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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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吧，克裡斯蒂·凱拉基斯試圖越過高個阿爾·羅伯茨的手指傳球！後來，這些沙地球場的比賽打得那麼殘酷，星期六早晨我都害怕起床去球場露面。
有些比賽在巴特利特初級中學的球場上進行，我們這些小孩悉數到場；有些比賽在德雷克特球場進行，有些在聖麗塔教堂附近的奶牛場進行。
還有其他一些來自塞勒姆大街四周的幾支比較野蠻的加拿大人球隊，他們從不與我們聯系，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通過報紙的體育版聯絡賽事；否則，我想如果他們的球隊聯合我們的球隊，聯合城鎮周圍其他希臘人球隊或者甚至波蘭人球隊或者愛爾蘭人球隊……啊，我的天哪，換言之，用“古希臘時代的戰鬥”來形容都不算貼切。
不過，這就當作我在那裡學打橄榄球的一個例子吧。
因為我想上大學，但不知何種原因，我知道父親根本付不起學費，結果後來證明家境确實如此。
而我呢，一心隻想最終能踏進校園，在校園的某個角落抽上一袋煙，身上穿着領尖釘有紐扣的套衫，像賓·克羅斯比[9]那樣，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公牛路，對着女生唱起小夜曲，就像大學生聯誼會裡傳出母校校歌的旋律。
這是我們的夢想，在裡亞爾圖劇院看戲和看電影的過程中慢慢編織起來的夢想。
再遙遠一些的夢想就是大學畢業，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名大推銷員，戴着灰色氈帽，拎着公文包，在芝加哥下了火車，在月台上在大城市嘈雜喧鬧的煙霧和煤煙中興奮激動地擁抱白膚金發碧眼的妻子。
你可以想象一下，這種情況放在今天會是個什麼樣子？空氣污染和其他污染、行政管理人員的腐敗、《時代周刊》的廣告，還有如今我們高速公路上汽車呼嘯疾馳，數以百萬計，沿着環形交通樞紐，進進出出，駛向各個方向，從精神愉悅的一種腐敗駛向另一種腐敗？随後，我想象自己，大學畢業生，保險業成功人士，在有鑲闆的别墅裡與妻子白頭偕老，屋子牆上挂着我在拉布拉多半島狩獵時成功獵獲的一個個駝鹿頭，白發蒼蒼的我從酒櫃裡取出波旁威士忌，細細品味，我為兒子祝福，接着又一次心髒病大發作（就像現在這樣，看來又要心髒病發了）。
當我們在塵土飛揚鮮血飛濺的賽場裡尖叫着猛烈沖撞，我們甚至連想都沒想到我們都會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中的一些人陣亡，一些人負傷，剩餘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天真無邪的夢想追求幾乎喪失殆盡。
我不願細說我在洛厄爾高中第三年的情形，那時候年紀太小或者資曆尚淺的男生不能經常上場比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塔姆·基廷教練不讓我上場，是因為當時我隻有十五歲，他認定我是個二年級學生，要把我“保留”到三四年級再派用場。
另外，梅裡馬克[10]這個地方還有點風氣不正，因為在練球混戰時，他使勁訓練我，我也的确表現不俗，得了許多不易獲得的比分，而且在任何一場正式比賽中都可能有同樣出色的表現；或者政治被卷入了其中，我父親對以上種種情況都不贊成，因為他過于誠實，一九三年前後，洛厄爾市名人委員會前來詢問他是否願意競選市長，他回答說：“當然願意，我要競選市長，不過如果獲勝，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壞蛋騙子統統趕出洛厄爾，到那時，洛厄爾城裡就會一個人也不剩了。
”五 我隻知道我高中四年級這段時期是怎樣度過的，你可以自己來判斷，假如你不理解，那就讓教練來判斷：我開始參加那年的第一場球賽隻是因為皮埃·梅内拉科斯踝關節受傷。
就算他是個優秀機敏的帶球進攻隊員，可是他個子太小，别人一撞，他就飛出去十英尺，他再機敏圓滑也不管用。
不過，因為不知怎麼的，教練覺得他需要一個攔球阻擊隊員，一個像裡克·皮埃特利卡那樣的“進攻後衛”，以及那個靈巧的小個克裡斯蒂·凱拉基斯，于是，在開球守衛區裡就沒有我這個帶球進攻隊員的表現空間。
然而，作為進攻後衛，在混戰中，我能壓低腦袋持球一下子前進十碼，甚至不用擡頭看一眼；作為中衛，我能接住傳遞很糟糕的球，橄榄球從我身後“嗖”的過來，我隻輕輕一轉身，就把球抓在手裡，随後又一旋身，便開始飛奔，一路跑到底。
我承認擋不住比爾·德芒斯那樣的四分衛或者像凱拉基斯那樣的傳球。
不知是何原因，他們非要用皮埃特利卡和梅内拉科斯，我父親斷言一定有人接受了賄賂。
“梅裡馬克河流域腐敗城鎮的典型事例”，他說。
除此之外，父親在洛厄爾并不太受歡迎，因為隻要有人耍他，他決不輕饒。
有一次摔跤比賽弄虛作假，他就在勞裡埃公園的淋浴房裡扇了摔跤運動員一個嘴巴子。
一個德高望重的希臘族長因為與他争論傳單的印刷價格，就被他抓住黑袍的袍邊，猛地推出印刷店。
對裡亞爾圖劇院的老闆，他也幹過同樣的事情，他管那個老闆叫“一元當千元的下流坯”。
一幫加拿大裔“朋友”把他騙得生意破産，他說一九八四年之前，梅裡馬克河流域不可能清除腐敗。
他已經對市長競選委員會說過，他認為如今誠信實在太差！他辦了一份報紙名叫《聚光燈》，專門揭露市政廳裡的賄賂醜聞。
我們知道所有城市都一樣，但我父親是個特别誠實和坦率的人。
他隻是個五乘五先生[11]，身高五英尺七、體重二百三十五磅，然而他不怕任何人。
他承認我在棒球運動中是個劣等的擊球員，但是，在橄榄球中，他說幾乎沒有比我更出色的帶球進攻球員了。
弗朗西斯·費伊——當時波士頓學院和後來聖母大學的教練也有這種看法。
事實上，費伊教練來到我家，在客廳裡與我父親進行了交談。
他有充分理由感到痛心，因為曆史記載将表明這一點。
剛才說過，我開始了第一次球賽。
讓我這樣說吧，首先，我們的陣容非常強大：大個子阿爾·斯沃博達打右邊鋒，他是立陶宛或者波蘭人，身高六英尺四，壯實得像頭牛，溫和得也像頭牛。
忒勒瑪科斯·格林格斯（前面提及過）打右路阻截，綽号“公爵”，是偉大的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的弟弟，兄弟倆都是我所遇見的最堅忍不拔、最消瘦、最誠實的希臘人。
實際上，公爵本人是我童年的朋友，在十二歲左右短短一個月時間内，我們就決定成為朋友，星期六晚上，從燈光閃耀的卡尼廣場出發，兩人相互手臂搭着肩膀，散步一英裡半。
現在，公爵變成了一個文靜的人，不過體重二百一十五磅，像枚重磅炸彈，兩隻黑眼睛顯得活潑愉快。
休吉·韋恩打右後衛，大個子，體重二百二十五磅，來自富人居住的安多佛街，他默不出聲，舉止力大如牛。
喬·梅利斯打中鋒，他是個波蘭人，身體強悍，聲音低沉，剃了平頭，主要擒抱阻截，後來被選為來年的球隊隊長，命中注定專打進攻後衛，可以帶球進攻整
有些比賽在巴特利特初級中學的球場上進行，我們這些小孩悉數到場；有些比賽在德雷克特球場進行，有些在聖麗塔教堂附近的奶牛場進行。
還有其他一些來自塞勒姆大街四周的幾支比較野蠻的加拿大人球隊，他們從不與我們聯系，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通過報紙的體育版聯絡賽事；否則，我想如果他們的球隊聯合我們的球隊，聯合城鎮周圍其他希臘人球隊或者甚至波蘭人球隊或者愛爾蘭人球隊……啊，我的天哪，換言之，用“古希臘時代的戰鬥”來形容都不算貼切。
不過，這就當作我在那裡學打橄榄球的一個例子吧。
因為我想上大學，但不知何種原因，我知道父親根本付不起學費，結果後來證明家境确實如此。
而我呢，一心隻想最終能踏進校園，在校園的某個角落抽上一袋煙，身上穿着領尖釘有紐扣的套衫，像賓·克羅斯比[9]那樣，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公牛路，對着女生唱起小夜曲，就像大學生聯誼會裡傳出母校校歌的旋律。
這是我們的夢想，在裡亞爾圖劇院看戲和看電影的過程中慢慢編織起來的夢想。
再遙遠一些的夢想就是大學畢業，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名大推銷員，戴着灰色氈帽，拎着公文包，在芝加哥下了火車，在月台上在大城市嘈雜喧鬧的煙霧和煤煙中興奮激動地擁抱白膚金發碧眼的妻子。
你可以想象一下，這種情況放在今天會是個什麼樣子？空氣污染和其他污染、行政管理人員的腐敗、《時代周刊》的廣告，還有如今我們高速公路上汽車呼嘯疾馳，數以百萬計，沿着環形交通樞紐，進進出出，駛向各個方向，從精神愉悅的一種腐敗駛向另一種腐敗？随後，我想象自己，大學畢業生，保險業成功人士，在有鑲闆的别墅裡與妻子白頭偕老，屋子牆上挂着我在拉布拉多半島狩獵時成功獵獲的一個個駝鹿頭，白發蒼蒼的我從酒櫃裡取出波旁威士忌，細細品味，我為兒子祝福，接着又一次心髒病大發作（就像現在這樣，看來又要心髒病發了）。
當我們在塵土飛揚鮮血飛濺的賽場裡尖叫着猛烈沖撞，我們甚至連想都沒想到我們都會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中的一些人陣亡，一些人負傷，剩餘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天真無邪的夢想追求幾乎喪失殆盡。
我不願細說我在洛厄爾高中第三年的情形，那時候年紀太小或者資曆尚淺的男生不能經常上場比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塔姆·基廷教練不讓我上場，是因為當時我隻有十五歲，他認定我是個二年級學生，要把我“保留”到三四年級再派用場。
另外，梅裡馬克[10]這個地方還有點風氣不正，因為在練球混戰時，他使勁訓練我，我也的确表現不俗，得了許多不易獲得的比分，而且在任何一場正式比賽中都可能有同樣出色的表現；或者政治被卷入了其中，我父親對以上種種情況都不贊成，因為他過于誠實，一九三年前後，洛厄爾市名人委員會前來詢問他是否願意競選市長，他回答說：“當然願意，我要競選市長，不過如果獲勝，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壞蛋騙子統統趕出洛厄爾，到那時，洛厄爾城裡就會一個人也不剩了。
”五 我隻知道我高中四年級這段時期是怎樣度過的，你可以自己來判斷，假如你不理解，那就讓教練來判斷：我開始參加那年的第一場球賽隻是因為皮埃·梅内拉科斯踝關節受傷。
就算他是個優秀機敏的帶球進攻隊員，可是他個子太小，别人一撞，他就飛出去十英尺，他再機敏圓滑也不管用。
不過，因為不知怎麼的，教練覺得他需要一個攔球阻擊隊員，一個像裡克·皮埃特利卡那樣的“進攻後衛”，以及那個靈巧的小個克裡斯蒂·凱拉基斯，于是，在開球守衛區裡就沒有我這個帶球進攻隊員的表現空間。
然而，作為進攻後衛，在混戰中，我能壓低腦袋持球一下子前進十碼，甚至不用擡頭看一眼；作為中衛，我能接住傳遞很糟糕的球，橄榄球從我身後“嗖”的過來，我隻輕輕一轉身，就把球抓在手裡，随後又一旋身，便開始飛奔，一路跑到底。
我承認擋不住比爾·德芒斯那樣的四分衛或者像凱拉基斯那樣的傳球。
不知是何原因，他們非要用皮埃特利卡和梅内拉科斯，我父親斷言一定有人接受了賄賂。
“梅裡馬克河流域腐敗城鎮的典型事例”，他說。
除此之外，父親在洛厄爾并不太受歡迎，因為隻要有人耍他，他決不輕饒。
有一次摔跤比賽弄虛作假，他就在勞裡埃公園的淋浴房裡扇了摔跤運動員一個嘴巴子。
一個德高望重的希臘族長因為與他争論傳單的印刷價格，就被他抓住黑袍的袍邊，猛地推出印刷店。
對裡亞爾圖劇院的老闆，他也幹過同樣的事情，他管那個老闆叫“一元當千元的下流坯”。
一幫加拿大裔“朋友”把他騙得生意破産，他說一九八四年之前，梅裡馬克河流域不可能清除腐敗。
他已經對市長競選委員會說過，他認為如今誠信實在太差！他辦了一份報紙名叫《聚光燈》，專門揭露市政廳裡的賄賂醜聞。
我們知道所有城市都一樣，但我父親是個特别誠實和坦率的人。
他隻是個五乘五先生[11]，身高五英尺七、體重二百三十五磅，然而他不怕任何人。
他承認我在棒球運動中是個劣等的擊球員，但是，在橄榄球中，他說幾乎沒有比我更出色的帶球進攻球員了。
弗朗西斯·費伊——當時波士頓學院和後來聖母大學的教練也有這種看法。
事實上，費伊教練來到我家，在客廳裡與我父親進行了交談。
他有充分理由感到痛心，因為曆史記載将表明這一點。
剛才說過，我開始了第一次球賽。
讓我這樣說吧，首先，我們的陣容非常強大：大個子阿爾·斯沃博達打右邊鋒，他是立陶宛或者波蘭人，身高六英尺四，壯實得像頭牛，溫和得也像頭牛。
忒勒瑪科斯·格林格斯（前面提及過）打右路阻截，綽号“公爵”，是偉大的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的弟弟，兄弟倆都是我所遇見的最堅忍不拔、最消瘦、最誠實的希臘人。
實際上，公爵本人是我童年的朋友，在十二歲左右短短一個月時間内，我們就決定成為朋友，星期六晚上，從燈光閃耀的卡尼廣場出發，兩人相互手臂搭着肩膀，散步一英裡半。
現在，公爵變成了一個文靜的人，不過體重二百一十五磅，像枚重磅炸彈，兩隻黑眼睛顯得活潑愉快。
休吉·韋恩打右後衛，大個子，體重二百二十五磅，來自富人居住的安多佛街，他默不出聲，舉止力大如牛。
喬·梅利斯打中鋒，他是個波蘭人，身體強悍，聲音低沉，剃了平頭，主要擒抱阻截，後來被選為來年的球隊隊長，命中注定專打進攻後衛，可以帶球進攻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