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無法調和的，從而會進一步加深他們的焦慮，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正是這個惡性循環使神經症症狀變得愈加嚴重。

     根據這一觀點，她分析了一系列防禦措施。

    防禦措施背後的驅動力是神經症患者區别于正常人的關鍵，即對抗焦慮以獲得安全感。

    這主要表現在神經症需要上，她重點探讨的是對愛的需要以及對權力、威望和财富的追求。

     霍妮神經症理論的獨創性還體現在基本焦慮與基本敵意這兩個概念上。

    基本焦慮就是對世界的普遍焦慮，它不需要現實刺激源，而是産生于童年的生活環境，尤其是父母所制造的成長氛圍，缺乏愛的氛圍也會引發基本敵意。

    這種态度本身并不形成神經症，卻是滋生神經症的沃土。

    她還用政治動亂作比喻：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相當于潛在的不滿和抗議，而暴亂、罷工等表現形式則相當于神經症的各種症狀。

     此外，在這本書中，霍妮還闡述了與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諸多分歧。

    她師從弗洛伊德的得意門生卡爾·亞伯拉罕，又憑借自身非凡的洞察力，成為新精神分析學派的著名女性領袖人物。

    她認為，童年經曆與生理因素對于神經症的産生和發展确實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其共同基礎，尤其是人格性神經症的共同基礎，仍然是社會文化因素。

    正是文化中固有的困境，造成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也就是說，神經症是文化與時代的副産物。

     社會和文化都離不開人，人也無法脫離環境，這麼說來，神經症的出現似乎是人類作繭自縛的結果。

    但不管怎樣，霍妮在書末将神經症患者比作文化的&ldquo繼子&rdquo，這個比喻真是再精準不過了。

     然而，如果将神經症的共同決定因素歸為文化與時代，我們就不得不思考，随着時代的變遷和文化的跨越，這個理論是否始終成立。

    另外，循着這套方法去剖析神經症，同時也能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文化與時代下的思想意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尋得一絲心靈的自由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