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追求權力、威望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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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自己在其他行為中壓榨或剝削了别人。

     剝削他人的這些傾向伴随着一種羨慕、嫉妒的情緒态度。

    如果别人擁有我們很想具備的某種優勢,大多數人都會感到些許嫉妒。

    然而,正常人嫉妒的重點在于他會設法讓自己也擁有這些優勢;而神經症患者的嫉妒目标是即便他完全不需要這些優勢,他也會嫉妒别人具備這些優勢。

    這種類型的母親常常嫉妒孩子的快樂,并恐吓以&ldquo樂極生悲&rdquo的危險。

     神經症患者會為嫉妒的态度尋求一個合理的依據,借此掩飾這種态度粗魯的一面。

    别人的優勢,不管是關于一個玩偶、一個姑娘、一種閑暇還是一份工作,在他們看來都太榮耀、太出色,以至于他覺得自己的嫉妒完全合情合理。

    這種辯解可能隻有借助于無意識地歪曲事實:低估自己,幻想别人的優勢是他真正想要的。

    這種自欺竟然能使他真的相信自己之所以處于一種痛苦狀态中是因為他沒有别人的這個優勢,而全然忘記自己在其他所有方面具備的那個人所沒有的優勢。

    由于這種歪曲,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他無法享受和欣賞任何可能得到的幸福。

    然而,這種無能保護了他,使他免受别人可怕的嫉妒。

    他并非有意不讓自己滿足于他所擁有的一切,就像很多正常人一樣,他們有很好的理由保護自己,以免遭受某些人的嫉妒,因而歪曲他們的真實情況;他做了全面且徹底的歪曲工作,而且真的剝奪了自己的所有愉悅。

    最後,他想擁有一切,但由于他破壞性的動力和焦慮,他最終兩手空空。

     很明顯,剝削或壓榨傾向,和我們讨論過的所有其他敵意傾向一樣,不僅來源于受損的人際關系,還會引發更深的損害。

    尤其是,如果這個傾向多多少少是無意識的,就像通常發生的那樣,這必然使他對别人感到難為情,甚至是羞怯。

    對于那些他無所期待的人,他可能處之泰然,但一旦有可能從某人身上獲得任何好處,他就會變得不自在。

    這個好處可能是某些實實在在的事物,如信息或建議;也可能是某些無形的東西,如未來的某個時候得到他人青睐的可能性。

    和所有其他關系一樣,性愛關系也不例外。

    這種類型的神經症患者,面對她不在乎的男性會表現得率性自然,但面對她想要赢得好感的男性,就會感到拘泥窘迫。

    因為對她來說,得到他的愛的意義等同于從他身上得到什麼好處。

     這類人可能有特别強的賺錢能力,因而把他們的沖動引入積聚财富的軌道之中。

    更多的時候,他們會形成一種緻富領域的抑制性反應&mdash&mdash遲遲不肯索要報酬,或功高薄賞,因而表現得比真實情況更慷慨大方。

    然後,他們很可能開始不滿自己的微薄收入,并常常不知道這種不滿的緣由。

    如果神經症患者的抑制已經分布到他的整個人格中,結果就是他通常無法獨立自主,并且他将不得不靠他人的支持。

    然後,他會過着寄生蟲式的生活,借以滿足自己的壓榨傾向。

    這種寄生态度并不一定表現為一種極端粗俗的形式,即&ldquo世界欠我一條生計&rdquo,還有可能采取更為巧妙狡猾的形式,即指望别人去幫助他、采取主動、為他的工作事宜出謀劃策&mdash&mdash簡而言之,就是指望别人為他的人生負責。

    總的來說,其結果就是造成了一種奇怪的人生态度:他對于自己的人生沒有清晰的概念,不知道有所建樹還是碌碌無為其實全在于他自己,他反而表現得好像一切都與他無關,似乎好壞都是在于外部因素而跟自己一點關系都沒有,似乎他有權從别人那裡指望好事,并為所有壞事而責怪他們。

    由于在這樣的情形下,往往産生的壞事比好事多,所以他難免對這個世界心生憤懑。

    在愛的神經症需要中也能發現這種寄生态度,尤其是在愛的需要采取追求物質幫助的形式之時。

     剝削或壓榨的神經症傾向的另一個常見結果是:他為受人欺騙或剝削而感到焦慮。

    他可能生活在無盡無休的恐懼之中,害怕别人利用他,害怕被人竊取金錢或觀點,他會害怕他遇到的每一個人,害怕别人對他另有所圖。

    如果真的被騙了&mdash&mdash諸如出租車司機沒有走最近的路或服務員要價過高,他就會變得異常憤怒。

    向他人施展淩辱傾向的心理價值非常明顯,對他人義憤填膺遠遠比積極面對個人問題更令人愉悅,而且癔症患者常常把譴責當作脅迫手段,或迫使對方内疚并借此折磨對方。

    辛克萊·劉易斯在其作品中通過多茲沃思夫人這一人物對這種策略有非常精彩的描寫。

     權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經症追求,其目的和功能可粗略地圖示如下: 目的安全感的對抗對象敵意的表現形式 權力無助支配他人的傾向 威望羞辱羞辱他人的傾向 财富貧乏剝削他人的傾向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成就之一,就是看到并強調了這些追求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在神經症表現中的作用及其僞裝。

    然而,阿德勒認為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傾向,而這些追求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解釋說明[1];他把它們在神經症中自我惡化的原因追溯到了自卑感和生理補償。

     弗洛伊德同樣看到了這些追求的諸多内涵,但他并沒有把它們聯系起來看待。

    他認為威望追求是自戀傾向的表達。

    他對于權力和财富追求以及其中涉及的敵意的看法獨出心裁,認為它們是&ldquo肛門&mdash施虐階段&rdquo的衍生物。

    但後來,他也承認這種敵意無法還原為性本源,于是認為它們是&ldquo死本能&rdquo的表達方式,因而始終忠于他所提出的生物導向。

    無論是阿德勒還是弗洛伊德,他們既沒有發現焦慮在引發這種動力方面的作用,也沒有看到它們的表現形式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 [1]在尼采的《權力意志》中也能找到對權力渴望的片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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