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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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29年前寫的我的前著《耶稣傳》第一版的序言裡，我曾特别提到那本書是為神學家們寫的；&mdash&mdash那時還沒有作好為其他人寫書的充分準備，因此，那本書是特意用一種不适合于普通人理解的方式寫成的。
現在這本書則是特意為普通人寫的，我特别努力不使有一句話是任何一個有學識或有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至于專業神學家們是否也願置身于我的讀者之列，對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一段時期中情況已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啊！現在已不再能認為一般公衆對于這種性質的研究沒有準備了。
完全和我自己的任何行動無關，我的死對頭們，就是那些堅決主張為了禮貌我至少也應該用拉丁文來寫的人們，已經急遽地把這些問題抛在公衆面前了。
這些主張慎重的人們的喧嚷，為一些比我自己更不審慎的人加以重複，他們用一種通俗的，然而對我來說卻是不很愉快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直至德國的政治複蘇才終于給宗教的和其他的讨論開放了一個較為自由的講壇。
作為這件事的後果，許多人對于迷戀舊的觀念已經變得不耐煩了，他們振作起來，對宗教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同時在我前著出版時被認為還不為人所熟悉的各種基本概念，從那時以來也已經流行開了。
而且，認為隻有神學家或有學問的人才能理解這些問題的想法，僅僅是一種階級成見罷了。
其實，問題的實質是非常簡單的，每一個頭腦清醒、心地正直的人都可深信不疑，在進行适當思考和正确運用可能方法之後，剩下來他們所不能懂的問題，其本身一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還有，這一段時期已經完全清楚地證明，期望專業神學家們對于這些問題作沒有成見的判斷，恰恰是最難的事情。
其實，他們正是對自己案件判決的當事人。
任何對基督教傳統信仰對象的讨論，尤其是對于作為基礎的福音書記載的讨論，似乎都是對于他們作為精神領袖是否确當表示懷疑。
至于這種懷疑是否正确，那是無關緊要的，這就是他們的想法。
對每一階級或等級來說，他們首先考慮的總是他們自身的安全問題；階級或等級的成員而肯扶助威脅其自身安全的革新運動的總是不多的。
很明顯，一旦基督教不被認為是奇迹，則僧侶階級就不會再是他們一直所表現的那種似乎是天賦異才的人了。
他們的職務将是教誨而不是祝禱，大家知道，前一職務既很艱難又不讨好，而後一職務則報酬既多又很容易。
為了使在宗教問題上獲得進展，那些擺脫職業成見和利害關系的神學家們就應當不怕特殊，向有思想的普通人士伸出手來。
既然神學家們拒絕聽從，我們就隻有轉向人民；正如使徒保羅當猶太人拒絕他的教誨時轉向異邦人一樣[1]。
當人民中比較有知識的人們對僧侶們所通常提供給他們的精神食糧不再感覺有味的時候，後者就會開始考慮給他們提供一種較好的食物了。
但必須對他們加以外部壓力；正如必須對舊派法學家們施加壓力才能使他們采用陪審制和其他類似的改革一樣。
我知道，有些先生們會在這裡婉言諷刺說這是過時的神學家在企圖以精神煽動者的身份重新出現。
就算是這樣吧！米拉波[2]也曾經是一個向人民伸出手來的過時的貴族；而他這一行動的确沒有白費。
我并不是米拉波，回顧以往更自覺問心無愧，對于即使我受到我所選擇的行業排斥的行動尤其是這樣。
供人民使用的這個目的，是我為什麼不給舊的《耶稣傳》出一新版反而出一部除了基本觀念外，和舊著完全不同的新著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情況也導緻了同一結果。
我早就想趁出新版的機會，在答辯反對觀點的同時，用我自己或别人的最新發現成果，對它加以修改和補充，使我這一著作具有對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水平。
但我很快發現，前著的主要意義正在于它是寫在這些發現之前，它所具有的特點将會因對它進行這樣的修改而有所改變或者甚至完全失掉，這就未免可惜。
因為按照它的實在情況來說，它還是近代神學在一個重要時期的曆史紀念碑；它
現在這本書則是特意為普通人寫的，我特别努力不使有一句話是任何一個有學識或有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至于專業神學家們是否也願置身于我的讀者之列，對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一段時期中情況已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啊！現在已不再能認為一般公衆對于這種性質的研究沒有準備了。
完全和我自己的任何行動無關，我的死對頭們，就是那些堅決主張為了禮貌我至少也應該用拉丁文來寫的人們，已經急遽地把這些問題抛在公衆面前了。
這些主張慎重的人們的喧嚷，為一些比我自己更不審慎的人加以重複，他們用一種通俗的，然而對我來說卻是不很愉快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直至德國的政治複蘇才終于給宗教的和其他的讨論開放了一個較為自由的講壇。
作為這件事的後果，許多人對于迷戀舊的觀念已經變得不耐煩了，他們振作起來，對宗教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同時在我前著出版時被認為還不為人所熟悉的各種基本概念，從那時以來也已經流行開了。
而且，認為隻有神學家或有學問的人才能理解這些問題的想法，僅僅是一種階級成見罷了。
其實，問題的實質是非常簡單的，每一個頭腦清醒、心地正直的人都可深信不疑，在進行适當思考和正确運用可能方法之後，剩下來他們所不能懂的問題，其本身一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還有，這一段時期已經完全清楚地證明，期望專業神學家們對于這些問題作沒有成見的判斷，恰恰是最難的事情。
其實，他們正是對自己案件判決的當事人。
任何對基督教傳統信仰對象的讨論，尤其是對于作為基礎的福音書記載的讨論，似乎都是對于他們作為精神領袖是否确當表示懷疑。
至于這種懷疑是否正确，那是無關緊要的，這就是他們的想法。
對每一階級或等級來說，他們首先考慮的總是他們自身的安全問題；階級或等級的成員而肯扶助威脅其自身安全的革新運動的總是不多的。
很明顯，一旦基督教不被認為是奇迹，則僧侶階級就不會再是他們一直所表現的那種似乎是天賦異才的人了。
他們的職務将是教誨而不是祝禱，大家知道，前一職務既很艱難又不讨好，而後一職務則報酬既多又很容易。
為了使在宗教問題上獲得進展，那些擺脫職業成見和利害關系的神學家們就應當不怕特殊，向有思想的普通人士伸出手來。
既然神學家們拒絕聽從，我們就隻有轉向人民；正如使徒保羅當猶太人拒絕他的教誨時轉向異邦人一樣[1]。
當人民中比較有知識的人們對僧侶們所通常提供給他們的精神食糧不再感覺有味的時候，後者就會開始考慮給他們提供一種較好的食物了。
但必須對他們加以外部壓力；正如必須對舊派法學家們施加壓力才能使他們采用陪審制和其他類似的改革一樣。
我知道，有些先生們會在這裡婉言諷刺說這是過時的神學家在企圖以精神煽動者的身份重新出現。
就算是這樣吧！米拉波[2]也曾經是一個向人民伸出手來的過時的貴族；而他這一行動的确沒有白費。
我并不是米拉波，回顧以往更自覺問心無愧，對于即使我受到我所選擇的行業排斥的行動尤其是這樣。
供人民使用的這個目的，是我為什麼不給舊的《耶稣傳》出一新版反而出一部除了基本觀念外，和舊著完全不同的新著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情況也導緻了同一結果。
我早就想趁出新版的機會，在答辯反對觀點的同時，用我自己或别人的最新發現成果，對它加以修改和補充，使我這一著作具有對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水平。
但我很快發現，前著的主要意義正在于它是寫在這些發現之前，它所具有的特點将會因對它進行這樣的修改而有所改變或者甚至完全失掉，這就未免可惜。
因為按照它的實在情況來說，它還是近代神學在一個重要時期的曆史紀念碑；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