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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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足輕重了。
維克多·雨果登上了講台。
他無功而返。
人們聽他說話，就像聽皮阿說話一樣，但是他并沒有博得多少掌聲。
“我不喜歡他那些想法”，談到皮阿，沃拉貝勒對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
”基内盡管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一點也不受人尊敬。
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裡他卻籍籍無名。
對才華橫溢者無動于衷的地方，莫過于政治集會。
它所留。
心的隻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于黨派的滔滔辯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對國家有利。
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才成。
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會忘記它的感激和受到的驚吓。
我引用上面這些話，是因為其中包含着一些事實，而不是因為它所提供的解釋，其中的心理學知識貧乏得很。
群體一旦效忠于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個性。
服從領袖的群體是處在他的名望的影響之下，并且這種服從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着絕對權力。
一位著名的衆議員在多年時間裡因其名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上次大選中由于某些金融問題而被擊敗，此事片為人知。
他隻消做個手勢，内閣便倒台了。
有個作家用下面一席話說明了他的影響程度： 這位X先生，我們要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讓我們付出的代價，主要是因為他，我們在馬達加斯加的地位長期沒發可危，我們在南尼日爾被騙走了一個帝國，我們失去了在埃及的優勢。
X先生的謬論讓我們丢失的領土，比拿破侖一世的災難有過之而無及。
對于這種領袖，我們不必過于苛責。
不錯，他使我們損失慘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是因為他順應了民意，而這種民意在殖民地事務上，目前還遠沒有超越過去的水平。
領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幾乎總是在順應民意，因此也會助長其中的所有錯誤。
我們這裡所讨論的領袖進行說服的手段，除了他們的名望之外，還包括一些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因素。
領袖若想巧妙地利用這些手段，他必須做到對群體心理了然于心，至少也要無意識地做到這一點；他還必須知道如何向他們說話。
他尤其應當了解各種詞彙、套話和形象的神奇力量。
他應當具備特殊的辯才，這包括言之鑿鑿——卸去證明的重負——和生動的形象，并伴之以十分籠統的論證。
這種辯才在所有集會中都可以看到，英國議會也不例外，雖然它是所有議會中最嚴肅的一家。
英國哲學家梅因說： 在下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斷看到，整個辯論不過是些軟弱無力的大話和盛怒的個人之間的交鋒。
這種一般公式對純粹民主的想像有着巨大的影響。
讓一群人接受用驚人之語表達出來的籠統的斷言，從來就不是什麼難事，即使它從未得到過證實，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證實。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驚人之語”，不管說得多重要也不能算過分。
我們多次談到詞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
在措辭的選擇上，必須以能夠喚起生動的形象為準。
下面這段話摘自我們一位議會領袖的演說，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這艘船将駛向坐落着我們監獄的那片熱病肆虐的土地，把名聲可疑的政客和目無政府的殺人犯關在一起。
這對難兄難弟可以促膝談心，彼此視為一種社會狀态中互助早利的兩派。
如此喚起的形象極為鮮活，演說者的所有對手都會覺得自己受着它的威脅。
他們的腦海裡浮現出兩幅畫面：一片熱病肆虐的國土，一艘可以把他們送走的船。
他們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義不明确的可怕政客中間嗎？他們體驗到的恐懼，與當年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發出威脅的演說給國民公會的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在這種恐懼的影響下，他們肯定會向他投降。
嘩嘩不休地說些最離譜的大話，永遠對領袖有利。
我剛才引用過的那位演說家能夠斷言——并且不會遇到強烈的抗議——金融家和僧侶在資助扔炸彈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總裁也應受到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的懲罰。
這種斷言永遠會在人群中發生作用。
再激烈的斷言、再可怕的聲明也不算過分。
要想吓唬住聽衆，沒有比這種辯術更有效的辦法。
在場的人會擔心，假如他們表示抗議，他們也會被當做叛徒或其同夥打倒。
如我所說，這種特殊的辯論術在所有集會中都極為有效。
危難時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顯。
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大革命時期各種集會上的那些大演說家的講話，讀起來都十分有趣。
他們無時無刻不認為自己必須先譴責罪惡弘揚美德，然後再對暴君破口大罵，發誓不自由毋甯死。
在場的人站起來熱烈鼓掌，冷靜下來後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爾也有智力高強、受過高等教育的領袖，但是具備這種品質通常對他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如果他想說明事情有多麼複雜，同意做出解釋和促進理解，他的智力就會使他變得寬宏大量，這會大大削弱使徒們所必需的信念的強度與粗暴。
在所有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民衆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瞠目；但影
維克多·雨果登上了講台。
他無功而返。
人們聽他說話，就像聽皮阿說話一樣，但是他并沒有博得多少掌聲。
“我不喜歡他那些想法”，談到皮阿，沃拉貝勒對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
”基内盡管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一點也不受人尊敬。
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裡他卻籍籍無名。
對才華橫溢者無動于衷的地方，莫過于政治集會。
它所留。
心的隻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于黨派的滔滔辯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對國家有利。
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才成。
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會忘記它的感激和受到的驚吓。
我引用上面這些話，是因為其中包含着一些事實，而不是因為它所提供的解釋，其中的心理學知識貧乏得很。
群體一旦效忠于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個性。
服從領袖的群體是處在他的名望的影響之下，并且這種服從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着絕對權力。
一位著名的衆議員在多年時間裡因其名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上次大選中由于某些金融問題而被擊敗，此事片為人知。
他隻消做個手勢，内閣便倒台了。
有個作家用下面一席話說明了他的影響程度： 這位X先生，我們要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讓我們付出的代價，主要是因為他，我們在馬達加斯加的地位長期沒發可危，我們在南尼日爾被騙走了一個帝國，我們失去了在埃及的優勢。
X先生的謬論讓我們丢失的領土，比拿破侖一世的災難有過之而無及。
對于這種領袖，我們不必過于苛責。
不錯，他使我們損失慘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是因為他順應了民意，而這種民意在殖民地事務上，目前還遠沒有超越過去的水平。
領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幾乎總是在順應民意，因此也會助長其中的所有錯誤。
我們這裡所讨論的領袖進行說服的手段，除了他們的名望之外，還包括一些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因素。
領袖若想巧妙地利用這些手段，他必須做到對群體心理了然于心，至少也要無意識地做到這一點；他還必須知道如何向他們說話。
他尤其應當了解各種詞彙、套話和形象的神奇力量。
他應當具備特殊的辯才，這包括言之鑿鑿——卸去證明的重負——和生動的形象，并伴之以十分籠統的論證。
這種辯才在所有集會中都可以看到，英國議會也不例外，雖然它是所有議會中最嚴肅的一家。
英國哲學家梅因說： 在下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斷看到，整個辯論不過是些軟弱無力的大話和盛怒的個人之間的交鋒。
這種一般公式對純粹民主的想像有着巨大的影響。
讓一群人接受用驚人之語表達出來的籠統的斷言，從來就不是什麼難事，即使它從未得到過證實，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證實。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驚人之語”，不管說得多重要也不能算過分。
我們多次談到詞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
在措辭的選擇上，必須以能夠喚起生動的形象為準。
下面這段話摘自我們一位議會領袖的演說，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這艘船将駛向坐落着我們監獄的那片熱病肆虐的土地，把名聲可疑的政客和目無政府的殺人犯關在一起。
這對難兄難弟可以促膝談心，彼此視為一種社會狀态中互助早利的兩派。
如此喚起的形象極為鮮活，演說者的所有對手都會覺得自己受着它的威脅。
他們的腦海裡浮現出兩幅畫面：一片熱病肆虐的國土，一艘可以把他們送走的船。
他們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義不明确的可怕政客中間嗎？他們體驗到的恐懼，與當年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發出威脅的演說給國民公會的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在這種恐懼的影響下，他們肯定會向他投降。
嘩嘩不休地說些最離譜的大話，永遠對領袖有利。
我剛才引用過的那位演說家能夠斷言——并且不會遇到強烈的抗議——金融家和僧侶在資助扔炸彈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總裁也應受到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的懲罰。
這種斷言永遠會在人群中發生作用。
再激烈的斷言、再可怕的聲明也不算過分。
要想吓唬住聽衆，沒有比這種辯術更有效的辦法。
在場的人會擔心，假如他們表示抗議，他們也會被當做叛徒或其同夥打倒。
如我所說，這種特殊的辯論術在所有集會中都極為有效。
危難時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顯。
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大革命時期各種集會上的那些大演說家的講話，讀起來都十分有趣。
他們無時無刻不認為自己必須先譴責罪惡弘揚美德，然後再對暴君破口大罵，發誓不自由毋甯死。
在場的人站起來熱烈鼓掌，冷靜下來後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爾也有智力高強、受過高等教育的領袖，但是具備這種品質通常對他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如果他想說明事情有多麼複雜，同意做出解釋和促進理解，他的智力就會使他變得寬宏大量，這會大大削弱使徒們所必需的信念的強度與粗暴。
在所有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民衆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瞠目；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