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金融資本和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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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上更傾向于重工業。
但是，同樣的工業發展卻使大土地所有者在德國強大起來，提高了農産品價格和增加了地租，但是同時也産生了新的對立的萌芽。
在卡特爾化時期以前，工業的增長加強了工業歡迎自由貿易論和貿易協定的傾向。
它的力量足以造成以低廉的谷物價格來實現工業利益的威脅。
因此，對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來說，工業的發展成為一種危險。
這種危險由于下述情況而變得更加嚴重：在歐洲把大陸變成一個工業國的努力，喚起美國農業的競争，這種競争以谷物價格、地租和地價的急劇下跌威脅着歐洲農業。
金融資本的發展通過改變保護關稅的職能來調解這種對立，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卡特爾化的重工業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
現在，農業的價格水平得到保證，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會提高這一價格水平。
土地所有者的主要憂慮，現在不再是同工業的對立，而是工人問題。
現在，遏止工人的要求成為他們最緊迫的政治問題，因此，他們同時也強烈反對産業工人改善自己狀況的努力，因為每一次這樣的改善都為保持農業勞動力造成困難。
因此，對工人運動的共同的敵視，促使這兩個最強大的階級聯合起來。
同時，由于與小土地所有者的對立的消除，或者至少是極大的減弱，大土地所有者的勢力在增強。
他們之間過去的曆史的對立，由于封建土地貢賦的廢除早已被解決。
谷物價格下降時期和工人問題的困難，使大土地所有者靠犧牲小土地所有者進行擴張的情況，現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
另一方面，為農業關稅的共同鬥争使大小土地所有者聯合起來了。
小企業比大企業更關心對家畜和肉類進口的保護，自然絕不會阻礙聯合，因為關稅隻有通過共同的鬥争才能達到。
此外，農業關稅對土地價格有特殊的影響。
雖然土地價格的上漲對農業本身有害，但對每一個農業土地的所有者卻非常有利。
因此，商業政策的共同鬥争，團結了需要進口農産品的國家中的農業土地所有者的所有階層，從而為金融資本提供了農村的支持。
當合作制度的迅速發展擴大了所有農民經濟的市場銷路和減少了自給自足的生産時，中小土地所有者更是積極地參加這些鬥争。
同時，在這些合作組織中，大所有者很容易取得領導地位，因為一方面不存在強烈的利益對立，另一方面正是他們掌握必需的經驗、知識和權威。
這就又加強了大土地所有者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導緻農村政治日益轉移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
同時，發展的趨勢是，所有者的利益越來越統一化，因為收入來源變得更多樣化了。
關稅政策迅速地增加了地租收入，特别是在過去的十年間，海外農業競争的激烈程度減弱，部分是因為美國的工業發展迅速，部分是因為中南美國家的農業生産雖然發展迅速，但卻不能與需求的增加保持同步。
但是，地租的增加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握有剩餘收入。
不過，把這些收入用于擴大農業生産卻遇到困難，因為正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在土地所有的分配中遇到嚴重障礙。
如果谷物價格提高的趨勢強烈而持久，從而使土地價格提高到适當水平以上；或者如果(這是第二個重要因素)大土地所有者遇到的是陷于貧困的和無法抗拒而不得不抛售土地的農民，那麼，這些障礙就會被克服。
但是，從19世紀70年代中到20世紀頭10年，對農民曾是有利的。
被外國競争全力打擊的和受勞力不足損害最大的，正是大規模耕種谷物和廣泛飼養牲畜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城市對小農業的主要産品&mdash&mdash牛奶、肉、蔬菜、水果等等需求的巨大增加和勞動力問題意義的減小，對中小所有者有利。
隻有當谷物價格下降的趨勢讓位于相反趨勢的時候，大企業才能十分有力地貫徹擴大土地占有的意向。
而這種意向遇到強大的中小所有者的抵抗，它們的主要産品同樣有價格上漲的趨向。
因此，這些剩餘收入不得不主要在對工業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中尋求自己的用場。
這也受下述情況的推動：自1895年以來的狂熱的高漲時期提高了工業的利潤率，這種利潤率不管怎樣都遠遠高于農業利潤率。
這樣使用的可能性也更容易達到了，因為股份制度的發展為來自其他領域的這種投資創造了适當的形式，大工業的集中和聯合也使那些門外漢大大減輕了風險負擔。
此外，真正的農村工業有了迅速的發展，它們由于國家政權(賦稅法)的鼓勵而發展為壟斷；在農村有自己的所在地的工業也迅速地發展起來；最後，對大土地所有者重要的是，由古老時期産生的農地所有和礦山所有的結合。
所有這一切，把大土地所有者階級從一個由地租獲取收入的階級變成為一個除了地租之外還越來越從産業利潤中或從&ldquo可動的資本&rdquo的利潤分成中獲取收入的階級。
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對抵押業務的興趣越來越濃。
但是，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土地價格的水平對這種業務的擴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土地價格越高，抵押債務就越大。
因此，農業關稅的提高，使銀行業務的并非不重要的一部分，成為重要的利益。
同時，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收入的提高，對農業中新投資的增加和集約化經營程度的提高，從而對借入生産資金的增加以及銀行資本投資領域的擴大，提供了刺激。
另一方面，城市資本家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欲望，促使他們謀取地産，或者(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個人聯合的原則)通過聯姻(這是進行社會滲透和防止财産分割的常用的形式)謀求與大地産的結合。
因此，通過由股份制度産生的所有權與生産管理權的職能的分離，便産生了利益一緻化的可能性；而随着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和另一方面産業超額利潤的增加，産生了這種一緻化的現實性。
&ldquo财富&rdquo不再按收入來源，從而不再按來自利潤或地租來區分，而
但是，同樣的工業發展卻使大土地所有者在德國強大起來，提高了農産品價格和增加了地租，但是同時也産生了新的對立的萌芽。
在卡特爾化時期以前，工業的增長加強了工業歡迎自由貿易論和貿易協定的傾向。
它的力量足以造成以低廉的谷物價格來實現工業利益的威脅。
因此，對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來說，工業的發展成為一種危險。
這種危險由于下述情況而變得更加嚴重：在歐洲把大陸變成一個工業國的努力，喚起美國農業的競争，這種競争以谷物價格、地租和地價的急劇下跌威脅着歐洲農業。
金融資本的發展通過改變保護關稅的職能來調解這種對立，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卡特爾化的重工業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
現在，農業的價格水平得到保證，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會提高這一價格水平。
土地所有者的主要憂慮，現在不再是同工業的對立，而是工人問題。
現在，遏止工人的要求成為他們最緊迫的政治問題，因此，他們同時也強烈反對産業工人改善自己狀況的努力，因為每一次這樣的改善都為保持農業勞動力造成困難。
因此，對工人運動的共同的敵視，促使這兩個最強大的階級聯合起來。
同時，由于與小土地所有者的對立的消除，或者至少是極大的減弱，大土地所有者的勢力在增強。
他們之間過去的曆史的對立，由于封建土地貢賦的廢除早已被解決。
谷物價格下降時期和工人問題的困難，使大土地所有者靠犧牲小土地所有者進行擴張的情況，現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
另一方面，為農業關稅的共同鬥争使大小土地所有者聯合起來了。
小企業比大企業更關心對家畜和肉類進口的保護，自然絕不會阻礙聯合，因為關稅隻有通過共同的鬥争才能達到。
此外，農業關稅對土地價格有特殊的影響。
雖然土地價格的上漲對農業本身有害，但對每一個農業土地的所有者卻非常有利。
因此，商業政策的共同鬥争，團結了需要進口農産品的國家中的農業土地所有者的所有階層，從而為金融資本提供了農村的支持。
當合作制度的迅速發展擴大了所有農民經濟的市場銷路和減少了自給自足的生産時，中小土地所有者更是積極地參加這些鬥争。
同時，在這些合作組織中，大所有者很容易取得領導地位，因為一方面不存在強烈的利益對立，另一方面正是他們掌握必需的經驗、知識和權威。
這就又加強了大土地所有者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導緻農村政治日益轉移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
同時，發展的趨勢是，所有者的利益越來越統一化，因為收入來源變得更多樣化了。
關稅政策迅速地增加了地租收入，特别是在過去的十年間，海外農業競争的激烈程度減弱，部分是因為美國的工業發展迅速，部分是因為中南美國家的農業生産雖然發展迅速，但卻不能與需求的增加保持同步。
但是，地租的增加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握有剩餘收入。
不過，把這些收入用于擴大農業生産卻遇到困難，因為正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在土地所有的分配中遇到嚴重障礙。
如果谷物價格提高的趨勢強烈而持久，從而使土地價格提高到适當水平以上；或者如果(這是第二個重要因素)大土地所有者遇到的是陷于貧困的和無法抗拒而不得不抛售土地的農民，那麼，這些障礙就會被克服。
但是，從19世紀70年代中到20世紀頭10年，對農民曾是有利的。
被外國競争全力打擊的和受勞力不足損害最大的，正是大規模耕種谷物和廣泛飼養牲畜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城市對小農業的主要産品&mdash&mdash牛奶、肉、蔬菜、水果等等需求的巨大增加和勞動力問題意義的減小，對中小所有者有利。
隻有當谷物價格下降的趨勢讓位于相反趨勢的時候，大企業才能十分有力地貫徹擴大土地占有的意向。
而這種意向遇到強大的中小所有者的抵抗，它們的主要産品同樣有價格上漲的趨向。
因此，這些剩餘收入不得不主要在對工業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中尋求自己的用場。
這也受下述情況的推動：自1895年以來的狂熱的高漲時期提高了工業的利潤率，這種利潤率不管怎樣都遠遠高于農業利潤率。
這樣使用的可能性也更容易達到了，因為股份制度的發展為來自其他領域的這種投資創造了适當的形式，大工業的集中和聯合也使那些門外漢大大減輕了風險負擔。
此外，真正的農村工業有了迅速的發展，它們由于國家政權(賦稅法)的鼓勵而發展為壟斷；在農村有自己的所在地的工業也迅速地發展起來；最後，對大土地所有者重要的是，由古老時期産生的農地所有和礦山所有的結合。
所有這一切，把大土地所有者階級從一個由地租獲取收入的階級變成為一個除了地租之外還越來越從産業利潤中或從&ldquo可動的資本&rdquo的利潤分成中獲取收入的階級。
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對抵押業務的興趣越來越濃。
但是，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土地價格的水平對這種業務的擴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土地價格越高，抵押債務就越大。
因此，農業關稅的提高，使銀行業務的并非不重要的一部分，成為重要的利益。
同時，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收入的提高，對農業中新投資的增加和集約化經營程度的提高，從而對借入生産資金的增加以及銀行資本投資領域的擴大，提供了刺激。
另一方面，城市資本家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欲望，促使他們謀取地産，或者(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個人聯合的原則)通過聯姻(這是進行社會滲透和防止财産分割的常用的形式)謀求與大地産的結合。
因此，通過由股份制度産生的所有權與生産管理權的職能的分離，便産生了利益一緻化的可能性；而随着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和另一方面産業超額利潤的增加，産生了這種一緻化的現實性。
&ldquo财富&rdquo不再按收入來源，從而不再按來自利潤或地租來區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