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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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被俘後的表現,我本人對這一點并不懷疑,”謝爾皮林把自己認為應當對她說的主要一點作了補充。

     “這有什麼可懷疑的呢。

    ”她低聲說,說得很随便,好象在談一件誰也不會懷疑的最平常的事情。

    “但願他的身體能夠頂得住。

    他在戰前就得了糖尿病。

    ” “我怎麼沒看出來,”謝爾皮林說。

    他想,大概皮金不讓别人知道他有病,他不是那種一有病就哼哼的人。

     “還有一點使我擔心,”皮金娜歎了口氣說,“報上說我們的盟軍正在轟炸德國,炸得可厲害啦!但願他别挨到炸彈!可是轟炸時炸彈是亂扔的。

    我曾想通過紅十字會去了解他的情況。

    我去見了葉卡傑琳娜·巴甫洛芙娜·彼什科娃。

    她是一位非常可愛、很有教養的女人。

    但她告訴我說,紅十字會也毫無消息。

    據說,我們過去沒有在一個公約上簽字,所以現在無法了解被俘人員的情況。

    英國人和美國人能夠了解,而我們不能。

    ” 這話使謝爾皮林大為震驚。

    是的,他當然知道,甚至還清楚地記得,在上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有過一個紅十字會。

    通過紅十字會可以了解俘虜的情況,甚至還可以給被俘軍官寄送包裹。

    但是,在他的腦海裡,這一切和眼下這場戰争怎麼也聯系不起來:“什麼紅十字會?這一次是和法西斯打仗,它還能有什麼用?還談得上什麼協定、公約?” 簡直不能想象,在我們和法西斯之間,紅十字會協定還會起作用,還可以通過紅十字會去打聽坐在他面前的這個女人的丈夫目前在法西斯俘虜營裡的情況——他死了,還是活着?生活情況怎麼樣? 這個想法,和在這三年戰争中發生的一切,是多麼地不協調,以緻使人感到十分荒謬。

     “可是彼什科娃是一位非常可愛的女人,”皮金的妻子重複了一句。

    “您認識她嗎?” “不認識。

    ” “她本人對我非常關心。

    她的秘書對我也很照顧。

    他們紅十字會裡的人待人都很親切……當然,我是帶了我弟弟的介紹信去見他們的,”她補充說。

     “原來如此!”謝爾皮林想,“上帝的安排真是奧妙莫測!她的丈夫是一個共産黨員,陷身在法西斯俘虜營裡,可她卻拿着弟弟的介紹信去向紅十字會乞助。

    她弟弟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資本主義分子,在索洛夫基流放了十年,而現在當上了不知是主教,還是總主教。

    紅十字會接待她特别親切,就是因為她帶着弟弟的介紹信。

    ” 謝爾皮林早在國内戰争時期就形成的對教會的惡感,非常自然地使他在一生中的任何時刻都不懷疑自己的正确觀點。

    但是,奇怪的是,随着這個善良的胖女人的來訪,生活突然又向他展示了另外一個側面。

    一個他很不理解、然而卻是現實存在的世界出現在他的面前,這個世界屬于另一些人們,屬于對未來懷着與他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理想,而且對過去大概也抱着另一種觀點的人們。

     他沉默不語,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念頭控制住了。

    而皮金的妻子卻把他的沉默看作是談話的結束,認為自己該走了。

     “您大概該去了。

    ”她站起身來。

     他也站了起來,看了看手表。

     “我們慢慢地順着林蔭道走到大門口,時間剛好。

    我們可以相信,下一次我們再見的時候,戰争已經結束,我們已經能夠和根納季·尼古拉耶維奇歡聚一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