我審辯。
”但檢察院未傳訊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張紙片上再次上書檢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請求檢察院傳訊我。
我的供詞中多有不實之詞，誣告了許多為蘇聯利益誠實工作的好人。
一想到我的供詞不僅無助于公正的審訊，反而給祖國帶來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
我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點。
”第二封信仍無回音。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巴别爾第三次緻函檢察院，字迹潦草，顯然握筆已經困難了：“我曾兩次請求檢察院傳訊我，因為我在供詞中誣告了無辜的人……我被逼迫誣告愛倫堡等人有反蘇意圖……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謊言。
我知道他們都是誠實、忠誠的蘇聯公民。
這些誣告都是我在審訊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
”巴别爾不敢提審訊員對他的嚴刑拷打，因為信隻能通過他們轉交上去。
巴别爾兩樁心事均未能了卻，二十天後被槍決。
克格勃檔案記載：“巴别爾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槍決。
埋葬地點不詳。
” 蘇聯解凍以後，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别爾的遺孀佩羅什科娃上書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要求為丈夫平反。
六月負責甄别巴别爾案子的檢察官多爾仁科傳喚佩羅什科娃，對她說巴别爾的案子破綻百出，但平反尚須三位知情人的證詞。
高爾基第一個妻子彼什科娃和愛倫堡六月十六日分别寫了證詞。
彼什科娃寫道，她同巴别爾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意大利相識。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高爾基在哥爾克村療養，幾乎天天同他見面。
高爾基對他評價極高，認為他天才非凡，是寫微型小說的高手，總是饒有興趣地聽他朗讀小說。
巴别爾是忠誠的愛國主義者。
巴别爾的被捕令她震驚。
愛倫堡寫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别爾相識後一直是要好的朋友。
巴别爾是非黨的共産黨員，一貫譴責托洛茨基分子。
高爾基曾對他說巴别爾是最完美、最誠實的作家和人。
至于法國作家馬爾羅，确實是他介紹給巴别爾的，但馬爾羅同法國情報機關毫無關系，當時很靠近法國共産黨，後來才成為戴高樂的追随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達耶夫也寫了證詞：他同巴别爾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奧德薩省委宣傳鼓動部一起工作時認識的。
那時巴别爾剛從騎兵軍回來，正在寫《騎兵軍》裡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他們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經常見面。
巴别爾在馬雅可夫斯基主編的雜志《列夫》上發表過短篇小說《鹽》，深受馬雅可夫斯基的賞識，稱他為當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
巴别爾無疑是蘇維埃政權的擁護者，對列甯的天才極為欽佩，認為十月革命掀開了世界曆史的新篇章。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為巴别爾平反的決定：撤銷原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對巴别爾的判決。
然而佩羅什科娃收到的平反書上寫的卻是：“巴别爾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間。
”巴别爾分明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槍決的，為什麼把死亡日期改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來平反證書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給佩羅什科娃之前再對照判決書填上，但不知哪位檢察官一時偷懶，未查閱判決書便信手填上一個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種工具書和課本裡巴别爾的死亡日期便成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
哀哉，遺屬點燃蠟燭悼念亡靈的那一天，并非親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爾自然不會有墳墓，所以我從未向人打聽過。
巴别爾獄中絕筆 一九一六年，我寫完我的第一篇故事拿給高爾基看……然後我參加了内戰。
一九二一年我繼續寫作。
近來我一直忙于到一九三八年底已完成第一稿的一部作品的寫作。
我完全無罪，我從未做過間諜，我也沒進行過任何反對蘇維埃的活動。
審問時，我的證詞是自我诽謗。
我隻有一個請求，那就是允許我完成我最後的作品……
他請求貝利亞準許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來：“有描寫烏克蘭農業集體化和集體農莊的手稿、記述高爾基談話和活動的材料、幾十篇短篇小說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劇本。
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勞動的成果，其中一部分準備今年發表。
”他的請求貝利亞未予理睬，因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燒毀。
盧比揚卡監獄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傳世佳作，化為青煙。
哲學家弗洛連斯基得知手稿被沒收後哀歎道：“我一生的勞動全完了，這比肉體上的死亡更可怕。
”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别爾上書總檢察長：“前作協會員、在押犯巴别爾緻函蘇聯總檢察長。
從審訊員話中獲悉我的案子已轉交蘇聯檢察院審核。
我将發表涉及案件實質的聲明，我的聲明極為重要——請讓我審辯。
”但檢察院未傳訊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張紙片上再次上書檢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請求檢察院傳訊我。
我的供詞中多有不實之詞，誣告了許多為蘇聯利益誠實工作的好人。
一想到我的供詞不僅無助于公正的審訊，反而給祖國帶來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
我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點。
”第二封信仍無回音。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巴别爾第三次緻函檢察院，字迹潦草，顯然握筆已經困難了：“我曾兩次請求檢察院傳訊我，因為我在供詞中誣告了無辜的人……我被逼迫誣告愛倫堡等人有反蘇意圖……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謊言。
我知道他們都是誠實、忠誠的蘇聯公民。
這些誣告都是我在審訊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
”巴别爾不敢提審訊員對他的嚴刑拷打，因為信隻能通過他們轉交上去。
巴别爾兩樁心事均未能了卻，二十天後被槍決。
克格勃檔案記載：“巴别爾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槍決。
埋葬地點不詳。
” 蘇聯解凍以後，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别爾的遺孀佩羅什科娃上書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要求為丈夫平反。
六月負責甄别巴别爾案子的檢察官多爾仁科傳喚佩羅什科娃，對她說巴别爾的案子破綻百出，但平反尚須三位知情人的證詞。
高爾基第一個妻子彼什科娃和愛倫堡六月十六日分别寫了證詞。
彼什科娃寫道，她同巴别爾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意大利相識。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高爾基在哥爾克村療養，幾乎天天同他見面。
高爾基對他評價極高，認為他天才非凡，是寫微型小說的高手，總是饒有興趣地聽他朗讀小說。
巴别爾是忠誠的愛國主義者。
巴别爾的被捕令她震驚。
愛倫堡寫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别爾相識後一直是要好的朋友。
巴别爾是非黨的共産黨員，一貫譴責托洛茨基分子。
高爾基曾對他說巴别爾是最完美、最誠實的作家和人。
至于法國作家馬爾羅，确實是他介紹給巴别爾的，但馬爾羅同法國情報機關毫無關系，當時很靠近法國共産黨，後來才成為戴高樂的追随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達耶夫也寫了證詞：他同巴别爾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奧德薩省委宣傳鼓動部一起工作時認識的。
那時巴别爾剛從騎兵軍回來，正在寫《騎兵軍》裡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他們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經常見面。
巴别爾在馬雅可夫斯基主編的雜志《列夫》上發表過短篇小說《鹽》，深受馬雅可夫斯基的賞識，稱他為當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
巴别爾無疑是蘇維埃政權的擁護者，對列甯的天才極為欽佩，認為十月革命掀開了世界曆史的新篇章。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為巴别爾平反的決定：撤銷原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對巴别爾的判決。
然而佩羅什科娃收到的平反書上寫的卻是：“巴别爾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間。
”巴别爾分明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槍決的，為什麼把死亡日期改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來平反證書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給佩羅什科娃之前再對照判決書填上，但不知哪位檢察官一時偷懶，未查閱判決書便信手填上一個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種工具書和課本裡巴别爾的死亡日期便成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
哀哉，遺屬點燃蠟燭悼念亡靈的那一天，并非親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爾自然不會有墳墓，所以我從未向人打聽過。
巴别爾獄中絕筆 一九一六年，我寫完我的第一篇故事拿給高爾基看……然後我參加了内戰。
一九二一年我繼續寫作。
近來我一直忙于到一九三八年底已完成第一稿的一部作品的寫作。
我完全無罪，我從未做過間諜，我也沒進行過任何反對蘇維埃的活動。
審問時，我的證詞是自我诽謗。
我隻有一個請求，那就是允許我完成我最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